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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11月10日“工总司”在北京、上海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以赴京控诉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煽动数千群众聚集沪宁铁路安亭站，企图强行乘车北上，继又拦截客车，卧轨挡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36趟客货车停运，酿成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11日10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11月13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背着中共上海市委擅自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等五项要求，激起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侯美度《1966年安亭事件中的张春桥》作为一家之言，提供了所亲历的一些史料，可供研究。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18岁，在上海市市东中学读高二，改名红鸥。这年11月，我参加了“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成立大会，从此卷进了上海“文革”的漩涡。反思十年浩劫，我曾做过错事，也做过好事。现将我亲历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回忆如下。
一、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
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
1966年11月12日凌晨，张春桥乘吉普车心急火燎地赶到安亭。
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王洪文、潘国平与张春桥谈判，包炮居中，不时帮两方讲几句话，张春桥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亲笔起草的电文原稿。
张春桥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又不听工人代表的汇报，对王洪文等人破口大骂说：“你们搞些什么名堂，你们这样停止生产北上控告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革命事件，这都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按以前中央规定，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去，叫工人统统回上海，有什么事情到上海再说。”
12日上午8时，天下着大雨，张春桥披着军大衣和潘国平、王洪文乘坐大卡车来到安亭堆料场。他看到在场的两千名工人没人打伞，没人披雨衣，都站在雨中，便推掉王洪文撑在他头上的伞，王洪文明白这是不搞特殊化的意思，便把伞收起来了。
他第一句话说：“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这句话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工人们抢话筒发言，想起这几天挨冻受饿，病倒昏倒，眼泪禁不住往下掉。工人们哭完了，说完了。张春桥表态，他读了陈伯达电报原稿后说：“ 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他又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说完话走了。他的表态引起造反队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我们这些在场红卫兵的不满。
作为当时“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对于张春桥的训斥，根本不回一句嘴，并抱头大哭说：“我们犯错误了。”王洪文动员工人们回上海，只有一半人愿意跟他回上海，还有一半人骂他右倾，造他的反，坚决跟他分道扬镳。中午，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队员回到上海。下午4时，张春桥得知还有一千多人没有回到上海，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把这批人劝回上海。
步行北上的造反队员在谢鹏飞的带领下晚上到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宿营”。
王洪文坐着张春桥派给他的轿车，来到昆山。他刚进校门，就被“尖刀班”扣住了，“尖刀班”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像押罪犯一样把他押到谢鹏飞等头目面前。王洪文被“尖刀班”的年轻人关在一间教室里，半夜， 他趁“看守”打盹之机逃了出来。
12日晚，张春桥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的标志，他认为只要他表态支持上海工人造反，工人会按中央指示全部撤回上海，安亭事件便可以顺利解决。江青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把这些新情况立即向主席汇报。
13日中午，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紧急常委会，研究了“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曹荻秋打通了当时的中国第四号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电话，陶铸同意上海市委的意见，即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
张春桥还与陶铸通了电话。（详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下午3时30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以个人名义签字。五项要求（原文）是：
一、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后，上海市委立即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在市委常委会上，张春桥受到了整个上海市委的一致反对，他们责问张春桥：“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张春桥签五条，完全是先斩后奏，他不仅没有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甚至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招呼，他昨晚和江青通电话时，也不知道有这五项要求，在文化广场，他来不及与江青通电话请示就下了决心，签完五条从文化广场回到康平路，这才打电话给陈伯达，把签字的情况告诉陈伯达。晚上，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表示完全同意张的做法。一分钟后，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擅作主张。陈伯达已经站在张春桥一边，给他们讲了许多大道理。
