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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词频、语义网络分析和人工理解的方式，可对中纪委在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进行语义分析，进而从文本措辞变化中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思路演进的具体路径。该演进路径为“类革命型”（1978-1987）——“过渡型”（1987-2002）——“体系型”（2002至今）。这种变化路径的两条线索是从非常态性反腐到常态性反腐的转变以及从强调自律到重视监督的转变。保持高压态势、严格落实责任、培育廉政文化、加强公民监督是推进廉政体系建设的必要举措。
关键词：反腐思路；演进路径；中纪委工作报告；词频；语义网络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3-0039-08
一、引言
（一）研究对象
近年来，我国如火如荼的反腐败斗争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反腐思路是指党对于反腐工作的部署和方针，并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发展而深化。我国的反腐斗争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1978年以前，我国的反腐主要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思路展开，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基于对“文革”的反思，不断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常态化的廉政治理体系。这一点学界已形成共识。但是许多学者指出，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思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反腐思路具体变化路径又是怎样的？
（二）研究综述
学界一般方法是对党的反腐文献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进行文本分析和历史解读。近年来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可被总结并罗列如下：胡杨（2010）指出，改革开放后，反腐思路经历了权力反腐（1978年至1992年）——制度反腐（1992年至2005年）——体系反腐（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1]；宋广奇（2009）提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组织反腐（1978年至2000年）——制度反腐（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2]，发展方向为“法治反腐”；王侃（2009）将改革开放后的反腐思路变迁归结为从组织内反腐（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制度反腐（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全方位系统反腐（2002年至今）的转型过程。[3]
通过上述研究成果的列举，不难看出，学术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学者大多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不断发展，“制度反腐”是反腐思路发展的终极目标或重要节点。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学者的意见多有矛盾之处，表现在各个学者既没有对各个阶段的主要内容获得一致见解，在重要时间节点的判断上也莫衷一是。因此，对于此话题的研究仍然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
（三）本文研究方法
与既往研究相同，笔者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工作中的文本材料加以研究。这些重要文献反映了党对于反腐工作的具体规划，是研究反腐思路的理想材料。但与前人不同，在具体分析技术上，笔者主要采取了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的方式。词频指词语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任何一项文本都由具体的词语构成，词语不仅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政治社会现象，还能折射出说话者对于这一现象的主观判断和理解。因此，在反腐文件中，某一词汇多次出现，说明该词语所表示的含义得到了执政者的重视，当某词语较少出现，说明执政者没有将这种词语代表的社会现象视为重心。下文便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腐文件的具体措辞。具体的研究步骤为，首先统计各项文本的高频词，再观察具体词语的代际变化，以此观察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
