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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2009年全国10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村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金融资产余额不足以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或因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修建房屋、农业生产投资而产生资金需求时，农户才会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或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与非正规借贷相比，正规借贷与受教育程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正相关，而与家庭经营主业、房产价值负相关；当农户与资金供给方之间具有某种关系时，其他变量就成为相对不重要的影响因素；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是一种替代与互补并存、互补更为突出的关系。
关键词：农户；融资渠道；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互补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5-0072-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5.14
一、引言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信贷的支持。农村信贷不仅能够为农户提供平滑消费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能够弥补农户在生产与投资方面的资金不足，进而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信贷市场上，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政府管制、交易成本等原因难以满足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农户依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来获取借款，从而出现了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并存的二元信贷市场结构。那么，什么样的农户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款，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的农户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定量地分析我国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关系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在发展中国家，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并存是农村信贷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国外学者针对这种信贷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1]。Kochar（1997）对印度农村的研究发现，非正规借贷的信贷可获性对于农户是否参与正规借贷具有重要影响[2]。Mohieldin & Wright（2
000）通过对埃及农村的研究，提供了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不完全替代关系的证据，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农户提供生产性贷款、并要求以资产作担保，而非正规金融中介更易于为收入较低的农户提供非生产性贷款，资产状况对农户从非正规金融中介处获取借款并不是很重要[3]。Diagne（1999）对马拉维农村的研究也支持上述关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关系的观点，但他认为资产结构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款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且农户经营土地和饲养牲畜的价值在家庭资产中所占份额与其正规借贷可获性负相关，而土地面积对农户能否从非正规金融中介获取借款具有显著影响[4]。Barslund & Tarp（2008）对越南农户的研究表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是相互影响的，且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以及家庭资产状况对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不同[5]。Khoi et al.（2013）对越南农户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所有权、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是影响非正规借贷信贷可获性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本地政府雇员身份等是影响小额信贷可获性的重要因素，且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具有正面影响[6]。但上述文献都是以某一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在样本选择上没有很好的代表性。
在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也存在典型的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并存局面，非正规借贷形式甚至比正规借贷形式更加普遍[7]。此外，鉴于农村信贷之于农户的重要作用，中央“1号文件”自2004年起一直强调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增强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因而，我国农村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农户这一微观主体入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识别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涉及的方面主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房产价值、收入与支出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等[8-13]。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依据，但都是在假定农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分析比较了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并没有考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相互影响。周天芸和李杰（2005）针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农户的研究发现，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借贷行为是相关的，将这种相关性引入模型后，显著影响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解释变量有所增加[14]；秦建群（2011）等对我国12省市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研究也表明，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5]。以上这两篇文献虽然提供了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相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进行详细阐述。
本文借鉴Mohieldin & Wright（2000）的研究思路，采用2009年全国10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户的融资渠道与资金运用情况，并采用Probit模型和Biprobit模型来研究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融资渠道选择行为，旨在识别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了解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分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是由中国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全国10省的998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而获得，样本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在样本选择上，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采取的是三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具体如下：第一阶段，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从全国所有省份中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出10个省份，它们分别是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甘肃、新疆；第二阶段，在上述10个省份中随机抽取18个村庄，在抽取村庄时，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排除了面积和人口特别大与特别小的村庄；第三阶段，在上述各村庄中排除特别富裕与特别贫穷的农户后，随机抽取60个左右农户构成样本。数据库中收集了各样本农户2009年的家庭成员情况、收入与支出情况、固定资产情况、信贷活动、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居住情况等详细数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 各省农户从不同融资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数，以及借款农户所占比重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2009年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数为162户，其占样本农户总数的16.23%，而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款的农户数为32户，仅占借款农户总数的19.75%，这表明大部分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依然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来获取借款。从各省份情况来看，湖北和吉林两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35.00%和26.00%，而辽宁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仅为1.00%。湖北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高的原因在于该省份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农户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而吉林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高的原因在于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农户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表2列示了样本农户的融资来源与资金用途结构。在正规信贷市场上，借款农户中有87.50%的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取贷款，12.50%的农户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说明农村信用社是农户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在非正规信贷市场上，农户之间的无息借款是非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通过该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占非正规借贷农户总数的94.48%，而从民间金融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获取借款的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5.52%和4.83%。从资金用途来看，借款农户中有29.01%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83.95%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平滑消费支出，这说明农户融资的首要目的是平滑消费。在生产性借款中，57.45%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生产，42.55%的农户则将信贷资金用于非农业生产，说明农村信贷具有明显的农业扶持倾向。在生活性借款中，因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而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占借款农户总数的比重分别为27.21%和19.85%，这表明医药卫生与教育支出可能是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为了深入分析农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表3列示了样本农户融资渠道选择与信贷资金用途的关系，其中：比例（%）是指不同类别农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百分比。从表3可以发现，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17户农户中，58.82%的农户将全部或部分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仅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的130户农户中，87.69%的农户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平滑消费。这一方面说明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户提供生产性贷款，而非正规金融中介主要为农户提供生活性贷款，另一方面也说明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中介均可满足农户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需求。从表3还可以发现，样本中有130户农户仅通过非正式金融中介来弥补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不足，有17户农户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来弥补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短缺，考虑到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中介均可提供生产性和生活性贷款，对这些农户而言，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就体现为一种替代关系。此外，样本中有15户农户同时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就如同仅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生产性贷款，或仅向非正规金融中介申请生活性贷款一样，对这些农户而言，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就体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通过求上述对数似然函数的极大值，便可得到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方程中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相关系数的估计值，进而分析农户参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Probit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主业、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房产价值、金融资产余额、修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Probit模型对农户参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见表4）。
