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已有的观念还将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难有迅速彻底的改变。中国的出路我认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业,而非富人的慈善事业。
　　最近全球首富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行慈善宣传宴会。他们的目的无疑是来劝募慈善捐款。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高,涌现大批亿万富翁。中国的高档消费品市场极其繁荣,高级轿车、艺术品、名表、豪宅销售极旺。在这样的背景下,募捐慈善用款理应不成问题。可是大出人们的意料,响应者了了。这种状况引起一片责骂声,中国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希望吗?
　　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其原因何在?是他们吝啬,舍不得花钱吗?不是。他们的钱很多,几辈子都用不完,出一点钱对他们来讲不会对生活造成丝毫的损失。他们的心态和一般人不同,用普通人的心理猜测他们的行为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对他们来讲,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如果出钱能够挣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声望,对他们来讲是十分合算的。用多余的、用不完的东西,交换他们最稀缺的东西是非常理性的行为。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是不大的,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从政治环境上来看,解放后我们执行的是打倒富人的政策。农村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了,城市里的资本家被改造了。结果在中国彻底铲除了富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人国。在改革前夕的1978年全中国没有任何个人有私人小汽车。在社会上三代贫农是依靠和提拔的对象,富人是要被踩在脚底下的。只有穷才能有前途。富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谁和富字沾上边,谁就会倒霉,一辈子被歧视,连子女都受累。除非你摆脱了和富的关系,或者说,除非你变穷了。
　　改革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对富字的忌讳减少了。首先对私人财产的看法从非法,逐步承认其合法性。宪法对私人财产的规定经过几次修改,从不保护到勉强的保护,但还是扭扭捏捏,不是理直气壮。比如对公共财产的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说是否合法,只要是公共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对于私人财产只保护合法的。至于什么是合法的,要由别的法律来解释。这就留下了很大的灵活空间。尤其是宪法开篇就说,“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阶级斗争是谁和谁斗,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只要是资产阶级,挨斗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胡锦涛主席提倡和谐社会,很受欢迎。但是大家不知道和谐是真还是斗争是真。和美国(或别的发达国家)比起来,他们不讲剥削和斗争,显然那里比较安全。
　　财产是靠法律保障的。可是中国的法律和党的主张始终在较量。所以有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党的领导发了话,法官是不敢违抗的。所以中国的富人都和政治离得远远地,生怕发表了和党的主张不一致的言论招致财产的不安全。更聪明的办法是向党表忠心,争取一个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位置,靠政协人大的特权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过这种特权也非常不可靠,说废就废。更何况司法还有不透明的时候。正义虽然是明显的,判案的结果却往往不可预见,它完全可能远离正义。
　　拥有财产会带来剥削者的坏名声,财产的安全缺乏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中露富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富人的对策是不声不响地把财产转移去外国安全的地方,而不是捐款做慈善。这就是近年来大批富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背景。
　　这一基本情况注定了在中国靠富人做慈善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改变这一情况有可能吗?这将涉及到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中国是走向像美国那样的道路,彻底否认剥削理论;还是像北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还有更理想的方式,甚至采取古巴模式、朝鲜模式,都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过这一转变即使可能,也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够解决的。在中国,已有的观念还将存在下去,富人的地位很难有迅速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中国如何发展慈善事业必须另外找出路。中国的出路我认为就是普通百姓的慈善事业,而非富人的慈善事业。其实在美国慈善捐款的来源也不全是靠富人,更多的是靠普通群众。慈善成为每一个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开支和吃穿用一样,是一个必要的支出。当然,其百分比不大,只不过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一、二、三。但就全国而言,总数就非常可观,足够全国慈善事业所需。
　　这条道路就是现在李连杰所倡导的壹基金,每人每月捐一块钱。我认为这个方向符合中国的国情,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是壹基金近来遭遇很大的困难。其原因是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垄断企图有关。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勵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特别是民间的慈善极难获得合法身份。因此他们不能在银行开设账号,没有自己的图章,也开不出捐款的合法收据,因此也不能向公众募捐。这些事只有挂靠政府的慈善机构能做。当然,如果政府的慈善做得很好,也未尝不可。问题在政府的慈善事业往往毛病丛生。救济目标缺乏合理的针对性,操作不透明,没有热情,是冷冰冰的照章办事,还有不少贪污浪费。使得大家出钱不放心。这就大大地阻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到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由于盖茨和巴菲特访华,引出许多对慈善事业的想法。其实,不管他们两位来不来华,中国慈善事业的方向和前途是一定要讨论并付诸实施的。
　　(本文作者茅于轼为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