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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过“台独”的分裂，也有过“武统”的针锋相对。在分裂与统一的斗争中，清朝康熙帝的“武统”很著名。他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挫败了明郑当局的“台独”主张，讓他们看到了清朝在“和平统一”无望时，实施武统的决心。
康熙帝玄烨（1654-1722年），是清代文韬武略兼备的帝王之一。8岁登基，14岁的正式亲政。在他亲政之际，清中央政府与台湾的明郑政权已对峙了5年之久。
明郑政权又称台湾明郑时期，是由延平王郑成功于1661年在台湾建立的郑氏政权，共历五王、前后二十二年。
明亡后，南明政权建立。郑成功奉大明为正朔，高举反清复明大旗。1661年郑成功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郑氏政权在台湾历经郑成功、郑经及郑克塽等三世。后因施琅攻克澎湖岛，明郑于1683年降清，明郑时期结束，台湾进入清治时代。
情势逆转，决定“进取台湾”
在康熙帝亲政初期，由于内部的“三藩之乱”，政府军事实力不足，清中央政府对台湾明郑当局展开了长达15 年的“剿抚兼施”的斗争，对台的“和平”统一谈判与军事斗争并举。15 年间的对台军事、政治及经济斗争，并未能改变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统一的终极目标毫无进展。
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情势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有利于清政府而不利于台湾明郑当局的急速变化。
1681年，延平王郑经薨逝。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从此，台湾民心涣散，明郑一蹶不振。此时，明郑统治下的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也远非昔日可比。
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 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
无疑这是解决台湾问题最佳的历史机遇。敏锐的康熙帝及时抓住它，做出了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并次第实施，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完成了清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统一。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七日，康熙帝即谕闽省督抚等：“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关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康熙帝此时作出“进取台湾”的决策，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明智抉择。在此前后，清政府为对台军事战略进攻，已经作了大量的充分准备工作。
首先，着手整顿及恢复福建水师，这是进取台湾所作的最为必要的军事准备。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朝廷决定“将万正色升补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任水师提督后，即在闽省各营内“挑选惯练炮手”，认真训练，“以资水战”；“在福州催造船只”。福建水师整顿、恢复后，万正色即“率大队舟师，出攻金、厦”郑军，为清军收复沿海岛屿发挥了作用。
其次，选择进取台湾的主帅人物，这是进取台湾准备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康熙在选取主帅的问题上，尤为慎重。在他看来，攻台主帅必须具备三方面条件：一是攻台态度坚决；二是“水务谙熟”，且具有指挥海战的经验；三是了解台湾地区的地利和敌情。康熙帝采纳总督姚启圣的推荐，令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为攻台主帅。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谕议政王大臣等曰：“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见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再次，配合军事进攻的准备，展开了适度的招抚工作。
郑经死后，台湾政局混乱，军心、民心动荡。清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积极作进剿台湾的军事准备同时，展开了适度的招抚工作。
清军始终处于对台军事碾压态势
康熙帝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始终让清军在军事上处于对台湾的碾压态势。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宁海将军喇哈达等探得“郑经已死”消息后，认为：“天将亡贼，故使内乱，可出示，前去晓谕，以散人心”。
署名喇哈达将军的招抚“告示”，通过两种途径，广而告之。一方面“张挂沿海地方”，另一方面，“装二箱并礼物、移文，差船到澎湖，一箱交守澎将弁转送到台，付刘（国轩）收军收拆”。
这些大量的宣传传单，表达了福建将军、督、抚、提等“同心底定海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也同时奉劝岛上的人若不投诚，我“舟师南指，玉石俱焚，悔何及焉”！严正警告“台独”分子，不要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喇哈达此举引起明郑当局的震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刘国轩差员驾船抵闽向闽省将军、督、抚、提“输诚”。这是海峡两岸20 余年来，明郑当局第一次主动向清政府“求和”举措。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战舰230 余艘、官兵2 万人从铜山港（今福建省东山岛）出发，向正东方澎湖进发。经过七昼夜的奋战，克取澎湖。
攻占澎湖，台湾明郑当局一片恐慌。在清政府军队的强大压力之下，死守？逃跑？投降？明郑当局三世郑克塽则表示：“本藩年稚，未谙军旅；第承继不久，一旦降人，扪心歉然。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今全举版图，清朝宽恩仁慈，未必深加罪谴。”
七月十五日，郑克塽遣冯锡圭等递降表并书至施琅军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自澎湖进发台湾，不费一枪一弹，不用攻守，顺利地收取了台湾。
康熙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明郑1683年降清，明郑时期结束，台湾进入清治时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明郑政权与清朝前后二十二年的对峙期间，康熙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他亲政不久，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
康熙斩钉截铁地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清朝在郑经死亡所引发的明郑政权的混乱之机，用高压的态势，打压明郑当局并引发当局向清政府“求和”“输诚”。在“求和”“输诚”的“伪书”中，明郑当局又提出：“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接诏者削发过海，在台湾者求免削登岸。”
康熙帝即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二十二日，发出上谕，明确表示“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曰：“台湾贼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如果悔罪，剃发归诚，该督抚等遴选贤能官前往招抚。或贼闻知大兵进剿，计图缓兵，亦未可料，其审察确实，倘机有可乘，可令提督即遵前旨进兵。”