为统计词频，笔者将相关文本录入到语义挖掘程序ROST-CM之中，通过该程序统计文本中的高频词。此外，笔者用Netdraw作出相应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该图能反映相关文本的高频词语之间的联系，清楚显示中心词语和其他重要词语的分布状况（中心词便可表明此时反腐工作的核心思路，边缘词是配合反腐中心工作开展的辅助性措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这种非人工的解读方式能够保证研究的科学性、高效性、直观性。但是，必须承认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科学化，由机器完全代替人力。因此，笔者在运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对相关文献做了大量的人工理解，拒绝纯程序化的分析手段，做到研究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互补。
战略扫描包涵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研究在文本的选择上，选用改革开放以来中纪委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疑具有合理性。理由在于，首先，中国的政治体系是由中共建立并主导的，中国的反腐也主要是中共主导的党内反腐，各级纪委实际上成为了反腐斗争的主体；其次，由于中国不严格分权的政治制度，中央一级纪委在纪委制度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再者，反腐工作的材料较为复杂，既有工作报告，也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相关的“大事记”等材料。与其他材料相比，中纪委工作报告其起草过程必须经过多次推敲，字斟句酌，用语考究，每一处词语的变化都能够反映党廉政治理思路的转变。因此，我国的反腐结构决定必须选取中央纪委的相关材料，而由于纪委工作报告的权威性和严谨性，选取这些报告无疑是最合理的。另外，并不是每篇报告都只涉及到反腐的内容，在改革开放初期，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也是各级纪委的工作任务。因此，笔者对一些文本做了必要的删减，仅保留和反腐工作相关的文本。最终选取的材料具体如下表（表1）：
二、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
通过软件分析，笔者将各文件出现频次在前50位的词语（含并列第50位的词语）按频次降序整理如下表（表2），
根据这种话语变化，按时间顺序将我国反腐思路变迁过程归为三个阶段：“类革命型”（1978-1987）、“过渡型”（1987-2002）、“体系型”（2002至今）。现具体论述如下：
（一）“类革命型反腐思路”（1978-1987）
1978-1987期间的反腐思路为“类革命型反腐思路”，即将腐败归为阶级斗争和干部革命性的削弱，通过内部行政整顿、革命教育的方式实现组织净化和革命色彩的重塑以治理腐败。但由于党此时已经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并开始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的反腐思路只能与革命型近似。为便于分析，笔者应用Netdraw软件绘制中纪委在十二大工作报告的语义网络分析图（图1），该图基于语义矩阵列举了相关文件的词语关系，靠近中心的密集词汇为文献的核心词，外围词汇为与核心词相关联的其他重要词汇，如下所示： 图1表2显示中纪委在十二大工作报告中“腐蚀”、“犯罪”、“教育”、“历史”、“报告”、“资本主义”、“整顿”、“革命”是能够反映该时期特征的高频词。图1中，并没有近年来频现于中央报告的“腐败”、“监督”、“制度”等词，而是在左下角出现了“腐蚀”一词，左侧出现“犯罪”一词，在网络外围，分布代表反腐措施的词汇，如“教育”、“战斗力”、“请示”等。从表2和图1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党对腐败认识具有革命色彩。报告没有出现“腐败”一词，而是表述为“腐蚀”、“犯罪”等词语。在反腐文件中，党将腐败归根于阶级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革命战斗精神的丧失。其二，治理工具有革命特征。党对腐败的治理采用“组织整顿”乃至整党的方式，以保证组织的“战斗力”和“革命性”。在具体形式上，行政命令式的反腐和思想上的拒腐防变是主要措施。其三，文本中，“武力”、“暴力”、“群众运动”等并没有被强调，报告中也明确强调要反思“四人帮”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因此，这一时期的反腐虽依然有革命色彩，但和改革开放前的反腐思路已有很大区别，只有一定的类似性。
（二）“过渡型反腐思路”（1987-2002）
1987年至2002年期间，我国的反腐思路从旧有的“类革命型”向“体系型”过渡，旧有特征和崭新特征交弥出现，因此，这一时期为“过渡型反腐思路”。笔者采用Netdraw软件绘制了中纪委在党的十五大工作报告的语义网络，如图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重点词为“廉政”、“腐败”、“反腐败”、“监督”、“教育”、“制度”、“体制”、“民主”、“廉洁自律”等。就词频来看，“监督”、“教育”是排位类似词语，处于相对靠前位置，“制度”、“体制”等词虽然是前50位的高频词语，但是没有被着重强调。图3反映出“廉政”、“腐败”、“反腐败”居于网络中心，十二大的关键词如“腐蚀”等词语没有出现。在靠近中心的区域，“监督”、“教育”分布于左侧和上方，在网络外围，“法规”、“体制”、“管理”等词都有分布。
