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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伊始，岳宣义把“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改成了“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
岳宣义的办公室位于北京西城区天宁寺桥旁一栋简陋老式楼房的顶层。这座只有4层的房子还保持着当年作为招待所时的格局，没有电梯，楼梯有些陡峭，房间狭小，装修简单。
除了墙上挂着的3幅字画和一张用来练习书法的桌子，整间办公室连一盆装饰用的大型植物都没有，简朴得有些寒酸。
“首先欢迎你们冒着大雨来，感谢你们对我们基金会的支持。”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岳宣义笑着对《民生周刊》记者说，语带乡音，中气十足。
人生的3次转弯
1962年夏，台湾海峡形势骤然紧张。19岁的岳宣义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但是，在“上学服从参军”的号召下，他投笔从戎，开始了长达38年的军旅生涯。这是岳宣义人生第一个“大转弯”。
岳宣义所在的部队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如果有战事和大事，不管东南西北都要去。”岳宣义说。1979年，他作为某团指挥员之一参加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1998年，他同军区其他领导率领部队参加长江抗洪抢险……“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经历过战火硝烟，保卫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到很荣幸、很欣慰。”对于自己的军旅生涯，岳宣义这样总结。
1999年底，岳宣义迎来了个人生涯的第二个“大转弯”，用他的话说就是“放下了打豺狼的枪，拿起了反腐败的剑”。当年，根据中央领导要在部队选调一批正军级干部到国家机关工作的指示，已经有5年正军职少将军衔的岳宣义，受命担任中央纪委驻司法部纪律检查组组长及司法部党组成员。“到了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加上纪检工作很难做，一切都要重新学起，从头干起。”他说。
从此，反腐败这把剑，岳宣义一拿就是近9年。2008年，66岁的岳宣义想退休了。“按照部队的说法，我这是‘超期服役’，工作47年，累了，想休息了，也把位子滕出来，让给年轻人。”岳宣义选择了主动请辞。不过，他向往的“抛却红尘多少事，诗书任我写乾坤”的清闲时光，却没有随着退休通知一起到来。
2011年，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面临换届，司法部领导找岳宣义谈话，希望他能接受基金会第三任理事长一职。坚辞之后岳宣义最终还是服从了。他临危受命，再一次经历了“大转弯”。回忆起3年前的选择，岳宣义朗声笑着说：“按照过去讲的比较有党性的话，就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同年4月，岳宣义正式接任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又一次重头开始，做起了慈善事业。从事行政工作多年的岳宣义，“习惯做决定发指示，好像没求过什么”，但从事基金会的工作后，“求人捐款”成了他的工作重心。“每天同钱打交道，慈善这个弯转得最急最大。”他说。
滚着石头上山
“基金会是干什么的？说得粗俗点，是为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要饭吃的。”上任伊始，岳宣义便把“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俗语改成了“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并将其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工作理念。
“把有理没钱的老百姓请进法律援助的大门，我们得有钱才行。基金会的钱从哪来？只能朝别人要。”岳宣义说。
但是，“要钱”谈何容易。虽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有着令很多同行羡慕的公募资格，又有7家国企作为理事单位，但募集资金仍然是岳宣义最担忧的问题。“央企每年给我们捐助的金额不是固定的，要是不‘跑断腿，讲干嘴’，很可能去年给了，今年就不给了，或者去年给100万，今年只给50万。”这样的情况岳宣义3年来经常碰到。“伸手化缘，无论你行为多么高尚，都免不了遭人白眼。一问人家要钱，尊严就少了几分，就得鞠躬，就得弯腰。”岳宣义感慨。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所在的办公楼，4层的地面还没有立交桥高，窗外不时传来轰鸣的噪音。
对此，岳宣义有自己的考虑，“现在国内的慈善环境危机重重，我们的房子不能太好，否则别人会认为你把捐款用来弄房子了。车子也一样，我们将就着用以前的，不买新的。”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基金会可以从募集来的资金中抽取10%作为管理费，但法律援助基金会去年只用了不到5%的管理费。
