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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出生于2016年8月15日，阴历7月13日。由于2017年闰月，所以第一个生日是2017年9月3日。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9月3日，是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儿子能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出生、过生日，这种巧合，对于从事党史工作的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研究牟平红色文化。随着对地方党史研究的深入，对于党的感情也愈发浓厚。我结婚于2014年。我感觉自己嫁入了一户好人家，因为这个家庭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
我们家四世同堂。现年90岁高龄的姥姥身体硬朗，和众多的老人一样，爱回忆往事。抗战时期，当姥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为我党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等工作。抗战胜利后，胶东区组织召开英模大会，会上设立投手榴弹、埋地雷等比武环节，作为最小的选手，姥姥投射的三枚手榴弹均射中目标；姥姥埋设的地雷，不留痕迹、威力大。因而，荣获小模范英雄荣誉称号。还获得了8枚地雷作为奖励（后交到当地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姥姥一直在基层工作，虽然单位换了几个，但是对于工作的热情始终不变。在城关公社工作时，有一年降雨较多，河床暴涨。为了应对新一轮降雨，公社决定由机关干部带领百姓修筑堤坝。劳动了一上午后，很多工地的带队干部都觉得当天肯定能完成修筑任务，午饭后就放松警惕，坐下休息。而姥姥觉得，大雨说来就来，早一刻把堤坝修好，就能让老百姓早一刻安心。她鼓励大家，放弃午休，加紧筑堤。当日中午，公社领导巡查工地，看到姥姥这一组后，大加赞赏，当场立她为标杆，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当天，堤坝刚修好，就下起了大雨。在场的许多人都伸出大拇指，佩服姥姥的远见卓识。至今，姥姥还经常对我们说：“干工作就要想办法干好，不能拖拉，能早做好的一定要早做好，能当先进的一定不能拖后腿。”
姥姥这辈人，为了工作经常抛家舍业。因此，她时常觉得愧对子女。但是她更认为，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利，在必要时刻就该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做到无私奉献。
姥姥在妇幼保健站工作的时候，有一年省里组织培训学习，原计划是一个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延长培训时间，春节也不让回家。一听到不能回家过年，同行的女学员们都开始想孩子，不少人私下抹鼻子掉眼泪儿。姥姥心里也想念孩子，她的女儿和儿子还被寄养在幼儿园，姥爷身体不好，不知道家人如何过春节，心里越想越急。后来，转念一想，组织上既然决定延长培訓时间，定是有原因的，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就安慰那些愁眉不展的人，鼓励大家，安心学习，力争早日学成。那年培训延长了2个多月，姥姥回家后，年幼的孩子哭着告诉姥姥：“过年那天，其他的小朋友都早早地被父母接回家了，幼儿园的阿姨给他们泡了两块饼干做晚餐。”两块饼干就是孩子的年夜饭！第一次听姥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到心酸。但是，姥姥说，谁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呢？是党员，就应该带头服从组织安排，对此，我无怨无悔。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会这么做！
我的婆婆中学毕业的时候，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毅然加入了知识青年下乡的洪流。对于一个城里孩子而言，农村的生活是陌生的，也是艰苦的，每天锄草、播种、收割……马不停蹄地忙活，白皙的皮肤被晒黑了，细嫩的双手磨出了老茧。但是她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她们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下乡的日子里，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是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现年60岁的婆婆回忆起那段岁月，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据婆婆讲，那个时候，传唱和抄录革命歌曲在知识分子间极为流行，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歌词本子。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冬天的时候，北风夹杂着雪花从门缝、窗缝吹进屋内，劳动了一天的热血青年们，聚在一起，烤着火，唱革命歌曲，或合唱，或对唱，激情洋溢，好不热闹。一晚上下来，往往胸前被火烤得火热，背后还是被风吹得冰凉。即便如此，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因为，知青们在革命歌曲中，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家风是需要世代相传，才能形成的。