就此来看，这一时期的反腐思路呈现出过渡型。其一，现代政府建设的思维不断凸显。党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入，不局限于“腐蚀”、“犯罪”，不仅明确了“腐败”和“反腐败”，更是提出“廉政建设”等新概念，反映了党对反腐工作认识的深化。此外，党强调通过监督和制度建设治理腐败的思路，体现为“监督”、“制度”、“机制”等词语频现。据统计，我国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制定的廉政规则就达到217条。[4]其二，旧有思维出现路径依赖。党将腐败的根源总结道“从根本上讲，领导干部的这些问题……是放弃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的结果。”[5]在这种判断下，权力监督并没有成为廉政工作的绝对中心，从图3中可以看出，相关词语如“监督”处于半边缘位置，“体制”、“制度”等词在文本中并不居前。“教育”多次被强调，党还直接提出了“廉洁自律”（表2）。这直接说明了党对思想改造的重视。实践中，为了加强世界观改造，该时期我国重点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这成为了这一时期主要的反腐措施之一。总的来看，党在这一阶段对腐败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反腐思路上，同时强调监督和教育，呈现过渡特征。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反腐思路又有了新的发展。
图2（三）“体系型反腐思路”（2002年至今）
2002年至今的反腐思路是体系型反腐思路。即通过科学的制度和法律体系配置公共权力，辅之以廉洁教育的反腐思路。现绘制中纪委在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的语义网络图，如图4。
据表2，相关的重要词语有“腐败”、“反腐败”、“监督”、“制度”、“机制”、“体制”、“教育”、“预防”、“体系”等。图4显示“制度”、“机制”、“监督”更是成为了频率极高的词语，“体系”（左下方）、“预防”（下侧居中）也在语义图出现并靠近中心位置，“教育”（左下方）则被边缘化。笔者就词频和语义网络认为，2002年至今中央形成了“体系反腐”的思路。这种体系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推行体系化的过程控制方略。“预防”、“惩治”成为了前50位的高频词，中央明确指出治理腐败要“惩治和预防一起抓”，在腐败的过程控制中体现出体系性特征。第二，廉政教育和外部监督并举，且更强调外部监督。虽然中央在这一时期同时强调廉政文化培育和加强监督，在语义网络图（图4）中，“监督”和“教育”都有出现，但“监督”相对于“教育”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中纪委在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也将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视作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同时，党和国家也不断强调培育廉政文化对治理腐败的重要意义。以此观之，中共同时重视外在监督和内在道德的培育，且更强调监督的重要性，这体现出对腐败的体系化治理。第三，着力打造科学的制度体系。体系化的制度将公共权力限制在封闭的制度环中，以规训权力和治理腐败。在表3、图4中，“制度”和“体系”成为了关键词，两词通过图4中具体的“连接线”联系起来。十八大上，党明确提出要“不断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打造制度体系是近年来我国反腐的着力点。
图3综上所述，我国反腐思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路径为“类革命型反腐”（1978-1987）——“过渡型反腐”（1987-2002）——“体系型反腐”（2002至今）。以上论述主要基于描述层面。那么，如何对这种反腐思路的变化过程进行更深一步的把握和解释，换言之，我国反腐思路变化的具体线索是什么？这种线索是如何反映在相关文件的话语变化之中？
三、反腐思路变化路径的线索
通过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偏好的反腐手段有以下三种：革命斗争、外部监督、廉政教育。这三种方式分别反映了党的三种基本思路：通过阶级斗争和组织整顿治理腐败、通过权力监督遏制腐败、通过培育“官德”防止思想蜕化。笔者用“阶级”、“监督”、“教育”三种词语的频率在中纪委历次工作报告中的代际变化来考察不同时期我国反腐思路的变化线索。由于每项文本长度不同，这种线索须从上述三个词语的频率占相应文本总词数的比重变化中体现出来。现绘制下表（表3），括号外的数据表示该词语的频率，括号内表示该词语频率占文献总词数的比重。 表3
监督阶级教育十二大1（0.0002）5（0.0013）9（0.0022）十三大17（0.0029）3（0.0005）16（0.0027）十四大21（0.0035）1（0.0002）18（0.003）十五大27（0.0042）5（0.0008）21（0.0032）十六大39（0.005）0（0）26（0.0033）十七大52（0.0077）0（0）23（0.0034）十八大74（0.01）0（0）30（0.0041）根据表3的数据，可以得出三个词语频率占文献总词数比重变化的折线图（图4）如下：
图4可以从图中看出，在“类革命型反腐”阶段（1978-1987），中央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和道德教育反腐，在过渡时期（1987-2002），中央重视权力监督和道德教育的作用，弱化了阶级斗争的思路，而在“体系型反腐”阶段，中央最青睐权力监督的反腐思路，并辅之以廉洁教育，阶级斗争在工作报告中并未出现。就词语个体来看，“阶级”的对应折线呈持续下降趋势，“监督”的词频则不断上升，到“体系型反腐”阶段后（2002年后），该折线更呈现陡然上升趋势。“教育”一词则不断缓慢上升，说明廉政教育在各个阶段都被强调。这种词频变化体现出我国反腐思路变化的两条线索。
（一）从非常态性到常态性
如图4，“阶级”和“监督”两词对应的折线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势。此外，就廉政教育的内容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对干部革命精神的重塑，而当今我国的廉政教育主要着眼于法治、官德教育等。总的来看，“阶级”一词的出现和革命教育的强调意味着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视。这种治理方式具有猛烈、短暂、冲破既有秩序的特征，属于非常态化的反腐思路。而权力监督则意味着在不破坏政府运行过程的前提下，对官员实行外部行政控制，使官员行为在合法范围之内，属于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因此，我国反腐思路的变化可以被概括成从非常态治理方式到常态治理方式的转型过程。