从2011年至今，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慈善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基金会募集资金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此时，岳宣义身上的军人本色显露出来，面对困难，他决定“滚着石头上山”。他给基金会秘书处提出要求：追求崇高，奉献法援；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不怕碰钉子，不怕丢面子；忍苦耐劳，忍辱负重，甘当困难群体的孺子牛。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募捐额在这场危机中不降反升，2012年突破2500万元。而此前，基金会绝大多数年份的募捐额均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徘徊。
“虽然我们基金会也是国字头，但起步晚，而且救助形式也不像其他基金会那样直接见效。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募集资金额度小，还需继续努力。”显然，2500万元并不是岳宣义努力的终点。
资金要管好、用好
除了募集来的善款，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还包括财政部下拨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009年12月，第一笔5000万的公益金划拨到基金会。2011年底，这笔钱增加到了1亿元。加上中央财政每年通过转移支付支持法律援助的2亿元，一共3亿元。三分天下有其一，这1亿元该怎么用？岳宣义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既然接下了担子，就要把工作抓上去。”对于岳宣义来说，这笔专项用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金一定要用在百姓身上，否则“下对不起百姓，上愧对领导”。他对“中彩金”的使用提出要求：“第一，管好，不出问题；第二，用好，发挥效益。”
为此，他们采取了“先办案，后发钱”的办法。“我们专门成立了中央彩票公益金办公室。每一案件都要到办公室进行审核，符合要求才拨钱，不符合要求就退回去重来，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岳宣义说。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严格管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岳宣义回忆，“工作量增加了，却没有增加编制，也没有增加经费，时间长了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就懈怠了，甚至有怨气，导致案件质量下降，退补率很高。去年，法律援助基金会全国平均退补率达19.99%。”
2012年底，在经过调研之后，基金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重点解决“退补率”问题。他说，“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为老百姓服务是高尚的事业、奉献的事业、光荣的事业。为百姓做好服务，他们就不上访，不闹事，也就稳定了，这就是建设平安中国。如果退补率居高不下，我们就只能采取减少或收回资金的办法；而对那些做得好的省份，我们则采取追加经费的办法进行奖励。”双管齐下，进入2013年，“退补率”普遍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全国平均只有1.29%。曾经高达29%的重庆，第二季度已经下降到0.2%。这让岳宣义很是自豪。
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网站上，每个月都会通报一次“中彩金”和其他款项的使用情况。在岳宣义看来，开支情况完全公开透明，是理所应当的事。而他的“理所当然”，却恰恰是很多基金会所缺少的。
“给他们打打气”
2012年，“慈善新兵”岳宣义做了一个让周围人都捏了一把汗的决定，已经70岁的他决定亲赴藏区调研基金会的工作情况。
当年5月，岳宣义到陕西、四川调研，8月到新疆调研。这次他到西藏，从昌都经林芝、拉萨到日喀则，10天时间，4000多公里行程，常常一整天都在路上。这次调研，岳宣义和他的团队翻越了3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这种很多年轻人都不能适应的工作强度，岳宣义却“没有多大负担”。
“既然接下了这个担子，就要尽力做到最好。我们基金会在西藏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中彩金’，去年给了100万，我得去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一个是‘1 1’法律援助志愿者，15人，我得去看看这些抛家舍业的年轻人，给他们打打气。”
