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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我们走了很远，却忘记了为何出发。”这话同样适合于教育。
我越来越感到，“大张旗鼓”“直截了当”的教育正充满着我们的校园：班会课、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板报比赛……一个又一个声势浩大的教育活动中，深入心灵的教育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教育形式与技术越来越精致而娴熟，却忘记了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出经验”“出模式”，不是为了“彰显特色”“打造品牌”，而是为了对学生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启迪、灵魂的唤醒。
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最有效的教育，往往是最自然的教育，而所谓“最自然的教育”往往发生在教师的不声不响和学生的不知不觉之中。
有一年，我又带了一个初一新班。
开学第一天，我点完名之后，对同学们说：“今天第一次见面，我想送大家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昨晚写的一封信。”这是我当班主任的一个传统。每带一个新班，我都会给新生写一封信，表达我的期待与祝福。
同学们听了我的话，都静静地等待着。本来，我完全可以请几个同学上来帮我发信，那样我的信就会很快到达每一个学生的手中。但多年的教育经历告诉我，如果由我亲自发信，或许在发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教育因素和教育契机。如果我让学生帮我发，这些因素和契机将会白白流失。于是，我对同学们说：“这样，我念一个名字，就上来一位同学拿信。这样也方便我再熟悉一下大家。”
我开始叫学生的姓名。第一个被叫到的男孩看上去很淳朴，上来的时候对着我傻笑，但显然没有礼貌的习惯，因为他接过我双手送过去的信，并没有双手接，更没有说“谢谢”。
这第一个孩子就送给我一个“教育机会”。我本来可以立即就他的没有礼貌对全班同学进行一番教育——我相信，如果我那样做，接下来的每一个同学接过信时，都会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谢谢”的。但这第一个学生的面子将因此受到伤害，进入新班集体的第一天就在全班同学面前被当作“反面典型”，这对他来说，多么丢脸啊！于是，我没有批评他，因为此刻，维护一个少年的尊严，比“教育”全班同学更重要。
我继续发信。接下来几位同学都没说“谢谢”，但我依然不动声色，笑眯眯地把信双手递给上来的每一个学生，并等待着某种时机。这种“等待”源于我对学生集体的信任，我坚信在几十个学生当中，总有学生——哪怕一个——会有礼貌的。我期待着这个学生的出现。
终于，发到第七个同学时，这位叫“高微”的小姑娘接过信之后对我说：“谢谢！”我马上对大家说：“高微同学多有礼貌！给我说谢谢！”不出所料，听到我这么说之后，接下来的每一个同学拿过信时都对我说“谢谢”。
但依然没有一个同学用双手接信，包括高微。没关系，我继续等待。我想，退一万步说，如果发到最后一个同学也没有人双手接信，那时候我再提醒也不迟。我一面继续发信，一面在等待着……
派到第十一个同学的时候，黎娜同学用双手接过信，说：“谢谢！”
我马上对大家说：“大家看，黎娜同学更有礼貌，她不但对我说‘谢谢’，而且是用双手接信的！”
自黎娜以后上来的同学，都是用双手接信的。直到最后一个上来的同学也是双手接过信，并说“谢谢”。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我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教育。
其实，我本来可以在发信之前给学生说这样一番话：“同学们，下面我要给大家发信了。但我担心有的同学没有礼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有礼貌。上来接信时应该双手接，并且对老师说声‘谢谢’。”
如果我這样做了，相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每一个学生一定会做得非常“规范”。但和我实际的做法相比，并不是最佳的教育方式。为了表述方便，我姑且把我的“事先提醒”叫做“A方式”，而把我实际的做法称作“B方式”，然后做一个比较分析——
第一，A方式是基于批评的教育，是假设（虽然这种“假设”是可能发生的）学生没有礼貌而实施的教育；B方式则是基于表扬的教育，是发现学生有礼貌时通过表扬进行的教育。
第二，A方式是教师明显而生硬的教育，因为我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教育他们，这是为教育而教育；B方式则是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教育。
第三，A方式是教师对学生“说教式”的教育；B方式则是情境中的教育，是学生在实践中的体验式教育。
第四，A方式是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而B方式则是学生在教师的巧妙引导下，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即同一集体中有礼貌的学生对另一部分缺少礼貌同学的教育——有礼貌的同学因表扬而受到鼓励，缺少礼貌的同学则被有礼貌的同学感染，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我说的“自然而然的教育”。
我再讲一个案例。
那年我教高一。一天晚上，我抱着作文本由1楼办公室朝4楼教室走去，准备利用晚自习辅导时间给学生评讲一下作文。刚走到2楼拐角处，便看到我班的一对男女生在不远处的阴暗角落里拥抱亲吻，因为他们很投入，所以并没有察觉我即将走近。
怎么办？当时，我的脑子急速地旋转。装作没看见吗？可是我明明看见了呀，如果不阻止显然是失职；但如果我当面批评，会让两个学生难堪，这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我的反应还算敏捷。我马上将手一松，作文本便哗啦啦地掉了一地，我赶紧蹲下，埋头捡作文本。声音惊动了那两个学生，他们跑过来帮我捡作文本——显然一点都没察觉我刚才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作文本全部都捡起来了，我说了声“谢谢”，便和他们一起走进了教室。