（二）从自律性反腐到监督性反腐
另一条反腐思路变迁的线索是从自律性反腐向监督性反腐的转变。从“教育”、“监督”两词的频率变化折线（图4）可以看出，监督相对于廉政教育越来越在反腐工作部署中占据优势，近年来更是凸显“压倒性”地位。这表明中央在政策工具选择时，更偏好于外部监督，廉政教育虽依然被不断强调，但越来越处于从属性地位。从两个词语频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不断强调外在监督的思路，培育廉政文化等“软制度”建设思路处于辅助地位。
四、总结与思考
笔者以中纪委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为文本材料，通过词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人工解读等方式进行了话语分析，并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描述为“革命型”（1978-1987）——“过渡型”（1987-2002）——“体系型”（2002至今）。这一方面反映了从非常态性的廉政治理向常态性廉政治理转变，另一方面反映出从重视道德自律向更加依靠权力监督转变。
体系型反腐是国际通行的治本之策。当今，中央遵循“体系型”的反腐思路，正在加快缔造中国特色的廉政治理体系。一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的廉政治理结构，纪律检查、人大监督、审计核查、司法介入、公民检举、舆论监督、廉政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的高压反腐，廉政体系的实效并未达到预期。制度执行力不足成为阻碍我国反腐真正走向治本的一个难题。而要加强廉政制度执行力，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制度执行力的第一要素就是坚定的主体。中纪委在既定框架内通过厉行反腐，能够使制度执行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作为，优化制度执行的政治生态。第二，严格落实责任制。建立廉政工作的责任制，通过落实官员责任并纳入绩效考评的方式，将制度执行和官员理性挂钩，以此激励官员主动执行廉政制度。第三，培育反腐文化。“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进一步普及和强化廉政教育，使官场形成依法行政，按制度办事的文化氛围。第四，加强公民监督。公民能够自觉表达利益诉求，要进一步疏通公民参与渠道，完善举报回馈机制，实现权利救济，以此为制度的执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0）：184-190.
[2]宋广奇.当代中国反腐模式转换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65-143.
[3]王侃.中国共产党反腐模式的发展变迁和理论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8）：2-7.
[4]胡鞍钢.廉政制度的历史阶段与中国特色国家廉政体系的建构[J].学习月刊，2008（3）：19.
[5]陈挥，王关兴.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90.
责任编辑：邓卫红
关键词：反腐思路；演进路径；中纪委工作报告；词频；语义网络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3-0039-08
一、引言
（一）研究对象
近年来，我国如火如荼的反腐败斗争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反腐思路是指党对于反腐工作的部署和方针，并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发展而深化。我国的反腐斗争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1978年以前，我国的反腐主要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思路展开，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党基于对“文革”的反思，不断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常态化的廉政治理体系。这一点学界已形成共识。但是许多学者指出，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思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反腐思路具体变化路径又是怎样的？
（二）研究综述
学界一般方法是对党的反腐文献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进行文本分析和历史解读。近年来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可被总结并罗列如下：胡杨（2010）指出，改革开放后，反腐思路经历了权力反腐（1978年至1992年）——制度反腐（1992年至2005年）——体系反腐（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1]；宋广奇（2009）提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组织反腐（1978年至2000年）——制度反腐（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2]，发展方向为“法治反腐”；王侃（2009）将改革开放后的反腐思路变迁归结为从组织内反腐（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制度反腐（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全方位系统反腐（2002年至今）的转型过程。[3]