所谓“1 1”就是一个律师和一个法学院校的大学毕业生的组合。基金会每年从东部招募律师，团中央有关部门从应届法学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中招募大学生，到全国无律师或者律师严重短缺的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
岳宣义介绍，截止2009年，我国还有212个县没有律师。“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百姓的法制观念提升了，他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可是没有律师，这显然是个问题。所以团中央和司法部发起了这个项目，我们基金会具体组织实施。”
项目开展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就。2012年4月，“1 1”法律援助项目被授予中国政府慈善领域最高奖“中华慈善奖”；9月，被中央创先争优领导小组评定为全国“100个特色做法”。
不只是上级的肯定，这个项目也深受百姓欢迎，这更让岳宣义觉得光荣。他举了一个牡丹江发生的案例。有个老太太，丈夫去世了，儿子关在监狱里，媳妇怀有身孕，全家靠她一个人拾荒为生，更不幸的是，儿媳的房子被判给了前夫。就在她们走投无路时，老太太听说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帮穷人免费打官司，于是就找来了。
“经过审核，她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委派了一个叫张勉的女律师帮她打官司。在法院已经终审判决的情况下，张律师用9个月的时间硬是把案件翻了过来。这个老太太在座谈会上非常激动，说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自己一生品尝过酸苦辣，这是第一次尝到甜。”
谈到案件，就不能不提到志愿者。谈起这些志愿者律师，岳宣义如数家珍。“有一个叫马兰的北京女律师，在甘肃山丹县服务一年，又在西藏服务了两年，从‘山丹花’变成了‘格桑花’。虽然今年她本人仍然要求留在西藏，当地政府也希望她能留下。但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她派到了海南。”
“志愿者无私奉献，我们就要尽力做好他们的保障工作。”他说，如今，“1 1”法律援助项目已经开展了5个年头，这些志愿者的足迹遍布全国19个省、800多个县。“律师资源短缺的县还多着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岳宣义说。
岳宣义笑称自己的工作是“5 2”、“白 黑”，“周末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工作方便，特意在家里装了传真机。”
这和他理想中的退休生活相去甚远。“一般像我这样的人退休后都会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一下，写个回忆录什么的，但因为基金会，实在没有时间，留下些许遗憾。退休了还继续做善事，维护老百姓的权益，觉得很舒心。现在，我饭吃得香，觉睡得香，感到很开心。”
岳宣义的办公室位于北京西城区天宁寺桥旁一栋简陋老式楼房的顶层。这座只有4层的房子还保持着当年作为招待所时的格局，没有电梯，楼梯有些陡峭，房间狭小，装修简单。
除了墙上挂着的3幅字画和一张用来练习书法的桌子，整间办公室连一盆装饰用的大型植物都没有，简朴得有些寒酸。
“首先欢迎你们冒着大雨来，感谢你们对我们基金会的支持。”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岳宣义笑着对《民生周刊》记者说，语带乡音，中气十足。
人生的3次转弯
1962年夏，台湾海峡形势骤然紧张。19岁的岳宣义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但是，在“上学服从参军”的号召下，他投笔从戎，开始了长达38年的军旅生涯。这是岳宣义人生第一个“大转弯”。
岳宣义所在的部队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如果有战事和大事，不管东南西北都要去。”岳宣义说。1979年，他作为某团指挥员之一参加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1998年，他同军区其他领导率领部队参加长江抗洪抢险……“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经历过战火硝烟，保卫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到很荣幸、很欣慰。”对于自己的军旅生涯，岳宣义这样总结。
1999年底，岳宣义迎来了个人生涯的第二个“大转弯”，用他的话说就是“放下了打豺狼的枪，拿起了反腐败的剑”。当年，根据中央领导要在部队选调一批正军级干部到国家机关工作的指示，已经有5年正军职少将军衔的岳宣义，受命担任中央纪委驻司法部纪律检查组组长及司法部党组成员。“到了地方，一个人都不认识，加上纪检工作很难做，一切都要重新学起，从头干起。”他说。
从此，反腐败这把剑，岳宣义一拿就是近9年。2008年，66岁的岳宣义想退休了。“按照部队的说法，我这是‘超期服役’，工作47年，累了，想休息了，也把位子滕出来，让给年轻人。”岳宣义选择了主动请辞。不过，他向往的“抛却红尘多少事，诗书任我写乾坤”的清闲时光，却没有随着退休通知一起到来。
