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子，因此又称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得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阳明于学术上开宗立派，创立了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影响明代思想界达百余年之久，更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启蒙思潮。可贵的是，王阳明不但是学界宗师，而且以其非凡的执政能力享誉士林。他曾先后在南北两京的刑部、兵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门任职，又以南赣巡抚的身份派驻地方。为官期间，王阳明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体恤百姓，因功受封伯爵，成为一代名臣。
　　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荡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责可矣。（选自《知行录》）
　　大致说来，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那么都是由于政府的失职；而政府的失职，并非基层小官懒惰怠政、苟且度日，也是由于上层官员不遵行国家法度、不体恤民情、不以地方百姓为念、不恪尽职守，他们既不能以身作则，又不能自戒自省。所以一旦社会动荡、制度废弛，大小官员都难脱其咎。
　　勤政不但需要基层官员切实践行，更需高层官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澜岂易摧！（选自《静心录》）
　　多行利民的善政，哪怕自身受屈；保有治国的抱负，怎肯灰心丧志。只愁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面对困难险阻岂能轻易退缩！
　　有无担当精神，是衡量干部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敢于担当就要不怕受委屈，不怕遭遇困难。领导干部既要“怕出事”，更要“不怕事”。
　　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选自《传习录》）
　　以体恤百姓的仁德之心来施行仁政，即便是在茅草做屋顶、泥土砌台阶这样简陋的房屋中执政，也仿佛身处明堂（古代帝王所建最隆重的建筑物，是举行朝会、祭祀、庆典的场所）中一样；若以周幽王、周厉王的残暴之心来施政，即便是明堂，也变为产生暴政的场所了。
　　王阳明从政后期，正值皇帝大兴土木。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谈到国家兴亡在于是否行仁政、存百姓，宫殿坛庙的兴修，即便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
　　君子之致权也有道，本之至诚以立其德，植之善类以多其辅；示之以无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扩之以无所竞之心，以平其气；昭之以不可夺之节，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测之机，以摄其奸；形之以必可赖之智，以收其望。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选自《静心录》）
　　君子对待权力应遵循一定的准则。要用至诚之心来树立威德，并扶植仁善之人以为辅弼；要用包容的心胸来安定人心；用不争心境来平和人气；用不可动摇的气节来端正方向；用神妙的机宜来震慑奸邪；用值得信赖的智慧来收获众望。为官坦然，不计官位；行事谦退，不争先后。如果这样，就能功高盖世而不遭怨嫉，利于万物而不惹纷争。
　　王阳明认为，即使对于“君子”而言，权力也不能随意滥用。因为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行使权力，则能富国兴邦、造福百姓；权力遭到滥用，则会祸国殃民、害人害己。
　　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悌；为臣而谦，斯能忠。尧舜之圣，只是谦到至诚处，便是允恭克让、温恭允塞也。（选自《悟真录》）
　　为子谦虚，就能做到孝；为弟谦虚，就能做到悌（敬爱兄长）；为臣谦虚，就能做到忠。尧和舜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谦虚到了至诚的境界，那便是诚实、恭敬又能谦让，面露温和之色和恭逊之容。
　　王阳明提倡为人要“谦”，他还说过：“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提倡谦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贯坚持的立场，也是为官的重要品德之一。
　　人臣于国家之难，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为，涂肝脑而膏髓骨，皆其职分所当。（选自《顺生录》）
　　作为人臣，如遇国家有难，凡是能够想到、做到的事情就要尽力为之，纵使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属分内之责。
　　从古至今，为官从政都讲忠诚。今天所说的忠诚，就是要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真心诚意，尽心尽力。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选自《教条示龙场诸生》）
　　人若不树立志向，天下就没有能够做成的事情，即使是各种工匠的技艺，也都是凭靠志气最终学成的。一个人不树立志向，就好像没有舵的船只，没有缰绳的野马。船只任意飘荡，野马放肆奔跑，最终能到何处去呢？
　　立志是事业成功的根本，志向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个体成就的大小。王阳明所说的“志”，相当于现代人所讲的理想。理想是一个人成功的指向标，为官从政，也要从树立远大的政治理想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