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张居正理财之道的比较

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_Q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位改革家王安石和张居正都通过改革暂时解决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评判其改革得失的标准并不在此,而是应看其改革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两人理财之道的比较,指出不管是理财的指导思想还是具体措施,两人都大相径庭。本文的结论是:张居正的改革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王安石变法则相反,因此,值得肯定的是张居正,而不是以往学术界一直评价很高的王安石。
其他文献
唐君毅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木文作者曾从心本体论、九境论、体用论三个方面评介过他的形上哲学思想。本文别从智慧论、知行论、心物论、求真论四个方面继续评介他的哲学认识论思想。指出他在智慧论上.以德慧统帅智慧,摄智归德;在知行论上,主张知行合一,销行归知;在心物论上,主张心物不离.心境相即;在求真论上,以打洞为譬,主张求真即在释放心本体。整个哲学认识论,具有融汇中西唯心主义认识论思想的特征。而比他的形上哲学要显得逊色和零乱。
本文对江淮方言的声韵调及语法词汇作了考察探索,分析了江淮方言保留入声及其他重要特点,从而对江淮方言为北方方言中的次方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作者认为江淮方言应从北方方言中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区。
戴震古音学在语言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本文将戴震九类二十五部与顾炎武、江永古韵分部作比较研究,条分缕析,力求作较完整的历史解释。戴段论韵,段氏著名的支脂之三分成了戴段的共识。对段氏第十三、十四、十五部的改造而合真、谆,分出祭泰井废,功过尽在此,合并侯幽,返回江永,与审音标准本身的不合理有关,但戴震阴阳入相配的古韵分部原则、审音、文献验证“三结合”的方法归根到底是科学的归纳法。文章既从认识的相对性指明以等韵审音求上古音的不合理性,又因声韵古今流变“大限无古今”的一般规律而包含天然的合理性。以等韵审音求古音,力主
本文一反传统美学史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普泛性研究,从现代美学所关注的热点——“形式”问题切入,对亚氏美学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首先从“四因”说理论出发为其“形式”概念定位,然后界定了与“质料”相对而言的“形式”概念的理论依托及其美学内涵。认为,亚氏的“感觉论”是其“形式”作为美学概念的心理学基石。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将美与艺术的现实存在规定为“形式”,即认为形式是美与艺术的本质;将美与艺术的生成规定为“质料”的“形式化”和“潜能”的“现实化”,强调艺术与审美活动的主体性和动态性;将艺术与审美活动的终点同人的目的和
敦煌变文《丑女缘起》有五个写本,笔者详加比勘,得校记350余条,有所发现,或可订补时贤之说者66条,现择其要者14条,辨认至今不识的俗体字,解释其义久晦的俗语词。
学术界一向认为中国古典文化自春秋一孔子时代就脱离了宗教神秘倾向,转向“人文主义”。这种普遍的看法阻碍了人们考察原始儒道思想的信仰特征。事实上,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构架,都是建立在对某种价值本原的信仰基础上。本文初步概述了儒道思想的信仰特征,认为儒家是一种历史文化信仰,道家是一种自然信仰。儒道思想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问题,以及两家思想的精神气质,皆需从信仰的角度予以说明。
本文从韵母、声调两方面证明元代“每”读如“门”,并从更深广的背景上阐述了元人读“门”写“每”的真正原因。作者认为,汉语标准语中的复数形尾,直接借自唐西北方言;由于它最初的音读中含有鼻化元音,遂使文献中的复数形尾出现两类不同的书写形式。
作者根据史料,比较了中国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不同条件对容纳西来的伊斯兰教的差异,认为中国在十七世纪明清之际形成了既保持伊斯兰教“认主独尊”的核心信仰,又融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中国化伊斯兰教。继而通过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丁香之路”考订,认为对伊斯兰教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吴文化区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中心地区。文中介绍了以南京地区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内容、它的代表人物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等“回儒”的学术思想。作者认为十七世纪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家的成就是巨大的,可惜“汉儒”不了解伊斯兰教,读不懂他们作品
本文概要地叙述了美国建国前后的杰出政治思想家杰弗逊的资产阶级人权观。他从天赋人权论出发,提出了维护资产阶级权利的主张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措施,从而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和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提供了思想武器。其中关于人民革命和人民参政的思想是杰弗逊人权思想中的积极的、合理的部分。由于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杰弗逊人权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利已主义的人权观,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
抗战初,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锐减,至1942年方始回升。在当时国际国内战争环境中,国民政府始则严加限制,后则略予放宽。1943年,提出留学教育以“培植高级技术专精人才及业务管理人才为主要方针”,同时依靠各方专家。对出国留学生(不论公费还是自费)慎予考选,一改战前放任做法。留学教育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其成效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