康熙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挫败了明郑当局的“台独”主张。而当“和平统一”的原则被明郑当局一再“谬读”的时候，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国家历史》林树松/文）
康熙帝玄烨（1654-1722年），是清代文韬武略兼备的帝王之一。8岁登基，14岁的正式亲政。在他亲政之际，清中央政府与台湾的明郑政权已对峙了5年之久。
明郑政权又称台湾明郑时期，是由延平王郑成功于1661年在台湾建立的郑氏政权，共历五王、前后二十二年。
明亡后，南明政权建立。郑成功奉大明为正朔，高举反清复明大旗。1661年郑成功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建立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郑氏政权在台湾历经郑成功、郑经及郑克塽等三世。后因施琅攻克澎湖岛，明郑于1683年降清，明郑时期结束，台湾进入清治时代。
情势逆转，决定“进取台湾”
在康熙帝亲政初期，由于内部的“三藩之乱”，政府军事实力不足，清中央政府对台湾明郑当局展开了长达15 年的“剿抚兼施”的斗争，对台的“和平”统一谈判与军事斗争并举。15 年间的对台军事、政治及经济斗争，并未能改变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统一的终极目标毫无进展。
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起，情势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有利于清政府而不利于台湾明郑当局的急速变化。
1681年，延平王郑经薨逝。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从此，台湾民心涣散，明郑一蹶不振。此时，明郑统治下的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也远非昔日可比。
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 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
无疑这是解决台湾问题最佳的历史机遇。敏锐的康熙帝及时抓住它，做出了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并次第实施，终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完成了清中央政府对台湾的统一。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七日，康熙帝即谕闽省督抚等：“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关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康熙帝此时作出“进取台湾”的决策，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明智抉择。在此前后，清政府为对台军事战略进攻，已经作了大量的充分准备工作。
首先，着手整顿及恢复福建水师，这是进取台湾所作的最为必要的军事准备。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朝廷决定“将万正色升补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任水师提督后，即在闽省各营内“挑选惯练炮手”，认真训练，“以资水战”；“在福州催造船只”。福建水师整顿、恢复后，万正色即“率大队舟师，出攻金、厦”郑军，为清军收复沿海岛屿发挥了作用。
其次，选择进取台湾的主帅人物，这是进取台湾准备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康熙在选取主帅的问题上，尤为慎重。在他看来，攻台主帅必须具备三方面条件：一是攻台态度坚决；二是“水务谙熟”，且具有指挥海战的经验；三是了解台湾地区的地利和敌情。康熙帝采纳总督姚启圣的推荐，令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为攻台主帅。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熙帝谕议政王大臣等曰：“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见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
再次，配合军事进攻的准备，展开了适度的招抚工作。
郑经死后，台湾政局混乱，军心、民心动荡。清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积极作进剿台湾的军事准备同时，展开了适度的招抚工作。
清军始终处于对台军事碾压态势
康熙帝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始终让清军在军事上处于对台湾的碾压态势。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宁海将军喇哈达等探得“郑经已死”消息后，认为：“天将亡贼，故使内乱，可出示，前去晓谕，以散人心”。
署名喇哈达将军的招抚“告示”，通过两种途径，广而告之。一方面“张挂沿海地方”，另一方面，“装二箱并礼物、移文，差船到澎湖，一箱交守澎将弁转送到台，付刘（国轩）收军收拆”。
这些大量的宣传传单，表达了福建将军、督、抚、提等“同心底定海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也同时奉劝岛上的人若不投诚，我“舟师南指，玉石俱焚，悔何及焉”！严正警告“台独”分子，不要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喇哈达此举引起明郑当局的震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刘国轩差员驾船抵闽向闽省将军、督、抚、提“输诚”。这是海峡两岸20 余年来，明郑当局第一次主动向清政府“求和”举措。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战舰230 余艘、官兵2 万人从铜山港（今福建省东山岛）出发，向正东方澎湖进发。经过七昼夜的奋战，克取澎湖。
攻占澎湖，台湾明郑当局一片恐慌。在清政府军队的强大压力之下，死守？逃跑？投降？明郑当局三世郑克塽则表示：“本藩年稚，未谙军旅；第承继不久，一旦降人，扪心歉然。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今全举版图，清朝宽恩仁慈，未必深加罪谴。”
七月十五日，郑克塽遣冯锡圭等递降表并书至施琅军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军自澎湖进发台湾，不费一枪一弹，不用攻守，顺利地收取了台湾。
康熙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明郑1683年降清，明郑时期结束，台湾进入清治时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明郑政权与清朝前后二十二年的对峙期间，康熙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他亲政不久，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
康熙斩钉截铁地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清朝在郑经死亡所引发的明郑政权的混乱之机，用高压的态势，打压明郑当局并引发当局向清政府“求和”“输诚”。在“求和”“输诚”的“伪书”中，明郑当局又提出：“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接诏者削发过海，在台湾者求免削登岸。”
康熙帝即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二十二日，发出上谕，明确表示“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曰：“台湾贼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如果悔罪，剃发归诚，该督抚等遴选贤能官前往招抚。或贼闻知大兵进剿，计图缓兵，亦未可料，其审察确实，倘机有可乘，可令提督即遵前旨进兵。”
康熙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挫败了明郑当局的“台独”主张。而当“和平统一”的原则被明郑当局一再“谬读”的时候，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国家历史》林树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