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初印度第二轮疫情暴发，欧美国家和地区部分订单加速回流中国市场，尤以纺织订单回流明显。事实上，得益于国内迅速复工复产对比海外疫情反复所形成的市场环境优势，从2020年4月开始，全球制造业便有回流中国的趋势。海外订单回流，将给全球价值链带来影响，增强“外向型”经济路径依赖。

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风险规避场所

　　在2020年年初经历疫情首轮冲击后，我国持续稳健地落实复工复产，制造业全年产值在全球占比接近30%。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2.16万亿元人民币，疫情之下仍实现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额增长4%，进口额下降0.7%。
　　从2020年5月开始，我国外贸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水平，12月的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均创该年全年最高。2021年，我国外贸延续了高速增长势头，1—5月出口额为14.76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28.2%、30.1%和25.9%，均为10年来最高水平。疫情之下我国外贸逆势而上，持续实现货物贸易顺差，其中外贸订单回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基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我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风险规避的最佳场所，国际市场中低端制造业对我国的依赖性增强。

订单回流对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影响

　　有利于暂时性规避价值链挤出风险
　　外贸订单回流反映了供应链稳健的重要性。在疫情蔓延后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很多企业陷入供应链中断困境。我国借助自身原有的聚集效应和相对稳定的供应链体系，牢固站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位置，短期内规避了价值链挤出风险。但从长期来看，疫情并未引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变量，而是增强了各国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高供应链稳定性和重组供应网络的贸易保护意识。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未来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需要持续关注脱钩风险。
　　促进供应链和价值链升级
　　疫情发生前，受国家政策、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驱动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或回迁本国再创就业。因全球供应链发生转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但产业链的转移也为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腾出了更多空问，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从低附加值生产端向高附加值设计、营销端爬升。在国内企业探寻价值链攀升、锻造产业链韧性和加强国际竞争力之际，我国外贸经历了从订單暴跌到订单回流的“逆风翻盘”，企业再次进入全球供应链的生产端，随着数字时代对设计、营销的重新定义，各端点相互配合，将引领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前进。
　　强化“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风险
　　得益于疫情的有效防控、复工复产迅速、生产环境稳定，以及长期以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此次疫情中，部分海外订单回流国内，使我国外贸连续实现了贸易顺差。但“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极易造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脆弱性，并容易强化“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依赖，亟须进一步完善。

后疫情时代价值链重构策略

　　坚持嵌入国际价值链分工，参与国际大循环
　　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我国不会与全球价值链“脱钩”。我国的外贸形势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同样，发达国家的贸易行为也直接与我国挂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0年疫情大环境下，我国对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大市场的出口额合计占比达43.7%，2019年该三大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合计占比为37.6%。发达国家不仅为我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且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为国内企业带来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我们应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并通过对外贸易不断向国内市场注入新活力。
　　数字经济助力，价值链向“设计.营销”端双向爬升
　　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与制造业融合渗透，从供给侧提高产品的设计品质与效率，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带动了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和产品匹配效率，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实现了精准营销。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领先地位，数字经济在其中为内在动力。传统企业的设计、生产和营销等各环节可通过与数字技术良好融合，以信息技术为发展支撑，提高供应链各端点的附加值，深度参与构建数字化、智能化全球价值链体系。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警惕“外向型”经济路径依赖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表明，我国发展战略已经发生重大调整和转变。在当前全球疫情笼罩、各国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形势下，我国更需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抵抗外部冲击。“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容易使国内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变得脆弱。未来应立足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由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着力完善国内循环体系，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