我们首先来分析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且分别在5%、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教育水平高、土地面积大、固定资本充裕的农户可能在生产投资方面有更多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教育水平高、土地面积大、固定资本充裕的农户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因而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教育水平高、土地面积大、固定资本充裕的农户提供贷款。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对正规借贷的资金需求与其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或修建房屋的支出数额较大，农户自身财力通常无法满足，常常需要借贷。社会关系变量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农户与资金供给方之间具有某种关系时，资产数量和土地规模等就成了相对不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庭经营主业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正规借贷与农户的非农化生产经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针对非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供给较大，另一方面，农户的非农化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也较大。房产价值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个结论与理论分析不一致，其主要原因是农村房产的变现能力较差，无法起到抵押担保的作用。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与其金融资产余额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个结论与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当农户的自有资金比较充裕时，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自然会减少。
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家庭人口越多，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可能越大，而家庭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家庭一般也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其资金需求减少，最终的影响要取决于这两者力量的对比。劳动力人数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人数对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具有双重影响，两种相反的效应会相互抵消。家庭收入来源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但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尽管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具有稳定收入的农户提供贷款，但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较弱，从而导致最终影响不显著。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表4可以看出，土地面积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土地面积与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分别在1%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修建房屋、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等会增加农户对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资金需求，且非正规金融中介也愿意为农户提供所需资金。社会关系变量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农户有资金需求时，非正规金融中介是否提供贷款会考虑到借贷双方之间的关系。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对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资金需求与其金融资产余额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农户可先利用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来弥补资金缺口，不足部分再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资金供给者倾向于为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提供贷款，但教育水平高的农户一般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与正规借贷相似的是，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则是正向的，但均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主业以及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非正规金融中介更多的是考虑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农户的具体生产经营状况。房产价值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非正规金融中介掌握着更多的农户私人信息，无需以房产作为抵押。
（二）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Biprobit分析
本文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主业、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房产价值、金融资产余额、修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Biprobit模型对农户参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进行联合估计，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将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引入模型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差有所变化，但系数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没有发生改变，因而考虑这种相关性后的模型估计结果不改变有关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结论。此外，从表5还可以看出，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但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究其原因是：我国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且互补关系占主导地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户借贷行为出发，采用计量模型研究我国农村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通过研究发现，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借款农户的19.75%，大部分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来获取借款。在正规信贷市场上，农村信用社是农户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从该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占正规借贷农户总数的87.50%。在非正规信贷市场上，农户之间的无息借款是非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通过该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占非正规借贷农户总数的94.48%。从信贷资金用途来看，借款农户中有29.01%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83.95%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平滑消费支出。此外，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
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修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且均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家庭经营主业、金融资产余额、房产价值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且分别在5%、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土地面积、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修建住房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且分别在1%、10%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其余解释变量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基于Bi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考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相关性后，上述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差有所变化，但系数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没有发生改变。此外，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但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综上所述，我国农户的融资渠道非常单一，农户之间的借款是农户最主要的融资来源；从资金用途来看，农户融资的首要目的是平滑消费；无论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当金融资产余额不足以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或因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修建房屋、农业生产投资而产生资金需求时，农户才会发生借贷行为；与非正规借贷不同，受教育程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家庭经营主业、房产价值对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农户与资金供给方具有某种关系时，如农户与亲友、乡村干部与信用社等，土地面积、资产状况等就成为了相对不重要的影响因素；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是一种替代与互补并存、但以互补为主的关系。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提倡正规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农村信贷服务，杜绝人情贷款；不断引导和规范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发展，加强其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以期为农户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鼓励农户将借贷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投资中去，以达到提高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特约编辑：苗启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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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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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秦建群，秦建国，吕忠伟.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 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0）： 37-49.