二、向红卫兵求助
11月13日晚上，安亭事件并没有打上句号。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苏州市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步行到苏州，占领了几家苏州澡堂。江苏省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占领了江苏省委大院。如果北上的工人再制造苏州卧轨事件、南京卧轨事件，张春桥将逃不掉干系，因为是他承认安亭卧轨事件是革命行动。退一步说，即使这批北上工人不卧轨，老老实实步行到北京，他也照样完蛋。中央要他把全部北上的工人截回上海，他没有做到，他还直接违背了周恩来、陶铸关于“不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行动”的指示，违背了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的精神。他不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反对党中央”的罪名就会落到他的头上。这可是掉“颗郎头”（沪语：脑袋）的罪名。他曾恐吓潘国平、王洪文：“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是够杀头了。”他们够杀头，他支持他们，他又该当何罪呢？反革命包庇罪？教唆罪？渎职罪？如果他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他就不会因为支持工人造反派而获罪，相反还能立功。可是苏州北上的工人根本不把张春桥看在眼里，还把他派出去的王洪文关押起来。上海市委不可能救他，他已经跟他们闹翻了。 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呢？
11月14日上午。电话铃响，我在巨鹿路“工总司”、“炮司”联合办公室拿起电话。
“我是张春桥，我找‘炮司’的红卫兵。”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
“能说一说苏州、南京的情况吗？”对方用的是商量的口吻。
我如实地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张春桥。
“这样吧，请你们红卫兵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张春桥说。
二十分钟后，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汪在银送到康平路。
张春桥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一见我们进来，立刻迎上来和我们握手。
老汪头领着我们读了几段语录后，用湖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张春桥同志，请你先谈谈你的想法。”
张春桥谈起奉中央文革之命亲自到上海，一直谈到签五条，他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安亭事件，我来上海之前，他把我找去谈了话，要我把安亭事件处理好。江青同志亲自把我送上飞机。我到上海来了以后，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做了些工作，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回上海了，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继续北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我到上海是来解决安亭事件的，现在没有解决好，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我这才发现张春桥眼圈发黑，神色疲惫，嘴唇和手指被香烟染得很黄。我说：“张春桥同志，您应该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做。”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有你们红卫兵小将支持，安亭事件一定能解决好，你们说是不是？”张春桥说。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我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到苏州，把北上的造反队员全部劝回上海，然后到南京，把那里北上的造反队员也全部劝回上海。任务很艰巨，你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去？”
“我愿意，你呢？”我大叫起来。老汪头比我动作还快，他已经站起来，粗声大气地说：“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走。我去把他们统统抓回来。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不要急呀，我还要给你们派两辆吉普车，给你们开两封介绍信，我在文化广场的讲话录音，你们也带上，你们吃饭问题，住宿问题请当地政府解决，你们看看，你们还需要什么？”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随时要跟您联系。”我想了想说。
“你们再想想还要什么？我现在就给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写信，写上红鸥、汪在银两位小将的大名，请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协助你们，一会你们带上这封介绍信。”张春桥边写信边说。
“红鸥呀，这事全权委托给你们红卫兵小将了，我嘛，就不准备去了，在上海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在上海等你们的好消息。”临分手时，张春桥又一次和我们握手道别。
三、在苏州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带着张春桥的亲笔信及录音带，回到巨鹿路。大话说出口了，兵在哪儿？厚道的孙赤峰二话没说，到交大去搬兵，老汪头打电话搬救兵，我则站在门口“钓鱼”，来一个拦一个。
不一会，孙赤峰带了八九个“反到底”红卫兵到，再加上我和老汪头网到的“鱼”，共有十五六个人。两小时后，我们乘着吉普车来到苏州。
北上的造反派队员被苏州市委安置在苏州铁路中学。中午，我们一行人迈着解放军的步伐，排着队，呼着口号走进铁路中学。许多工人认识我，知道我是陈伯达电报也敢批的小左派，都涌上来和我们打招呼。我说：“请大家到教室里坐，我们红卫兵要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工人们分坐几个教室，我们红卫兵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到几个教室进行宣传。我和老汪头刚踏进一个教室，工人们非要拉我唱歌，我只好唱了一段《造反歌》。我刚唱完，工人们鼓起掌来，还叫“再来一个”。我可不想再来一个了，我赶紧掏出红宝书：“请同志们翻到第一页，第一段。”我们读了一段又一段，工人们的态度很认真很虔诚。读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讲话：“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代表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 取得了胜利，张春桥同志同意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革命要求。现在我来读一下……”老汪头在教室里来回走，分发《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的传单。“工人同志们，我们到北京告状是为了争取合法的权利，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就是杀回上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讲完了，没有人为我鼓掌，工人们沉默不语，他们从大道理上讲承认我说得对，但极不愿意回上海，多少次羡慕地看着红卫兵去串连，现在找到这么个机会，哪能轻易放弃。