2011年，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面临换届，司法部领导找岳宣义谈话，希望他能接受基金会第三任理事长一职。坚辞之后岳宣义最终还是服从了。他临危受命，再一次经历了“大转弯”。回忆起3年前的选择，岳宣义朗声笑着说：“按照过去讲的比较有党性的话，就是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同年4月，岳宣义正式接任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又一次重头开始，做起了慈善事业。从事行政工作多年的岳宣义，“习惯做决定发指示，好像没求过什么”，但从事基金会的工作后，“求人捐款”成了他的工作重心。“每天同钱打交道，慈善这个弯转得最急最大。”他说。
滚着石头上山
“基金会是干什么的？说得粗俗点，是为没有法律饭吃的老百姓要饭吃的。”上任伊始，岳宣义便把“官府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俗语改成了“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并将其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工作理念。
“把有理没钱的老百姓请进法律援助的大门，我们得有钱才行。基金会的钱从哪来？只能朝别人要。”岳宣义说。
但是，“要钱”谈何容易。虽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有着令很多同行羡慕的公募资格，又有7家国企作为理事单位，但募集资金仍然是岳宣义最担忧的问题。“央企每年给我们捐助的金额不是固定的，要是不‘跑断腿，讲干嘴’，很可能去年给了，今年就不给了，或者去年给100万，今年只给50万。”这样的情况岳宣义3年来经常碰到。“伸手化缘，无论你行为多么高尚，都免不了遭人白眼。一问人家要钱，尊严就少了几分，就得鞠躬，就得弯腰。”岳宣义感慨。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所在的办公楼，4层的地面还没有立交桥高，窗外不时传来轰鸣的噪音。
对此，岳宣义有自己的考虑，“现在国内的慈善环境危机重重，我们的房子不能太好，否则别人会认为你把捐款用来弄房子了。车子也一样，我们将就着用以前的，不买新的。”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基金会可以从募集来的资金中抽取10%作为管理费，但法律援助基金会去年只用了不到5%的管理费。
从2011年至今，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慈善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基金会募集资金的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此时，岳宣义身上的军人本色显露出来，面对困难，他决定“滚着石头上山”。他给基金会秘书处提出要求：追求崇高，奉献法援；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不怕碰钉子，不怕丢面子；忍苦耐劳，忍辱负重，甘当困难群体的孺子牛。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募捐额在这场危机中不降反升，2012年突破2500万元。而此前，基金会绝大多数年份的募捐额均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徘徊。
“虽然我们基金会也是国字头，但起步晚，而且救助形式也不像其他基金会那样直接见效。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募集资金额度小，还需继续努力。”显然，2500万元并不是岳宣义努力的终点。
资金要管好、用好
除了募集来的善款，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资金还包括财政部下拨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2009年12月，第一笔5000万的公益金划拨到基金会。2011年底，这笔钱增加到了1亿元。加上中央财政每年通过转移支付支持法律援助的2亿元，一共3亿元。三分天下有其一，这1亿元该怎么用？岳宣义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既然接下了担子，就要把工作抓上去。”对于岳宣义来说，这笔专项用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金一定要用在百姓身上，否则“下对不起百姓，上愧对领导”。他对“中彩金”的使用提出要求：“第一，管好，不出问题；第二，用好，发挥效益。”
为此，他们采取了“先办案，后发钱”的办法。“我们专门成立了中央彩票公益金办公室。每一案件都要到办公室进行审核，符合要求才拨钱，不符合要求就退回去重来，以保证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岳宣义说。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严格管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岳宣义回忆，“工作量增加了，却没有增加编制，也没有增加经费，时间长了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就懈怠了，甚至有怨气，导致案件质量下降，退补率很高。去年，法律援助基金会全国平均退补率达19.99%。”
