上回说到，坐了一夜火车，从上海到湘北山沟一家工厂，我立马就改变了身份，套一句《楚辞》——何昨日之“老九”兮，今直为此“师傅”也。
　　这家工厂，上回说过，是部队所属，还是“三线”工程。“三线”，恐怕80后、90后，已有许多人不知其为何物了。简单说，就是落实“伟大领袖”“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在崇山峻岭之中，“靠山进洞”，建设一批工厂、仓库、基地等等，以防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时，工业基础全被摧毁。在西南大山里的叫“大三线”。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当初花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建起来的山里洞中之工程，不知还有几处保留，见到报道的，有些变成了游览参观所在，徒令人为其规模之巨，舌桥不下。我去的这家工厂地处大江之南，有山，但不高，名曰黄茅。石油化工企业离不开水，所以近长江。据说也有“最高指示”，是京剧《失空斩》里诸葛亮的一句唱词：“靠山近水扎大营。”因为不在“大三线”的区域，所以叫“小三线”。企业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炼油，地处江边，建有码头，以便于运输。炼油的工艺本已成熟，但听说起先也要“照办” “靠山进洞”，非要把立式的炼塔卧倒塞进山洞，费尽心力不成，这才罢手。我去的时候，一座座炼油装置已经矗立在江边了。另一部分是化工，虽不进洞，却也进沟，一条大山沟进去，分出许多沟岔。沟岔编号，十来家工厂各占一条。再一部分，是纺织总厂，厂址建在湖北蒲圻的山里。江边，就是昔日赤壁之战的古战场，据说还能捡到箭镞之类旧物，也算是“折戟沉沙铁未销”了。据考，苏东坡的《赤壁赋》搞错了地方，这里才是正宗。靠近江边有一座小庙，里面供着刘、关、张和诸葛先生四尊泥塑。“文革”之世不曾砸烂，还有当地百姓用印花被面做成的袍子披挂在身，也算异数。对岸今属洪湖，曹操“危于乌林”，就在彼处。蒲圻的纺织总厂始终没有投产，到现在，听说早已人去楼空，一片荒芜，白交了“学费”。
　　这么大一家企业要平地而起，所需人手自然很多。领导，由总后勤部调派；“三通一平”有总后勤部一个工程兵团；厂房、装置，有“四化建”（第四化工建设公司）；技术力量呢？一个化工部的合成纤维研究所整体从北京迁到了山沟，成了研究院，搞研究的专家，留洋的博士，在那里一切重起炉灶，白白耗费了许多光阴。不过那时到处都在折腾，也就无所谓了。还是套一句《楚辞》——与世而皆折腾兮，吾又何怨乎此中人。
　　至于各个工厂的技术人员从哪里来，好办。1966年起，全国大学生都留在学校“闹革命”，没有分配工作。后来到了“斗批改”阶段，大都陆续被赶到军垦农场劳动。部队用人，只要到各军垦农场调看档案， “按图索骥”，谁敢不从？于是，数百大学生浩浩荡荡云集山沟，先是挖土、卸货、建房，待到土建完成，就要分配到具体单位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我们的干部分配办法，大致就是解放区方式和苏联方式的结合。解放区方式其实也是从苏联搬来的。革命时代，革命党的工作就是革命。所以不用讲什么专业对口，更不要说什么个人志愿或个人爱好，挑三拣四就会被认为拈轻怕重或个人意见第一。有了这样的考语，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服从分配”是唯一选择。建国以后，专业性工作多了，大学毕业生又稀缺，所以分配工作，原则上还是要考虑专业对口，不过，毕业生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一切“服从分配”还是同革命年代一样的。时兴的一句话，就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后来学雷锋，又变成：“我是一颗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大概是1956年前后吧，看过一场话剧，剧本是苏联的（现在许多报刊都喜欢说“前苏联”，但谁是“后苏联”呢？既无后，怎有前？譬如刘邦建了汉朝，因为又有一个姓刘的所建朝代也称汉，所以才有以时间来区分的前后汉或以都城位置区分的西东汉。苏联解体之后，分为若干国家，没有一个还叫苏联，加一个“前”，似无必要）。剧名、剧情通忘了，只记得剧中一位老太太对大学生分配发了一通牢骚，说：真不明白，好好一对恋人，为什么女的分到乌克兰，男的非要分到堪察加？这句台词儿引起了全场大笑。因为中国的分配也大同小异。譬如，当年大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如果有人“恋”上了，而且“暴露”了，那么，在分配时遇上不讲人情的领导，作为惩罚，便一定将其拆散。如果遇到顾惜人情的，多半也会把两人一起分到艰苦的地方或别的学生不愿去的单位，以示虽有照顾，亦有惩戒。
　　不过，学校的分配只是第一道工序，到了报到的地方，还要作第二次分配。这第二次分配，遭遇就各不相同了。
　　一位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分到了一个小县城里，县里没有报纸，也没电台，往哪儿分呢？管分配的一问，说还学过摄影，于是大笔一挥，分到了县里的照相馆，算是专业对口。山沟里一下来了那么多大学生，虽说几乎都是出身名校，无奈要人时不管需要，拉到篮里都是菜，到了这里，许多人的专业能派什么用场，管分配的也实在难于搞清。于是只能如中医说的“医者，意也”，分配也来个以意度之。
　　一位留洋的博士，虽说学的同合成纤维有关，但却不是工科，如分配在实验室做所学范围的研究自然得心应手，但却分到车间当了技术员。车间里的活儿是进料岀料，同实验室全然不同，自然全无头绪，结果被工人嘲笑一通，说：连这都不懂，还博士呢！亏得这位博士脾气好，没把这些嘲弄当回事。但在那个时代，这却印证了“读书越多越蠢”的“真理”。“真理”就是这样炼成的。
　　分配中更为滑稽的事情还多：
　　学什么的？“物理。”专业？“磁学。”听者以为是“瓷学”。化工厂里学瓷学的往哪儿放呢？只有物资总库里坛坛罐罐多，不乏陶瓷制品，于是便到物资总库报到去了。岂知此磁学不是彼瓷学。总库没有办法，反正大学生都多认几个字儿，笔下来得，于是叫他去了宣传科。
　　另一位也是来自名校。学什么的？“内燃机车制造。”好吧，去运输大队。可怜运输大队虽有一截铁路，却只有一台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制造，到此何用？不要紧。大学生嘛，到宣传科去吧。
　　我到工厂变成“师傅”之后，不久也到了宣传部门，同各分厂的宣传科交道打得多了，才知道宣传科大学生多的奥妙。
　　这类分配，所在多有，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行行出状元”嘛，干什么都是干革命。“革命”崇拜是上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于是只要以“革命”为名义，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不容辩驳。多少青年的热情、理想、抱负、青春，也就这样消溶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了。
　　
　　（作者为《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