不动声色，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事却一直搁在我心里，下一步怎么办呢？不了了之？那我就没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但如果我找他们谈话，又会让他们很尴尬：原来老师看见了呀！而且这种直截了当的教育，很难入耳入心。我决定还是先不动声色地引导。 一周以后的语文课，是单元小结。那个单元的课文是女性专题：《项链》《祝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在总结本单元课文时，我谈到了女性的命运，谈到了尽管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男女智商并无明显差异，但古今中外杰出人才中女性所占比例较低的事实。
原因何在？我和学生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在众多复杂的原因中，有一点不可忽略，就是相比男性，女性过早地关注自我，而且往往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了男性。而所有杰出的女性都能超越自我，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比如居里夫人……那堂课我没有一句话涉及早恋，更没有哪怕是含蓄地批评谁，但我内心的目的很明确：我希望那个女同学能够很自然地想到自己。
对我来说，教育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自己不露声色的教育一步一步地达到期待的目的。那次正是如此。第二天我从交来的作业中看到，那个女同学说她听了我的单元总结后很有触动，想到自己，想到了“这一辈子我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现在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状态”，等等，她还说，“希望李老师能够找我谈心，我很想对您倾诉”。
接下来真是行云流水。在办公室里，她主动给我说了她和那个男同学之间的感情，以及这份感情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和烦恼。但她现在决定冷冻这份情感，“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时间一晃，3年过去了，这位女同学后来在大学里给我写信：“感谢李老师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燈！”
苏霍姆林斯基在其不朽名著《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给我们的最后一条建议便是“保密”，即教师的教育意图要隐蔽在友好和无拘束的相互关系气氛中，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写道：“假如一个人处处感到和知道别人是在教育他，他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就会迟钝起来……”
我之所以似乎“小题大做”地叙述和剖析这两件小事，是想说明我本文开始提出的一个观点：真正的教育，总是发生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中。教育者的教育目的一定要非常明确，而教育过程则一定要不露痕迹。当我们处处刻意表现“教育”时，教育往往不会出现，这叫“多情总被无情恼”；当我们“忘掉”教育而忠于生活本身的逻辑时，教育往往会如愿而至，这叫“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我越来越感到，“大张旗鼓”“直截了当”的教育正充满着我们的校园：班会课、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板报比赛……一个又一个声势浩大的教育活动中，深入心灵的教育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教育形式与技术越来越精致而娴熟，却忘记了我们的初衷并不是“出经验”“出模式”，不是为了“彰显特色”“打造品牌”，而是为了对学生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启迪、灵魂的唤醒。
多年的教育实践告诉我，最有效的教育，往往是最自然的教育，而所谓“最自然的教育”往往发生在教师的不声不响和学生的不知不觉之中。
一
有一年，我又带了一个初一新班。
开学第一天，我点完名之后，对同学们说：“今天第一次见面，我想送大家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昨晚写的一封信。”这是我当班主任的一个传统。每带一个新班，我都会给新生写一封信，表达我的期待与祝福。
同学们听了我的话，都静静地等待着。本来，我完全可以请几个同学上来帮我发信，那样我的信就会很快到达每一个学生的手中。但多年的教育经历告诉我，如果由我亲自发信，或许在发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教育因素和教育契机。如果我让学生帮我发，这些因素和契机将会白白流失。于是，我对同学们说：“这样，我念一个名字，就上来一位同学拿信。这样也方便我再熟悉一下大家。”
我开始叫学生的姓名。第一个被叫到的男孩看上去很淳朴，上来的时候对着我傻笑，但显然没有礼貌的习惯，因为他接过我双手送过去的信，并没有双手接，更没有说“谢谢”。
这第一个孩子就送给我一个“教育机会”。我本来可以立即就他的没有礼貌对全班同学进行一番教育——我相信，如果我那样做，接下来的每一个同学接过信时，都会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谢谢”的。但这第一个学生的面子将因此受到伤害，进入新班集体的第一天就在全班同学面前被当作“反面典型”，这对他来说，多么丢脸啊！于是，我没有批评他，因为此刻，维护一个少年的尊严，比“教育”全班同学更重要。
我继续发信。接下来几位同学都没说“谢谢”，但我依然不动声色，笑眯眯地把信双手递给上来的每一个学生，并等待着某种时机。这种“等待”源于我对学生集体的信任，我坚信在几十个学生当中，总有学生——哪怕一个——会有礼貌的。我期待着这个学生的出现。
终于，发到第七个同学时，这位叫“高微”的小姑娘接过信之后对我说：“谢谢！”我马上对大家说：“高微同学多有礼貌！给我说谢谢！”不出所料，听到我这么说之后，接下来的每一个同学拿过信时都对我说“谢谢”。
但依然没有一个同学用双手接信，包括高微。没关系，我继续等待。我想，退一万步说，如果发到最后一个同学也没有人双手接信，那时候我再提醒也不迟。我一面继续发信，一面在等待着……
派到第十一个同学的时候，黎娜同学用双手接过信，说：“谢谢！”