2012年底，在经过调研之后，基金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重点解决“退补率”问题。他说，“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为老百姓服务是高尚的事业、奉献的事业、光荣的事业。为百姓做好服务，他们就不上访，不闹事，也就稳定了，这就是建设平安中国。如果退补率居高不下，我们就只能采取减少或收回资金的办法；而对那些做得好的省份，我们则采取追加经费的办法进行奖励。”双管齐下，进入2013年，“退补率”普遍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全国平均只有1.29%。曾经高达29%的重庆，第二季度已经下降到0.2%。这让岳宣义很是自豪。
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网站上，每个月都会通报一次“中彩金”和其他款项的使用情况。在岳宣义看来，开支情况完全公开透明，是理所应当的事。而他的“理所当然”，却恰恰是很多基金会所缺少的。
“给他们打打气”
2012年，“慈善新兵”岳宣义做了一个让周围人都捏了一把汗的决定，已经70岁的他决定亲赴藏区调研基金会的工作情况。
当年5月，岳宣义到陕西、四川调研，8月到新疆调研。这次他到西藏，从昌都经林芝、拉萨到日喀则，10天时间，4000多公里行程，常常一整天都在路上。这次调研，岳宣义和他的团队翻越了3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这种很多年轻人都不能适应的工作强度，岳宣义却“没有多大负担”。
“既然接下了这个担子，就要尽力做到最好。我们基金会在西藏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中彩金’，去年给了100万，我得去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一个是‘1 1’法律援助志愿者，15人，我得去看看这些抛家舍业的年轻人，给他们打打气。”
所谓“1 1”就是一个律师和一个法学院校的大学毕业生的组合。基金会每年从东部招募律师，团中央有关部门从应届法学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中招募大学生，到全国无律师或者律师严重短缺的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
岳宣义介绍，截止2009年，我国还有212个县没有律师。“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百姓的法制观念提升了，他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可是没有律师，这显然是个问题。所以团中央和司法部发起了这个项目，我们基金会具体组织实施。”
项目开展以来，取得了一系列成就。2012年4月，“1 1”法律援助项目被授予中国政府慈善领域最高奖“中华慈善奖”；9月，被中央创先争优领导小组评定为全国“100个特色做法”。
不只是上级的肯定，这个项目也深受百姓欢迎，这更让岳宣义觉得光荣。他举了一个牡丹江发生的案例。有个老太太，丈夫去世了，儿子关在监狱里，媳妇怀有身孕，全家靠她一个人拾荒为生，更不幸的是，儿媳的房子被判给了前夫。就在她们走投无路时，老太太听说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帮穷人免费打官司，于是就找来了。
“经过审核，她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委派了一个叫张勉的女律师帮她打官司。在法院已经终审判决的情况下，张律师用9个月的时间硬是把案件翻了过来。这个老太太在座谈会上非常激动，说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自己一生品尝过酸苦辣，这是第一次尝到甜。”
谈到案件，就不能不提到志愿者。谈起这些志愿者律师，岳宣义如数家珍。“有一个叫马兰的北京女律师，在甘肃山丹县服务一年，又在西藏服务了两年，从‘山丹花’变成了‘格桑花’。虽然今年她本人仍然要求留在西藏，当地政府也希望她能留下。但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她派到了海南。”
“志愿者无私奉献，我们就要尽力做好他们的保障工作。”他说，如今，“1 1”法律援助项目已经开展了5个年头，这些志愿者的足迹遍布全国19个省、800多个县。“律师资源短缺的县还多着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岳宣义说。
岳宣义笑称自己的工作是“5 2”、“白 黑”，“周末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工作方便，特意在家里装了传真机。”
这和他理想中的退休生活相去甚远。“一般像我这样的人退休后都会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一下，写个回忆录什么的，但因为基金会，实在没有时间，留下些许遗憾。退休了还继续做善事，维护老百姓的权益，觉得很舒心。现在，我饭吃得香，觉睡得香，感到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