又上来几个红卫兵好言劝工人们回上海，张春桥的录音讲话也放过了，工人们依然沉默，不鼓掌，不表态。气氛一度僵滞。
老汪头上来讲话了，他可没有我这份耐心，他翻开硬纸板讲义夹，垂下吉普赛人的大脑袋念道——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严正声明（回忆稿）：
1.自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之日起，谁还要继续北上，谁就是反革命！
2.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处理安亭事件，谁还要继续北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教室里再也不安静了，工人们交头接耳。我很吃惊，老汪头这份声明，我一点也不晓得，他也没和我商量过，肯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为。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耿金章站起来，说：“红卫兵小将，刚才你们读的五条，那是张春桥为王洪文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大家同意不同意？”工人们齐声应道“同意”。
我很没有经验，听耿金章提这个要求，就想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去打电话。我说：“好，我去把张春桥叫来，为你们签字。”我和几个红卫兵匆匆赶到苏州市委，要通了上海的电话，我告诉张春桥，工人已答应回上海，只要他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张春桥轻松地一口答应。 晚上，张春桥赶到苏州，在市委招待所与耿金章谈判，我和老汪头都在场。耿金章掏出类似五条的要求，张春桥看了看，沙沙地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耿金章得意地笑笑，他收好《五条》后，向张春桥提出要魏文伯、曹荻秋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否则不回上海。他振振有词地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看样子张春桥着实吃了一惊，但他不露声色地说：“我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我立刻打电话到巨鹿路，是许云飞接的电话，我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要他赶快想办法，把魏文伯、曹荻秋“揪”到苏州检讨。
许云飞接了我的电话后，把卫东（复旦学生，“炮司”红卫兵）等七八个红卫兵从被窝里拉起来，说有紧急任务。
大家的精神立刻亢奋起来，他们来到康平路市委大院门口，站岗的解放军不让进。许云飞的牛劲上来了，第一个从围墙上爬进去，其他几个红卫兵也跟着翻墙进去。许云飞闯进一间房间，房间里铺着红地毯，陈设很气派，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给魏文伯的公函，断定这间房间主人是魏文伯，于是给魏留了一张条子，勒令魏三天内接见他，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写完条子，几个人坐在地毯上，开始静坐示威。11月15日，这几个人开始绝食，因为他们无法出去弄早饭，出康平路的门，白天要进来更困难。绝食未到中午就结束了。有人来通知许云飞等人，曹荻秋、张春桥在会议室等你们。
原来中央方面也有了变化。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共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5页）15日，王力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五项要求。”
许云飞几个先到《支部生活》编辑部饱餐一顿，然后到会议室，会议室除了曹荻秋、张春桥外，还有《解放军报》记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记者等十几人。
许云飞首先开炮：“上海出现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委害怕群众、欺骗群众造成的，我们都希望北上的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请曹荻秋自己出面，以求得群众谅解。”
张春桥点头称是，讲了一大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话。
为了缩小事态，尽快结束安亭事件，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曹荻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到苏州去与工人见面。
会后，三辆轿车直驰苏州，曹荻秋、韩哲一一辆车，张春桥一辆车，许云飞等人也乘一辆车。
耿金章又拿出一份《五项要求》，内容与第一份《五项要求》差不多，张春桥很快签完字，曹荻秋、韩哲一在张春桥名字旁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和老汪头提出工人同志要见三位领导，三位领导爽快地同意了。
11月16日一早，几辆大轿车开进铁中接工人回上海。工人要求风风光光回上海，他们提出要乘大轿车，我与苏州市委商量，苏州市委同意派大轿车。
送走“工总司”苏州大队，我们又坐上吉普车，奔下一站——南京。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耿金章，我们商量到了南京后，先个别与工人们谈心，然后再开大会。
戴祖祥是“工总司”南京大队的头领。在江苏省委招待所，我们没有找到潘国平，于是向精明瘦小的戴祖祥介绍了上海、苏州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来接工人回上海的。
戴祖祥对我们异常亲热，他说我们天天盼，日日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在南京北上工人大会上，我们宣读了双五条（上海五条、苏州五条），工人们长时间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杀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戴祖祥说：“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回上海的，是极其光荣的。今天‘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小将带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上海的亲人来接我们回上海，我们全体北上工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江苏省委很爽气，派了专列送上海工人回上海。