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作为第三辈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传承这些优良基因。结婚那年，全市有两项重点工作，一是东部新区建设，一是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很荣幸，我对象和我分别参与了这两个“一号工程”。我对象“5+2”、“白+黑”，奔波于各大工地，施工建设的同时，参加土地征迁工作。有一天回到家，我发现他头上结了血痂，便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天黑了，钻在林子里测量，蹲时间长了，起来时头晕撞树上了。好在没事，就是擦破皮！在工地上工作，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夏天时经常会被蚊子叮得满身包，但每次遇到类似的事情，我老公都是轻描淡写，让家人放心。就在他参加东部新区建设的时候，我被借调到市里，参与“胶东红色文化丛书”编纂和姜斌捐献革命史料整理布展工作。每天往市里跑，查阅资料、布置展览，忙得不亦乐乎。最终两人商定，延迟要孩子，先把工作做好。婚后，我们二人经常同时加班、同时忙。比如近期，他忙于创城，我忙于编纂《牟平年鉴》，但是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从未因此闹矛盾纠纷。
儿子出生后，全家人极为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婆婆经常在孩子耳边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王二小》等歌曲。在儿子七个月的时候，90岁高龄的姥姥拉着他的小手，认真地说：“我要领着子程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母亲我也时常给孩子讲《雷神庙战斗》《大智大勇、一代英豪——杨子荣》等史实故事。虽然他还小，理解不了，不会表达，但是相信耳濡目染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对他的人生来说必将具有积极的意义。没有刻意而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就是家风。春风化雨，共同的信仰，不变的情怀，会在我们家里一直延续，传承下去，让我们这个家庭更加团结，更加幸福和睦！
于玲燕，女，1985年10月生，牟平人，毕业于聊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工作于烟台市牟平区档案局。主要从事地方党史、史志编研工作。自2009年工作以来，参与完成了《牟平区志》《红色丰碑——牟平革命史简明读本》《牟平英模》《全国“双百”人物——杨子荣纪念文集》《牟平红色地标》《精彩牟平·2011》《精彩牟平·2012》等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烟台日报》上发表《反迫害争自由冲锋在黎明前夕——记“于子三”事件》《刘洪斌：华东一级人民英雄》《东海地委书记于克恭：投身革命生死无惧》等文章；采访抗美援朝老兵《奇袭白虎团》最先报道者——王程远，相关文章连载于《今日牟平》。
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研究牟平红色文化。随着对地方党史研究的深入，对于党的感情也愈发浓厚。我结婚于2014年。我感觉自己嫁入了一户好人家，因为这个家庭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
我们家四世同堂。现年90岁高龄的姥姥身体硬朗，和众多的老人一样，爱回忆往事。抗战时期，当姥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从事为我党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等工作。抗战胜利后，胶东区组织召开英模大会，会上设立投手榴弹、埋地雷等比武环节，作为最小的选手，姥姥投射的三枚手榴弹均射中目标；姥姥埋设的地雷，不留痕迹、威力大。因而，荣获小模范英雄荣誉称号。还获得了8枚地雷作为奖励（后交到当地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姥姥一直在基层工作，虽然单位换了几个，但是对于工作的热情始终不变。在城关公社工作时，有一年降雨较多，河床暴涨。为了应对新一轮降雨，公社决定由机关干部带领百姓修筑堤坝。劳动了一上午后，很多工地的带队干部都觉得当天肯定能完成修筑任务，午饭后就放松警惕，坐下休息。而姥姥觉得，大雨说来就来，早一刻把堤坝修好，就能让老百姓早一刻安心。她鼓励大家，放弃午休，加紧筑堤。当日中午，公社领导巡查工地，看到姥姥这一组后，大加赞赏，当场立她为标杆，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当天，堤坝刚修好，就下起了大雨。在场的许多人都伸出大拇指，佩服姥姥的远见卓识。至今，姥姥还经常对我们说：“干工作就要想办法干好，不能拖拉，能早做好的一定要早做好，能当先进的一定不能拖后腿。”
姥姥这辈人，为了工作经常抛家舍业。因此，她时常觉得愧对子女。但是她更认为，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利，在必要时刻就该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做到无私奉献。
