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读书小札》栏载《且说薛涛》一文，其中说：“《夷坚志》就记载有：太守唐与政很喜欢台州官妓严蕊，朱元晦提举浙东，不罪他的学生唐与政，反而‘捕蕊下狱，杖其背。……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实在太惨了！”朱熹捕严蕊下狱、施酷刑一事，不只《夷坚志》有记载，其它书籍也有所见，当不为妄。惟朱熹“不罪他的学生唐与政(当为唐与正)”一说，与史实不符(其实，《夷坚志》也没说朱熹不罪唐与正)。
　　唐与正，名仲友，婺州(今浙江金華)人，曾为浙东台州知州。从《宋史·道学传》和《宋元学案》中，未曾见他与朱熹有什么师生关系，说他是朱熹的学生，不知有何根据？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熹提举浙东，究竟有没有治唐之罪？
　　宋孝宗淳熙八年，朱熹提举浙东常乎盐茶公事，次年行部至台州，“讼仲友者纷然”(见《宋元学案》卷十二)，可见民愤不小。朱熹“按得其实”，然后向朝廷提出弹劾。严蕊之事当为其一。朱熹“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曾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齐东野语》)可见，朱嘉拷打严蕊，本为治唐仲友之罪，并非只罪严而不罪唐。
　　朱熹劾治唐仲友，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的。因为唐与当朝宰相王淮同里，且是姻家。唐案发后，王淮多方庇护。但朱嘉并无顾忌，“章前后六上”(《宋元学案》卷十二)，与之抗争。后来，朝廷要把原已任命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官职转授朱熹，朱熹不就，辞归。终王淮宰相之任，朱熹不再出仕。
　　朱熹提举浙东，原是出于王淮的推荐。但由于朱熹劾治唐仲友，遭到王淮的怨恨。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王淮又以太府丞陈贾为监察御史，陈贾进一步上疏攻击道学，实际针对朱熹，并得到孝宗的批准。(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把“道学”作为一种罪名，用行政办法来禁止，开了一个坏的先例(“道学”这个名称，就是由郑丙、陈贾发明的)。五年以后，叶适为林栗弹劾朱熹的案件，还曾就此为朱辩护。此前陈亮在《与元晦书》中也曾对朱劾治唐仲友表示赞赏。陈、叶同朱在哲学观点上是对立的，但对此事的态度则一。
　　现在再回来说台州之事。朱熹拷打严蕊，是封建官吏的本质所使然，也是封建司法制度残酷性的表现。对此，我们当然应该批判，并对严蕊这样的弱女子给以同情。但是，在批判的同时，也不要抹煞了他的台州之行的另一面，就是他曾劾治唐仲友。我们在对待朱熹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时候，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不要简单化。朱熹是自觉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服务的，但是他的学说为统治者所认识并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常常与当权的统治者发生矛盾。劾治唐仲友而得罪王淮不过是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