暮色渐浓，我们把最后一批北上的工人送上火车，看着列车离开月台，向上海开去。
至此，张春桥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圆满地完成了。1968年，张春桥在上海市革会常委会上说：“在安亭事件中，有一个红卫兵救过我，她叫红鸥。”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救了他。
11月16日下午。在上海红都剧场，张春桥接见从苏州返沪的上海工人。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18岁，在上海市市东中学读高二，改名红鸥。这年11月，我参加了“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成立大会，从此卷进了上海“文革”的漩涡。反思十年浩劫，我曾做过错事，也做过好事。现将我亲历的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回忆如下。
一、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
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
1966年11月12日凌晨，张春桥乘吉普车心急火燎地赶到安亭。
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王洪文、潘国平与张春桥谈判，包炮居中，不时帮两方讲几句话，张春桥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亲笔起草的电文原稿。
张春桥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又不听工人代表的汇报，对王洪文等人破口大骂说：“你们搞些什么名堂，你们这样停止生产北上控告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革命事件，这都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按以前中央规定，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够杀头了。现在你们给我回去，叫工人统统回上海，有什么事情到上海再说。”
12日上午8时，天下着大雨，张春桥披着军大衣和潘国平、王洪文乘坐大卡车来到安亭堆料场。他看到在场的两千名工人没人打伞，没人披雨衣，都站在雨中，便推掉王洪文撑在他头上的伞，王洪文明白这是不搞特殊化的意思，便把伞收起来了。
他第一句话说：“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这句话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工人们抢话筒发言，想起这几天挨冻受饿，病倒昏倒，眼泪禁不住往下掉。工人们哭完了，说完了。张春桥表态，他读了陈伯达电报原稿后说：“ 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他又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说完话走了。他的表态引起造反队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我们这些在场红卫兵的不满。
作为当时“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对于张春桥的训斥，根本不回一句嘴，并抱头大哭说：“我们犯错误了。”王洪文动员工人们回上海，只有一半人愿意跟他回上海，还有一半人骂他右倾，造他的反，坚决跟他分道扬镳。中午，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队员回到上海。下午4时，张春桥得知还有一千多人没有回到上海，立即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把这批人劝回上海。
步行北上的造反队员在谢鹏飞的带领下晚上到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宿营”。
王洪文坐着张春桥派给他的轿车，来到昆山。他刚进校门，就被“尖刀班”扣住了，“尖刀班”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像押罪犯一样把他押到谢鹏飞等头目面前。王洪文被“尖刀班”的年轻人关在一间教室里，半夜， 他趁“看守”打盹之机逃了出来。
12日晚，张春桥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与“工总司”几个小时的接触，张春桥已经倒向“工总司”。他告诉江青，安亭事件是上海工人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的标志，他认为只要他表态支持上海工人造反，工人会按中央指示全部撤回上海，安亭事件便可以顺利解决。江青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主席很关心安亭事件，她要把这些新情况立即向主席汇报。
13日中午，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紧急常委会，研究了“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曹荻秋打通了当时的中国第四号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电话，陶铸同意上海市委的意见，即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
张春桥还与陶铸通了电话。（详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下午3时30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并以个人名义签字。五项要求（原文）是：
一、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后，上海市委立即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在市委常委会上，张春桥受到了整个上海市委的一致反对，他们责问张春桥：“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张春桥签五条，完全是先斩后奏，他不仅没有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甚至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招呼，他昨晚和江青通电话时，也不知道有这五项要求，在文化广场，他来不及与江青通电话请示就下了决心，签完五条从文化广场回到康平路，这才打电话给陈伯达，把签字的情况告诉陈伯达。晚上，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表示完全同意张的做法。一分钟后，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和上海市委、华东局商量，擅作主张。陈伯达已经站在张春桥一边，给他们讲了许多大道理。
二、向红卫兵求助