通过上述研究成果的列举，不难看出，学术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学者大多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不断发展，“制度反腐”是反腐思路发展的终极目标或重要节点。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学者的意见多有矛盾之处，表现在各个学者既没有对各个阶段的主要内容获得一致见解，在重要时间节点的判断上也莫衷一是。因此，对于此话题的研究仍然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
（三）本文研究方法
与既往研究相同，笔者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工作中的文本材料加以研究。这些重要文献反映了党对于反腐工作的具体规划，是研究反腐思路的理想材料。但与前人不同，在具体分析技术上，笔者主要采取了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的方式。词频指词语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任何一项文本都由具体的词语构成，词语不仅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政治社会现象，还能折射出说话者对于这一现象的主观判断和理解。因此，在反腐文件中，某一词汇多次出现，说明该词语所表示的含义得到了执政者的重视，当某词语较少出现，说明执政者没有将这种词语代表的社会现象视为重心。下文便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腐文件的具体措辞。具体的研究步骤为，首先统计各项文本的高频词，再观察具体词语的代际变化，以此观察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
为统计词频，笔者将相关文本录入到语义挖掘程序ROST-CM之中，通过该程序统计文本中的高频词。此外，笔者用Netdraw作出相应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该图能反映相关文本的高频词语之间的联系，清楚显示中心词语和其他重要词语的分布状况（中心词便可表明此时反腐工作的核心思路，边缘词是配合反腐中心工作开展的辅助性措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这种非人工的解读方式能够保证研究的科学性、高效性、直观性。但是，必须承认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科学化，由机器完全代替人力。因此，笔者在运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对相关文献做了大量的人工理解，拒绝纯程序化的分析手段，做到研究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互补。
战略扫描包涵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研究在文本的选择上，选用改革开放以来中纪委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无疑具有合理性。理由在于，首先，中国的政治体系是由中共建立并主导的，中国的反腐也主要是中共主导的党内反腐，各级纪委实际上成为了反腐斗争的主体；其次，由于中国不严格分权的政治制度，中央一级纪委在纪委制度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再者，反腐工作的材料较为复杂，既有工作报告，也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相关的“大事记”等材料。与其他材料相比，中纪委工作报告其起草过程必须经过多次推敲，字斟句酌，用语考究，每一处词语的变化都能够反映党廉政治理思路的转变。因此，我国的反腐结构决定必须选取中央纪委的相关材料，而由于纪委工作报告的权威性和严谨性，选取这些报告无疑是最合理的。另外，并不是每篇报告都只涉及到反腐的内容，在改革开放初期，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也是各级纪委的工作任务。因此，笔者对一些文本做了必要的删减，仅保留和反腐工作相关的文本。最终选取的材料具体如下表（表1）：
二、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
通过软件分析，笔者将各文件出现频次在前50位的词语（含并列第50位的词语）按频次降序整理如下表（表2），
根据这种话语变化，按时间顺序将我国反腐思路变迁过程归为三个阶段：“类革命型”（1978-1987）、“过渡型”（1987-2002）、“体系型”（2002至今）。现具体论述如下：
（一）“类革命型反腐思路”（1978-1987）