姥姥在妇幼保健站工作的时候，有一年省里组织培训学习，原计划是一个月，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延长培训时间，春节也不让回家。一听到不能回家过年，同行的女学员们都开始想孩子，不少人私下抹鼻子掉眼泪儿。姥姥心里也想念孩子，她的女儿和儿子还被寄养在幼儿园，姥爷身体不好，不知道家人如何过春节，心里越想越急。后来，转念一想，组织上既然决定延长培訓时间，定是有原因的，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就安慰那些愁眉不展的人，鼓励大家，安心学习，力争早日学成。那年培训延长了2个多月，姥姥回家后，年幼的孩子哭着告诉姥姥：“过年那天，其他的小朋友都早早地被父母接回家了，幼儿园的阿姨给他们泡了两块饼干做晚餐。”两块饼干就是孩子的年夜饭！第一次听姥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到心酸。但是，姥姥说，谁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呢？是党员，就应该带头服从组织安排，对此，我无怨无悔。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会这么做！
我的婆婆中学毕业的时候，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毅然加入了知识青年下乡的洪流。对于一个城里孩子而言，农村的生活是陌生的，也是艰苦的，每天锄草、播种、收割……马不停蹄地忙活，白皙的皮肤被晒黑了，细嫩的双手磨出了老茧。但是她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她们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下乡的日子里，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是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现年60岁的婆婆回忆起那段岁月，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据婆婆讲，那个时候，传唱和抄录革命歌曲在知识分子间极为流行，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歌词本子。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冬天的时候，北风夹杂着雪花从门缝、窗缝吹进屋内，劳动了一天的热血青年们，聚在一起，烤着火，唱革命歌曲，或合唱，或对唱，激情洋溢，好不热闹。一晚上下来，往往胸前被火烤得火热，背后还是被风吹得冰凉。即便如此，大家依然乐此不疲。因为，知青们在革命歌曲中，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家风是需要世代相传，才能形成的。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作为第三辈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传承这些优良基因。结婚那年，全市有两项重点工作，一是东部新区建设，一是胶东红色文化建设。很荣幸，我对象和我分别参与了这两个“一号工程”。我对象“5+2”、“白+黑”，奔波于各大工地，施工建设的同时，参加土地征迁工作。有一天回到家，我发现他头上结了血痂，便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天黑了，钻在林子里测量，蹲时间长了，起来时头晕撞树上了。好在没事，就是擦破皮！在工地上工作，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夏天时经常会被蚊子叮得满身包，但每次遇到类似的事情，我老公都是轻描淡写，让家人放心。就在他参加东部新区建设的时候，我被借调到市里，参与“胶东红色文化丛书”编纂和姜斌捐献革命史料整理布展工作。每天往市里跑，查阅资料、布置展览，忙得不亦乐乎。最终两人商定，延迟要孩子，先把工作做好。婚后，我们二人经常同时加班、同时忙。比如近期，他忙于创城，我忙于编纂《牟平年鉴》，但是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从未因此闹矛盾纠纷。
儿子出生后，全家人极为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婆婆经常在孩子耳边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王二小》等歌曲。在儿子七个月的时候，90岁高龄的姥姥拉着他的小手，认真地说：“我要领着子程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母亲我也时常给孩子讲《雷神庙战斗》《大智大勇、一代英豪——杨子荣》等史实故事。虽然他还小，理解不了，不会表达，但是相信耳濡目染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对他的人生来说必将具有积极的意义。没有刻意而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就是家风。春风化雨，共同的信仰，不变的情怀，会在我们家里一直延续，传承下去，让我们这个家庭更加团结，更加幸福和睦！
于玲燕，女，1985年10月生，牟平人，毕业于聊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工作于烟台市牟平区档案局。主要从事地方党史、史志编研工作。自2009年工作以来，参与完成了《牟平区志》《红色丰碑——牟平革命史简明读本》《牟平英模》《全国“双百”人物——杨子荣纪念文集》《牟平红色地标》《精彩牟平·2011》《精彩牟平·2012》等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烟台日报》上发表《反迫害争自由冲锋在黎明前夕——记“于子三”事件》《刘洪斌：华东一级人民英雄》《东海地委书记于克恭：投身革命生死无惧》等文章；采访抗美援朝老兵《奇袭白虎团》最先报道者——王程远，相关文章连载于《今日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