11月13日晚上，安亭事件并没有打上句号。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苏州市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步行到苏州，占领了几家苏州澡堂。江苏省委告急，上海一千多北上工人占领了江苏省委大院。如果北上的工人再制造苏州卧轨事件、南京卧轨事件，张春桥将逃不掉干系，因为是他承认安亭卧轨事件是革命行动。退一步说，即使这批北上工人不卧轨，老老实实步行到北京，他也照样完蛋。中央要他把全部北上的工人截回上海，他没有做到，他还直接违背了周恩来、陶铸关于“不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行动”的指示，违背了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的精神。他不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反对党中央”的罪名就会落到他的头上。这可是掉“颗郎头”（沪语：脑袋）的罪名。他曾恐吓潘国平、王洪文：“你们破坏交通命脉这一条就是够杀头了。”他们够杀头，他支持他们，他又该当何罪呢？反革命包庇罪？教唆罪？渎职罪？如果他能把工人全部截回上海，他就不会因为支持工人造反派而获罪，相反还能立功。可是苏州北上的工人根本不把张春桥看在眼里，还把他派出去的王洪文关押起来。上海市委不可能救他，他已经跟他们闹翻了。 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以帮他摆脱困境呢？
11月14日上午。电话铃响，我在巨鹿路“工总司”、“炮司”联合办公室拿起电话。
“我是张春桥，我找‘炮司’的红卫兵。”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
“能说一说苏州、南京的情况吗？”对方用的是商量的口吻。
我如实地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张春桥。
“这样吧，请你们红卫兵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张春桥说。
二十分钟后，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汪在银送到康平路。
张春桥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们，一见我们进来，立刻迎上来和我们握手。
老汪头领着我们读了几段语录后，用湖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说：“张春桥同志，请你先谈谈你的想法。”
张春桥谈起奉中央文革之命亲自到上海，一直谈到签五条，他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安亭事件，我来上海之前，他把我找去谈了话，要我把安亭事件处理好。江青同志亲自把我送上飞机。我到上海来了以后，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做了些工作，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回上海了，还有一部分工人同志继续北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我到上海是来解决安亭事件的，现在没有解决好，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我这才发现张春桥眼圈发黑，神色疲惫，嘴唇和手指被香烟染得很黄。我说：“张春桥同志，您应该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做。”
“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有你们红卫兵小将支持，安亭事件一定能解决好，你们说是不是？”张春桥说。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我和你们商量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到苏州，把北上的造反队员全部劝回上海，然后到南京，把那里北上的造反队员也全部劝回上海。任务很艰巨，你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去？”
“我愿意，你呢？”我大叫起来。老汪头比我动作还快，他已经站起来，粗声大气地说：“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走。我去把他们统统抓回来。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张春桥说：“小将同志，不要急呀，我还要给你们派两辆吉普车，给你们开两封介绍信，我在文化广场的讲话录音，你们也带上，你们吃饭问题，住宿问题请当地政府解决，你们看看，你们还需要什么？”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随时要跟您联系。”我想了想说。
“你们再想想还要什么？我现在就给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写信，写上红鸥、汪在银两位小将的大名，请苏州市委、江苏省委协助你们，一会你们带上这封介绍信。”张春桥边写信边说。
“红鸥呀，这事全权委托给你们红卫兵小将了，我嘛，就不准备去了，在上海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我在上海等你们的好消息。”临分手时，张春桥又一次和我们握手道别。
三、在苏州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带着张春桥的亲笔信及录音带，回到巨鹿路。大话说出口了，兵在哪儿？厚道的孙赤峰二话没说，到交大去搬兵，老汪头打电话搬救兵，我则站在门口“钓鱼”，来一个拦一个。
不一会，孙赤峰带了八九个“反到底”红卫兵到，再加上我和老汪头网到的“鱼”，共有十五六个人。两小时后，我们乘着吉普车来到苏州。
北上的造反派队员被苏州市委安置在苏州铁路中学。中午，我们一行人迈着解放军的步伐，排着队，呼着口号走进铁路中学。许多工人认识我，知道我是陈伯达电报也敢批的小左派，都涌上来和我们打招呼。我说：“请大家到教室里坐，我们红卫兵要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工人们分坐几个教室，我们红卫兵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到几个教室进行宣传。我和老汪头刚踏进一个教室，工人们非要拉我唱歌，我只好唱了一段《造反歌》。我刚唱完，工人们鼓起掌来，还叫“再来一个”。我可不想再来一个了，我赶紧掏出红宝书：“请同志们翻到第一页，第一段。”我们读了一段又一段，工人们的态度很认真很虔诚。读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开始讲话：“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代表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 取得了胜利，张春桥同志同意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革命要求。现在我来读一下……”老汪头在教室里来回走，分发《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的传单。“工人同志们，我们到北京告状是为了争取合法的权利，现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就是杀回上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讲完了，没有人为我鼓掌，工人们沉默不语，他们从大道理上讲承认我说得对，但极不愿意回上海，多少次羡慕地看着红卫兵去串连，现在找到这么个机会，哪能轻易放弃。
又上来几个红卫兵好言劝工人们回上海，张春桥的录音讲话也放过了，工人们依然沉默，不鼓掌，不表态。气氛一度僵滞。