1978-1987期间的反腐思路为“类革命型反腐思路”，即将腐败归为阶级斗争和干部革命性的削弱，通过内部行政整顿、革命教育的方式实现组织净化和革命色彩的重塑以治理腐败。但由于党此时已经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并开始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的反腐思路只能与革命型近似。为便于分析，笔者应用Netdraw软件绘制中纪委在十二大工作报告的语义网络分析图（图1），该图基于语义矩阵列举了相关文件的词语关系，靠近中心的密集词汇为文献的核心词，外围词汇为与核心词相关联的其他重要词汇，如下所示： 图1表2显示中纪委在十二大工作报告中“腐蚀”、“犯罪”、“教育”、“历史”、“报告”、“资本主义”、“整顿”、“革命”是能够反映该时期特征的高频词。图1中，并没有近年来频现于中央报告的“腐败”、“监督”、“制度”等词，而是在左下角出现了“腐蚀”一词，左侧出现“犯罪”一词，在网络外围，分布代表反腐措施的词汇，如“教育”、“战斗力”、“请示”等。从表2和图1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党对腐败认识具有革命色彩。报告没有出现“腐败”一词，而是表述为“腐蚀”、“犯罪”等词语。在反腐文件中，党将腐败归根于阶级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和革命战斗精神的丧失。其二，治理工具有革命特征。党对腐败的治理采用“组织整顿”乃至整党的方式，以保证组织的“战斗力”和“革命性”。在具体形式上，行政命令式的反腐和思想上的拒腐防变是主要措施。其三，文本中，“武力”、“暴力”、“群众运动”等并没有被强调，报告中也明确强调要反思“四人帮”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因此，这一时期的反腐虽依然有革命色彩，但和改革开放前的反腐思路已有很大区别，只有一定的类似性。
（二）“过渡型反腐思路”（1987-2002）
1987年至2002年期间，我国的反腐思路从旧有的“类革命型”向“体系型”过渡，旧有特征和崭新特征交弥出现，因此，这一时期为“过渡型反腐思路”。笔者采用Netdraw软件绘制了中纪委在党的十五大工作报告的语义网络，如图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重点词为“廉政”、“腐败”、“反腐败”、“监督”、“教育”、“制度”、“体制”、“民主”、“廉洁自律”等。就词频来看，“监督”、“教育”是排位类似词语，处于相对靠前位置，“制度”、“体制”等词虽然是前50位的高频词语，但是没有被着重强调。图3反映出“廉政”、“腐败”、“反腐败”居于网络中心，十二大的关键词如“腐蚀”等词语没有出现。在靠近中心的区域，“监督”、“教育”分布于左侧和上方，在网络外围，“法规”、“体制”、“管理”等词都有分布。
就此来看，这一时期的反腐思路呈现出过渡型。其一，现代政府建设的思维不断凸显。党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入，不局限于“腐蚀”、“犯罪”，不仅明确了“腐败”和“反腐败”，更是提出“廉政建设”等新概念，反映了党对反腐工作认识的深化。此外，党强调通过监督和制度建设治理腐败的思路，体现为“监督”、“制度”、“机制”等词语频现。据统计，我国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制定的廉政规则就达到217条。[4]其二，旧有思维出现路径依赖。党将腐败的根源总结道“从根本上讲，领导干部的这些问题……是放弃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的结果。”[5]在这种判断下，权力监督并没有成为廉政工作的绝对中心，从图3中可以看出，相关词语如“监督”处于半边缘位置，“体制”、“制度”等词在文本中并不居前。“教育”多次被强调，党还直接提出了“廉洁自律”（表2）。这直接说明了党对思想改造的重视。实践中，为了加强世界观改造，该时期我国重点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这成为了这一时期主要的反腐措施之一。总的来看，党在这一阶段对腐败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反腐思路上，同时强调监督和教育，呈现过渡特征。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反腐思路又有了新的发展。
图2（三）“体系型反腐思路”（2002年至今）
2002年至今的反腐思路是体系型反腐思路。即通过科学的制度和法律体系配置公共权力，辅之以廉洁教育的反腐思路。现绘制中纪委在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的语义网络图，如图4。
据表2，相关的重要词语有“腐败”、“反腐败”、“监督”、“制度”、“机制”、“体制”、“教育”、“预防”、“体系”等。图4显示“制度”、“机制”、“监督”更是成为了频率极高的词语，“体系”（左下方）、“预防”（下侧居中）也在语义图出现并靠近中心位置，“教育”（左下方）则被边缘化。笔者就词频和语义网络认为，2002年至今中央形成了“体系反腐”的思路。这种体系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推行体系化的过程控制方略。“预防”、“惩治”成为了前50位的高频词，中央明确指出治理腐败要“惩治和预防一起抓”，在腐败的过程控制中体现出体系性特征。第二，廉政教育和外部监督并举，且更强调外部监督。虽然中央在这一时期同时强调廉政文化培育和加强监督，在语义网络图（图4）中，“监督”和“教育”都有出现，但“监督”相对于“教育”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中纪委在十八大的工作报告中也将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视作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同时，党和国家也不断强调培育廉政文化对治理腐败的重要意义。以此观之，中共同时重视外在监督和内在道德的培育，且更强调监督的重要性，这体现出对腐败的体系化治理。第三，着力打造科学的制度体系。体系化的制度将公共权力限制在封闭的制度环中，以规训权力和治理腐败。在表3、图4中，“制度”和“体系”成为了关键词，两词通过图4中具体的“连接线”联系起来。十八大上，党明确提出要“不断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打造制度体系是近年来我国反腐的着力点。
