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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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民数和汉代封建政权》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作为汉代封建国家经济基础的七项征敛中,以人身为本的征敛比以土地为本的征敛重."这话表面上没有什么大错,就遗留下来的汉朝文献而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反证.后来在写《明朝的民差与民田》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那句话说的并不确切,容易导致对封建时期赋役制度的误解.因为在封建朝廷的征敛中,土地和丁身虽然分为两目,这
其他文献
目前对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在一般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有条件、有必要从历史认识的特异性的角度展开一些探讨.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较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有更具根本意义的相对性这一命题入手,提出一些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初步意见.
历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矛盾.探索客体的特点,并能得到近乎实际的理解,对解决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会有所裨益.关于什么是历史认识对象,国内学者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指的是历史学研究对象,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有的认为是指自历史学发生以来,众多历史学家对认识对象不同看法的演变发展过程,属史学史的范畴.我则倾向于前者.了解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乃是探讨历史认识论的第一步.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作系统的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曾详尽地阐述了社会进化的重心、动力、方法、消费以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等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与以前相比,孙中山在这一演讲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发生了某些变化.孙中山思想这一变化,有人说是受一位美国学者摩里斯·威廉(Maurice Wiliam)写的《社会史观》(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书的影响.事情是
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所采取的反袁策略和方法,前后有过多次变化,而这一变化与日本官方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拟根据最近在日本档案中查到的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考察.1913年8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反革命势力对
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是一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由于该书的主要撰稿者多是西方人,其写作目的又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因而这部书的文化观无疑是西方的,它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描述,它关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作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的评判,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人的视角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完成
有这样一段历史似乎没有引起我国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八十余年间,众多的人文主义者汇集于天主教首都罗马,在教皇和教廷权贵们的雇佣和资助下,从事学术、艺术、文学等各种文化活动,成果卓著.于是教皇成为人文主义者的赞助人和保护人,罗马也逐渐取代佛罗伦萨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这就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罗马文艺复兴".封建教会的总代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长州阀首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推行侵华"积极政策".国外有些史学论著认为:东方会议"与其说是制定新政策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官员们交换情报的会议";田中首相在会议上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没有包含什么日本政策上有启示的新方针".本文试图剖析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论证1927-1929年"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制定了将东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方针,而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武力攫取"满蒙’的新阶
首次帝国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0月7日至12日在湖北大学举行.讨论会由《历史研究))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大学历史系等六个单位联合举办.会议就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历史地位,当代帝国主义的现状和特点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人祭和人殉,在商代,特别是殷墟时期十分盛行,它一直是研究商代社会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关于人殉,目前已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对人祭却有较大的歧异,主要分歧在于对人牲身份的认识,并由此涉及人祭的目的和原因.笔者曾指出过,商代人牲的身份,从本质上讲应是奴隶而不是俘虏,但许多研究者仍认为人牲主要是俘虏.由于人牲的身份是奴隶还是俘虏,关涉到对商代社会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人牲的身份问题再作一考察,以期求得对商代社会有一个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
一、叙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诸王朝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除了十分引人注目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之外,地租形态的变化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自宋至清,历史上是否产生过货币地租,产生于何时,其范围程度如何,这些都与当时社会发展的水平有直接联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我们研究货币地租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马克思认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