老汪头上来讲话了，他可没有我这份耐心，他翻开硬纸板讲义夹，垂下吉普赛人的大脑袋念道——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严正声明（回忆稿）：
1.自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之日起，谁还要继续北上，谁就是反革命！
2.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毛主席处理安亭事件，谁还要继续北上，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教室里再也不安静了，工人们交头接耳。我很吃惊，老汪头这份声明，我一点也不晓得，他也没和我商量过，肯定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而为。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耿金章站起来，说：“红卫兵小将，刚才你们读的五条，那是张春桥为王洪文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大家同意不同意？”工人们齐声应道“同意”。
我很没有经验，听耿金章提这个要求，就想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去打电话。我说：“好，我去把张春桥叫来，为你们签字。”我和几个红卫兵匆匆赶到苏州市委，要通了上海的电话，我告诉张春桥，工人已答应回上海，只要他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张春桥轻松地一口答应。 晚上，张春桥赶到苏州，在市委招待所与耿金章谈判，我和老汪头都在场。耿金章掏出类似五条的要求，张春桥看了看，沙沙地在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耿金章得意地笑笑，他收好《五条》后，向张春桥提出要魏文伯、曹荻秋到苏州来为他们签字，否则不回上海。他振振有词地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看样子张春桥着实吃了一惊，但他不露声色地说：“我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我立刻打电话到巨鹿路，是许云飞接的电话，我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要他赶快想办法，把魏文伯、曹荻秋“揪”到苏州检讨。
许云飞接了我的电话后，把卫东（复旦学生，“炮司”红卫兵）等七八个红卫兵从被窝里拉起来，说有紧急任务。
大家的精神立刻亢奋起来，他们来到康平路市委大院门口，站岗的解放军不让进。许云飞的牛劲上来了，第一个从围墙上爬进去，其他几个红卫兵也跟着翻墙进去。许云飞闯进一间房间，房间里铺着红地毯，陈设很气派，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里面有给魏文伯的公函，断定这间房间主人是魏文伯，于是给魏留了一张条子，勒令魏三天内接见他，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写完条子，几个人坐在地毯上，开始静坐示威。11月15日，这几个人开始绝食，因为他们无法出去弄早饭，出康平路的门，白天要进来更困难。绝食未到中午就结束了。有人来通知许云飞等人，曹荻秋、张春桥在会议室等你们。
原来中央方面也有了变化。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共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55页）15日，王力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五项要求。”
许云飞几个先到《支部生活》编辑部饱餐一顿，然后到会议室，会议室除了曹荻秋、张春桥外，还有《解放军报》记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记者等十几人。
许云飞首先开炮：“上海出现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委害怕群众、欺骗群众造成的，我们都希望北上的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请曹荻秋自己出面，以求得群众谅解。”
张春桥点头称是，讲了一大篇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话。
为了缩小事态，尽快结束安亭事件，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曹荻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到苏州去与工人见面。
会后，三辆轿车直驰苏州，曹荻秋、韩哲一一辆车，张春桥一辆车，许云飞等人也乘一辆车。
耿金章又拿出一份《五项要求》，内容与第一份《五项要求》差不多，张春桥很快签完字，曹荻秋、韩哲一在张春桥名字旁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和老汪头提出工人同志要见三位领导，三位领导爽快地同意了。
11月16日一早，几辆大轿车开进铁中接工人回上海。工人要求风风光光回上海，他们提出要乘大轿车，我与苏州市委商量，苏州市委同意派大轿车。
送走“工总司”苏州大队，我们又坐上吉普车，奔下一站——南京。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耿金章，我们商量到了南京后，先个别与工人们谈心，然后再开大会。
戴祖祥是“工总司”南京大队的头领。在江苏省委招待所，我们没有找到潘国平，于是向精明瘦小的戴祖祥介绍了上海、苏州的情况，告诉他，我们是来接工人回上海的。
戴祖祥对我们异常亲热，他说我们天天盼，日日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在南京北上工人大会上，我们宣读了双五条（上海五条、苏州五条），工人们长时间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杀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戴祖祥说：“工人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回上海的，是极其光荣的。今天‘炮司’和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小将带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上海的亲人来接我们回上海，我们全体北上工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江苏省委很爽气，派了专列送上海工人回上海。
暮色渐浓，我们把最后一批北上的工人送上火车，看着列车离开月台，向上海开去。
至此，张春桥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圆满地完成了。1968年，张春桥在上海市革会常委会上说：“在安亭事件中，有一个红卫兵救过我，她叫红鸥。”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救了他。
11月16日下午。在上海红都剧场，张春桥接见从苏州返沪的上海工人。
（作者为上海振华外经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退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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