关键词：农户；融资渠道；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互补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5-0072-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5.14
一、引言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信贷的支持。农村信贷不仅能够为农户提供平滑消费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能够弥补农户在生产与投资方面的资金不足，进而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信贷市场上，传统的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政府管制、交易成本等原因难以满足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农户依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来获取借款，从而出现了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并存的二元信贷市场结构。那么，什么样的农户更可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款，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的农户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定量地分析我国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关系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在发展中国家，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并存是农村信贷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国外学者针对这种信贷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1]。Kochar（1997）对印度农村的研究发现，非正规借贷的信贷可获性对于农户是否参与正规借贷具有重要影响[2]。Mohieldin & Wright（2
000）通过对埃及农村的研究，提供了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不完全替代关系的证据，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收入较高且稳定的农户提供生产性贷款、并要求以资产作担保，而非正规金融中介更易于为收入较低的农户提供非生产性贷款，资产状况对农户从非正规金融中介处获取借款并不是很重要[3]。Diagne（1999）对马拉维农村的研究也支持上述关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关系的观点，但他认为资产结构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款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且农户经营土地和饲养牲畜的价值在家庭资产中所占份额与其正规借贷可获性负相关，而土地面积对农户能否从非正规金融中介获取借款具有显著影响[4]。Barslund & Tarp（2008）对越南农户的研究表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是相互影响的，且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以及家庭资产状况对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不同[5]。Khoi et al.（2013）对越南农户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所有权、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是影响非正规借贷信贷可获性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本地政府雇员身份等是影响小额信贷可获性的重要因素，且非正规借贷对农户小额信贷可获性具有正面影响[6]。但上述文献都是以某一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在样本选择上没有很好的代表性。
在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也存在典型的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并存局面，非正规借贷形式甚至比正规借贷形式更加普遍[7]。此外，鉴于农村信贷之于农户的重要作用，中央“1号文件”自2004年起一直强调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增强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因而，我国农村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农户这一微观主体入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识别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涉及的方面主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房产价值、收入与支出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等[8-13]。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依据，但都是在假定农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分析比较了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差异，并没有考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相互影响。周天芸和李杰（2005）针对浙江和四川两省农户的研究发现，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借贷行为是相关的，将这种相关性引入模型后，显著影响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解释变量有所增加[14]；秦建群（2011）等对我国12省市农户信贷渠道选择行为的研究也表明，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5]。以上这两篇文献虽然提供了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相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进行详细阐述。
本文借鉴Mohieldin & Wright（2000）的研究思路，采用2009年全国10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户的融资渠道与资金运用情况，并采用Probit模型和Biprobit模型来研究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融资渠道选择行为，旨在识别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了解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分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是由中国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全国10省的998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而获得，样本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在样本选择上，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采取的是三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具体如下：第一阶段，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从全国所有省份中采取分类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出10个省份，它们分别是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甘肃、新疆；第二阶段，在上述10个省份中随机抽取18个村庄，在抽取村庄时，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排除了面积和人口特别大与特别小的村庄；第三阶段，在上述各村庄中排除特别富裕与特别贫穷的农户后，随机抽取60个左右农户构成样本。数据库中收集了各样本农户2009年的家庭成员情况、收入与支出情况、固定资产情况、信贷活动、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居住情况等详细数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 各省农户从不同融资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数，以及借款农户所占比重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2009年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数为162户，其占样本农户总数的16.23%，而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借款的农户数为32户，仅占借款农户总数的19.75%，这表明大部分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依然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来获取借款。从各省份情况来看，湖北和吉林两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35.00%和26.00%，而辽宁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仅为1.00%。湖北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高的原因在于该省份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农户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而吉林省借款农户所占比重高的原因在于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农户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省份。
表2列示了样本农户的融资来源与资金用途结构。在正规信贷市场上，借款农户中有87.50%的农户从农村信用社获取贷款，12.50%的农户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说明农村信用社是农户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在非正规信贷市场上，农户之间的无息借款是非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通过该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占非正规借贷农户总数的94.48%，而从民间金融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获取借款的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5.52%和4.83%。从资金用途来看，借款农户中有29.01%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83.95%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平滑消费支出，这说明农户融资的首要目的是平滑消费。在生产性借款中，57.45%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生产，42.55%的农户则将信贷资金用于非农业生产，说明农村信贷具有明显的农业扶持倾向。在生活性借款中，因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而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占借款农户总数的比重分别为27.21%和19.85%，这表明医药卫生与教育支出可能是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为了深入分析农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表3列示了样本农户融资渠道选择与信贷资金用途的关系，其中：比例（%）是指不同类别农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百分比。从表3可以发现，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17户农户中，58.82%的农户将全部或部分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仅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的130户农户中，87.69%的农户将全部或部分资金用于平滑消费。这一方面说明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户提供生产性贷款，而非正规金融中介主要为农户提供生活性贷款，另一方面也说明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中介均可满足农户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需求。从表3还可以发现，样本中有130户农户仅通过非正式金融中介来弥补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不足，有17户农户仅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来弥补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金短缺，考虑到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中介均可提供生产性和生活性贷款，对这些农户而言，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就体现为一种替代关系。此外，样本中有15户农户同时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就如同仅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生产性贷款，或仅向非正规金融中介申请生活性贷款一样，对这些农户而言，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就体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通过求上述对数似然函数的极大值，便可得到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方程中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相关系数的估计值，进而分析农户参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Probit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主业、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房产价值、金融资产余额、修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Probit模型对农户参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见表4）。