图3综上所述，我国反腐思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路径为“类革命型反腐”（1978-1987）——“过渡型反腐”（1987-2002）——“体系型反腐”（2002至今）。以上论述主要基于描述层面。那么，如何对这种反腐思路的变化过程进行更深一步的把握和解释，换言之，我国反腐思路变化的具体线索是什么？这种线索是如何反映在相关文件的话语变化之中？
三、反腐思路变化路径的线索
通过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偏好的反腐手段有以下三种：革命斗争、外部监督、廉政教育。这三种方式分别反映了党的三种基本思路：通过阶级斗争和组织整顿治理腐败、通过权力监督遏制腐败、通过培育“官德”防止思想蜕化。笔者用“阶级”、“监督”、“教育”三种词语的频率在中纪委历次工作报告中的代际变化来考察不同时期我国反腐思路的变化线索。由于每项文本长度不同，这种线索须从上述三个词语的频率占相应文本总词数的比重变化中体现出来。现绘制下表（表3），括号外的数据表示该词语的频率，括号内表示该词语频率占文献总词数的比重。 表3
监督阶级教育十二大1（0.0002）5（0.0013）9（0.0022）十三大17（0.0029）3（0.0005）16（0.0027）十四大21（0.0035）1（0.0002）18（0.003）十五大27（0.0042）5（0.0008）21（0.0032）十六大39（0.005）0（0）26（0.0033）十七大52（0.0077）0（0）23（0.0034）十八大74（0.01）0（0）30（0.0041）根据表3的数据，可以得出三个词语频率占文献总词数比重变化的折线图（图4）如下：
图4可以从图中看出，在“类革命型反腐”阶段（1978-1987），中央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和道德教育反腐，在过渡时期（1987-2002），中央重视权力监督和道德教育的作用，弱化了阶级斗争的思路，而在“体系型反腐”阶段，中央最青睐权力监督的反腐思路，并辅之以廉洁教育，阶级斗争在工作报告中并未出现。就词语个体来看，“阶级”的对应折线呈持续下降趋势，“监督”的词频则不断上升，到“体系型反腐”阶段后（2002年后），该折线更呈现陡然上升趋势。“教育”一词则不断缓慢上升，说明廉政教育在各个阶段都被强调。这种词频变化体现出我国反腐思路变化的两条线索。
（一）从非常态性到常态性
如图4，“阶级”和“监督”两词对应的折线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势。此外，就廉政教育的内容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对干部革命精神的重塑，而当今我国的廉政教育主要着眼于法治、官德教育等。总的来看，“阶级”一词的出现和革命教育的强调意味着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视。这种治理方式具有猛烈、短暂、冲破既有秩序的特征，属于非常态化的反腐思路。而权力监督则意味着在不破坏政府运行过程的前提下，对官员实行外部行政控制，使官员行为在合法范围之内，属于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因此，我国反腐思路的变化可以被概括成从非常态治理方式到常态治理方式的转型过程。
（二）从自律性反腐到监督性反腐
另一条反腐思路变迁的线索是从自律性反腐向监督性反腐的转变。从“教育”、“监督”两词的频率变化折线（图4）可以看出，监督相对于廉政教育越来越在反腐工作部署中占据优势，近年来更是凸显“压倒性”地位。这表明中央在政策工具选择时，更偏好于外部监督，廉政教育虽依然被不断强调，但越来越处于从属性地位。从两个词语频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不断强调外在监督的思路，培育廉政文化等“软制度”建设思路处于辅助地位。
四、总结与思考
笔者以中纪委在历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为文本材料，通过词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人工解读等方式进行了话语分析，并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思路的演进路径描述为“革命型”（1978-1987）——“过渡型”（1987-2002）——“体系型”（2002至今）。这一方面反映了从非常态性的廉政治理向常态性廉政治理转变，另一方面反映出从重视道德自律向更加依靠权力监督转变。
体系型反腐是国际通行的治本之策。当今，中央遵循“体系型”的反腐思路，正在加快缔造中国特色的廉政治理体系。一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的廉政治理结构，纪律检查、人大监督、审计核查、司法介入、公民检举、舆论监督、廉政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的高压反腐，廉政体系的实效并未达到预期。制度执行力不足成为阻碍我国反腐真正走向治本的一个难题。而要加强廉政制度执行力，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制度执行力的第一要素就是坚定的主体。中纪委在既定框架内通过厉行反腐，能够使制度执行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作为，优化制度执行的政治生态。第二，严格落实责任制。建立廉政工作的责任制，通过落实官员责任并纳入绩效考评的方式，将制度执行和官员理性挂钩，以此激励官员主动执行廉政制度。第三，培育反腐文化。“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进一步普及和强化廉政教育，使官场形成依法行政，按制度办事的文化氛围。第四，加强公民监督。公民能够自觉表达利益诉求，要进一步疏通公民参与渠道，完善举报回馈机制，实现权利救济，以此为制度的执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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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