我马上对大家说：“大家看，黎娜同学更有礼貌，她不但对我说‘谢谢’，而且是用双手接信的！”
自黎娜以后上来的同学，都是用双手接信的。直到最后一个上来的同学也是双手接过信，并说“谢谢”。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我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教育。
其实，我本来可以在发信之前给学生说这样一番话：“同学们，下面我要给大家发信了。但我担心有的同学没有礼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有礼貌。上来接信时应该双手接，并且对老师说声‘谢谢’。”
如果我這样做了，相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每一个学生一定会做得非常“规范”。但和我实际的做法相比，并不是最佳的教育方式。为了表述方便，我姑且把我的“事先提醒”叫做“A方式”，而把我实际的做法称作“B方式”，然后做一个比较分析——
第一，A方式是基于批评的教育，是假设（虽然这种“假设”是可能发生的）学生没有礼貌而实施的教育；B方式则是基于表扬的教育，是发现学生有礼貌时通过表扬进行的教育。
第二，A方式是教师明显而生硬的教育，因为我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在教育他们，这是为教育而教育；B方式则是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教育。
第三，A方式是教师对学生“说教式”的教育；B方式则是情境中的教育，是学生在实践中的体验式教育。
第四，A方式是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而B方式则是学生在教师的巧妙引导下，自己对自己的教育，即同一集体中有礼貌的学生对另一部分缺少礼貌同学的教育——有礼貌的同学因表扬而受到鼓励，缺少礼貌的同学则被有礼貌的同学感染，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我说的“自然而然的教育”。
二
我再讲一个案例。
那年我教高一。一天晚上，我抱着作文本由1楼办公室朝4楼教室走去，准备利用晚自习辅导时间给学生评讲一下作文。刚走到2楼拐角处，便看到我班的一对男女生在不远处的阴暗角落里拥抱亲吻，因为他们很投入，所以并没有察觉我即将走近。
怎么办？当时，我的脑子急速地旋转。装作没看见吗？可是我明明看见了呀，如果不阻止显然是失职；但如果我当面批评，会让两个学生难堪，这也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我的反应还算敏捷。我马上将手一松，作文本便哗啦啦地掉了一地，我赶紧蹲下，埋头捡作文本。声音惊动了那两个学生，他们跑过来帮我捡作文本——显然一点都没察觉我刚才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作文本全部都捡起来了，我说了声“谢谢”，便和他们一起走进了教室。
不动声色，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事却一直搁在我心里，下一步怎么办呢？不了了之？那我就没尽到教育的责任，这是对孩子不负责；但如果我找他们谈话，又会让他们很尴尬：原来老师看见了呀！而且这种直截了当的教育，很难入耳入心。我决定还是先不动声色地引导。 一周以后的语文课，是单元小结。那个单元的课文是女性专题：《项链》《祝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在总结本单元课文时，我谈到了女性的命运，谈到了尽管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男女智商并无明显差异，但古今中外杰出人才中女性所占比例较低的事实。
原因何在？我和学生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在众多复杂的原因中，有一点不可忽略，就是相比男性，女性过早地关注自我，而且往往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了男性。而所有杰出的女性都能超越自我，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比如居里夫人……那堂课我没有一句话涉及早恋，更没有哪怕是含蓄地批评谁，但我内心的目的很明确：我希望那个女同学能够很自然地想到自己。
对我来说，教育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自己不露声色的教育一步一步地达到期待的目的。那次正是如此。第二天我从交来的作业中看到，那个女同学说她听了我的单元总结后很有触动，想到自己，想到了“这一辈子我究竟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现在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状态”，等等，她还说，“希望李老师能够找我谈心，我很想对您倾诉”。
接下来真是行云流水。在办公室里，她主动给我说了她和那个男同学之间的感情，以及这份感情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和烦恼。但她现在决定冷冻这份情感，“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时间一晃，3年过去了，这位女同学后来在大学里给我写信：“感谢李老师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燈！”
苏霍姆林斯基在其不朽名著《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给我们的最后一条建议便是“保密”，即教师的教育意图要隐蔽在友好和无拘束的相互关系气氛中，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写道：“假如一个人处处感到和知道别人是在教育他，他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就会迟钝起来……”
我之所以似乎“小题大做”地叙述和剖析这两件小事，是想说明我本文开始提出的一个观点：真正的教育，总是发生在自然而然的情境中。教育者的教育目的一定要非常明确，而教育过程则一定要不露痕迹。当我们处处刻意表现“教育”时，教育往往不会出现，这叫“多情总被无情恼”；当我们“忘掉”教育而忠于生活本身的逻辑时，教育往往会如愿而至，这叫“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