我们首先来分析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且分别在5%、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教育水平高、土地面积大、固定资本充裕的农户可能在生产投资方面有更多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教育水平高、土地面积大、固定资本充裕的农户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因而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教育水平高、土地面积大、固定资本充裕的农户提供贷款。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对正规借贷的资金需求与其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或修建房屋的支出数额较大，农户自身财力通常无法满足，常常需要借贷。社会关系变量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农户与资金供给方之间具有某种关系时，资产数量和土地规模等就成了相对不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庭经营主业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正规借贷与农户的非农化生产经营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针对非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供给较大，另一方面，农户的非农化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也较大。房产价值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个结论与理论分析不一致，其主要原因是农村房产的变现能力较差，无法起到抵押担保的作用。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与其金融资产余额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个结论与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当农户的自有资金比较充裕时，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自然会减少。
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家庭人口越多，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可能越大，而家庭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家庭一般也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其资金需求减少，最终的影响要取决于这两者力量的对比。劳动力人数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人数对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具有双重影响，两种相反的效应会相互抵消。家庭收入来源对农户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但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尽管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为具有稳定收入的农户提供贷款，但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较弱，从而导致最终影响不显著。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表4可以看出，土地面积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土地面积与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住房费用支出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分别在1%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修建房屋、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等会增加农户对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资金需求，且非正规金融中介也愿意为农户提供所需资金。社会关系变量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当农户有资金需求时，非正规金融中介是否提供贷款会考虑到借贷双方之间的关系。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农户对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资金需求与其金融资产余额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农户可先利用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来弥补资金缺口，不足部分再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融资。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资金供给者倾向于为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提供贷款，但教育水平高的农户一般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大大减少了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与正规借贷相似的是，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家庭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则是正向的，但均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主业以及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非正规金融中介更多的是考虑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农户的具体生产经营状况。房产价值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非正规金融中介掌握着更多的农户私人信息，无需以房产作为抵押。
（二）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Biprobit分析
本文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主业、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房产价值、金融资产余额、修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Biprobit模型对农户参与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影响因素进行联合估计，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将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引入模型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差有所变化，但系数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没有发生改变，因而考虑这种相关性后的模型估计结果不改变有关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结论。此外，从表5还可以看出，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方程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但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究其原因是：我国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且互补关系占主导地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农户借贷行为出发，采用计量模型研究我国农村二元信贷市场结构下的农户借贷行为，通过研究发现，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借款农户的19.75%，大部分有资金需求的农户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中介来获取借款。在正规信贷市场上，农村信用社是农户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从该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占正规借贷农户总数的87.50%。在非正规信贷市场上，农户之间的无息借款是非正规借贷最重要的渠道，通过该渠道获取借款的农户占非正规借贷农户总数的94.48%。从信贷资金用途来看，借款农户中有29.01%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83.95%的农户将信贷资金用于平滑消费支出。此外，农户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
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土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修建住房费用支出、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且均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家庭经营主业、金融资产余额、房产价值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且分别在5%、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对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土地面积、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修建住房费用支出以及社会关系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且分别在1%、10%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是负向的，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其余解释变量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基于Bi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考虑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相关性后，上述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差有所变化，但系数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没有发生改变。此外，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但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
综上所述，我国农户的融资渠道非常单一，农户之间的借款是农户最主要的融资来源；从资金用途来看，农户融资的首要目的是平滑消费；无论是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当金融资产余额不足以满足农户资金需求，或因子女上学、家庭成员生病、修建房屋、农业生产投资而产生资金需求时，农户才会发生借贷行为；与非正规借贷不同，受教育程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家庭经营主业、房产价值对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农户与资金供给方具有某种关系时，如农户与亲友、乡村干部与信用社等，土地面积、资产状况等就成为了相对不重要的影响因素；正规借贷与非正规借贷之间是一种替代与互补并存、但以互补为主的关系。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提倡正规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农村信贷服务，杜绝人情贷款；不断引导和规范非正规金融中介的发展，加强其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以期为农户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鼓励农户将借贷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投资中去，以达到提高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特约编辑：苗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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