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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撰文指出,如果说前11个五年规划的主题都是“国富”,提高经济总量,那么第12个五年规划面临的则是一场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即将过去的“十一五”,中国奋力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全面开启了一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而迎来“十二五”的中国则将面临这一变革带来的众多转型考题,由此将撬动一场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中国改革的再次出发。
提高经济内需型增长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软肋暴露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首次出现8个约束性指标。既包括“十五”未实现的能源和环保指标,还覆盖了人口控制、养老保险、农村医疗等民生领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字面的改变。他指出,原来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至少扩大至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3个方面。
对此,有分析认为,和近两年的发展思路一脉相承,“十二五”期间,政府将致力于扩大内需、完善收入分配、区域振兴、产业升级等重大战略任务的完成,而扩大内需则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由于“十一五”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缓慢,加之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扩大内需对于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更显重要。只有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已成共识。
扩大消费则是提高经济内需型增长的根本途径,而扩大消费的关键则是提高群众的消费能力,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因此,“能否真正告别GDP崇拜,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否启动等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已经变得举足轻重。”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200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但正如一些学者分析的,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在偏好“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近几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化以大规模贫民窟为代价、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导致了这些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当引以为戒。
而从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概念以来,围绕着增加居民收入,减小收入差距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一次的网络调查显示,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
据了解,自世纪80年代起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的红线。收入差距过大,将是一个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两头——高低收入群体。对于低收入群体,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其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而对非法和灰色收入的治理是个制度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堵住制度漏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表示,“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将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对此,王小鲁建议,“十二五”期间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结构三个环节入手,并通过多种可选择的途径来实施。初次分配环节,可选择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二次分配可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
加快新兴产业发展
2006年-2009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国已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
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包含了结构失衡的隐忧。首先是供给结构问题,特别是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需求结构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使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受到了严峻挑战。
“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作为制造大国,中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仍未根本转变,大而不强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同时,“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状况虽然局部得以改善,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还没有缓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剧:中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
对此,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日前透露,“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创新品种、提高质量,优化产品和技术结构。同时,坚持存量调整优化和增量严格准入相结合,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促进形成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运行方式和消费模式。
同时,加快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可以带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是现在全球都在抢占的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包容性增长”保民生
10月15日-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公报明确了“十二五”规划制定的主题和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对此,各方专家都做出了各自的解读。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政策意图是,将经济增长原先过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提振消费的含义一方面包括提高消费率,另一方面则是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则表示,和“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的指标设计首先是以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经济指标为辅,反映了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和转型。其次是以约束性指标为主,预期性指标为辅,反映了政府强化公共服务的責任。“十二五”指标体系中,以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转变为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替代人均GDP成为“十二五”规划核心指标,经济增长指标则进一步弱化。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向,由外需依赖型转向消费内需依赖型。与此相关的是要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节能减排,加快新兴产业、社保医保的发展等。
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在公开场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新概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也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参与和共享的发展才有意义。应该使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让他们享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
即将过去的“十一五”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
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网上碉查(盘状图)
1、调整不同部门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 37.2%;
2、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 30%;
3、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16.1%;
4、增加对居民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9.2%;
5、增加公共服务供给7.2%;
6、其他 0.2%。
(数据来源: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
即将过去的“十一五”,中国奋力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全面开启了一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而迎来“十二五”的中国则将面临这一变革带来的众多转型考题,由此将撬动一场深刻的利益关系调整,是中国改革的再次出发。
提高经济内需型增长
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软肋暴露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首次出现8个约束性指标。既包括“十五”未实现的能源和环保指标,还覆盖了人口控制、养老保险、农村医疗等民生领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不仅仅是字面的改变。他指出,原来所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至少扩大至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3个方面。
对此,有分析认为,和近两年的发展思路一脉相承,“十二五”期间,政府将致力于扩大内需、完善收入分配、区域振兴、产业升级等重大战略任务的完成,而扩大内需则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由于“十一五”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缓慢,加之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扩大内需对于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更显重要。只有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已成共识。
扩大消费则是提高经济内需型增长的根本途径,而扩大消费的关键则是提高群众的消费能力,这就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因此,“能否真正告别GDP崇拜,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否启动等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已经变得举足轻重。”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200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但正如一些学者分析的,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在偏好“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近几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化以大规模贫民窟为代价、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导致了这些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当引以为戒。
而从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概念以来,围绕着增加居民收入,减小收入差距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最近一次的网络调查显示,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
据了解,自世纪80年代起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的红线。收入差距过大,将是一个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两头——高低收入群体。对于低收入群体,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其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而对非法和灰色收入的治理是个制度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堵住制度漏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表示,“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将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对此,王小鲁建议,“十二五”期间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结构三个环节入手,并通过多种可选择的途径来实施。初次分配环节,可选择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二次分配可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
加快新兴产业发展
2006年-2009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国已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
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包含了结构失衡的隐忧。首先是供给结构问题,特别是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需求结构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使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受到了严峻挑战。
“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作为制造大国,中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仍未根本转变,大而不强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同时,“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状况虽然局部得以改善,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还没有缓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剧:中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
对此,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日前透露,“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深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创新品种、提高质量,优化产品和技术结构。同时,坚持存量调整优化和增量严格准入相结合,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促进形成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运行方式和消费模式。
同时,加快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可以带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是现在全球都在抢占的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包容性增长”保民生
10月15日-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公报明确了“十二五”规划制定的主题和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对此,各方专家都做出了各自的解读。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政策意图是,将经济增长原先过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提振消费的含义一方面包括提高消费率,另一方面则是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则表示,和“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的指标设计首先是以公共服务指标为主、经济指标为辅,反映了政府职能的重大变化和转型。其次是以约束性指标为主,预期性指标为辅,反映了政府强化公共服务的責任。“十二五”指标体系中,以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转变为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替代人均GDP成为“十二五”规划核心指标,经济增长指标则进一步弱化。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向,由外需依赖型转向消费内需依赖型。与此相关的是要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节能减排,加快新兴产业、社保医保的发展等。
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在公开场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新概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也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发展,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参与和共享的发展才有意义。应该使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让他们享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
即将过去的“十一五”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
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网上碉查(盘状图)
1、调整不同部门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 37.2%;
2、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 30%;
3、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16.1%;
4、增加对居民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9.2%;
5、增加公共服务供给7.2%;
6、其他 0.2%。
(数据来源: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