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长州阀首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推行侵华"积极政策".国外有些史学论著认为:东方会议"与其说是制定新政策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官员们交换情报的会议";田中首相在会议上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没有包含什么日本政策上有启示的新方针".本文试图剖析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论证1927-1929年"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制定了将东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方针,而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武力攫取"满蒙’的新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长州阀首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金融危机中上台.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推行侵华"积极政策".国外有些史学论著认为:东方会议"与其说是制定新政策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官员们交换情报的会议";田中首相在会议上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没有包含什么日本政策上有启示的新方针".本文试图剖析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政策,论证1927-1929年"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制定了将东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方针,而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武力攫取"满蒙’的新阶段.
其他文献
从主要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转移到在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关心和研究史学自身的问题,这是本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变化和特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一个新领域。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古代中枢秘书官是指中央起草文书诏命的官员。北宋类书《册府元龟》归之于“词臣部”,清季政书《六典通考》系之于“历代复逆之官”。它以“代王言视”、“发演丝纶”为职任,是君主的喉舌和耳目,始终处于国家政务活动的中心。历代君主在标榜“朕即国家”的同时,总是企图实现朕即政府,从而包揽政府的行政事务。而实现这一企图的重要步骤,就是在行政系统之外组建内朝,以新的秘书班子牵制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的政务活动。于是就有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有了相职的演变,也就有
清代前期全国范围的粮食流通量是相当大的,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的粮食运销和市场问题做一考察。 清代前期的粮食市场就全国范围来说,以米谷为大宗。稻米是清朝普遍食用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稻米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数量很大,是南粮北调的主要品种。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米北运的同时,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南调北米。例如陕西汉中的米谷运
近年来,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不断对历史研究的现状进行思索,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人们发现,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比较注重对上层的领袖人物、制度沿革及重大政治事件进行描述性的研究,而比较忽视对政治机制、政治结构、功能及政治决策执行情况的探讨,忽视官与民之间的基层政治组织及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联系。人们也发现,方兴未艾的社会史研究往往只停留在社会生活史的层面上,把以往或多或少遗忘了的历史片断加以重现,而较少把社会史研究看作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因此,也就难以出现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或思想史的尝试
目前对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在一般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有条件、有必要从历史认识的特异性的角度展开一些探讨.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较之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有更具根本意义的相对性这一命题入手,提出一些关于历史认识论的初步意见.
历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矛盾.探索客体的特点,并能得到近乎实际的理解,对解决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会有所裨益.关于什么是历史认识对象,国内学者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指的是历史学研究对象,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有的认为是指自历史学发生以来,众多历史学家对认识对象不同看法的演变发展过程,属史学史的范畴.我则倾向于前者.了解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乃是探讨历史认识论的第一步.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作系统的民生主义的演讲中,曾详尽地阐述了社会进化的重心、动力、方法、消费以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等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与以前相比,孙中山在这一演讲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发生了某些变化.孙中山思想这一变化,有人说是受一位美国学者摩里斯·威廉(Maurice Wiliam)写的《社会史观》(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书的影响.事情是
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所采取的反袁策略和方法,前后有过多次变化,而这一变化与日本官方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拟根据最近在日本档案中查到的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考察.1913年8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反革命势力对
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以下简称《晚清史》)是一部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由于该书的主要撰稿者多是西方人,其写作目的又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因而这部书的文化观无疑是西方的,它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描述,它关于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作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的评判,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人的视角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完成
有这样一段历史似乎没有引起我国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的八十余年间,众多的人文主义者汇集于天主教首都罗马,在教皇和教廷权贵们的雇佣和资助下,从事学术、艺术、文学等各种文化活动,成果卓著.于是教皇成为人文主义者的赞助人和保护人,罗马也逐渐取代佛罗伦萨而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这就是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罗马文艺复兴".封建教会的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