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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获得的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如此轻松拿下？“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说，年龄不容易改，取得学历相对就容易些，只要把学校关系打通就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一批官员陆续落马。
记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四多”特点。
众多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获得的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如此轻松拿下？
其实，不少贪官学历“速成”的背后隐藏着“权学同谋”的利益链，要彻底斩断，还须对贪官的文凭乱象一查到底。贪官的文凭乱象不仅污染了官场生态，也污染了教育生态。
落马高官文凭三大怪象
跨界多，傍名校。记者分析发现，这些落马高官学历多存在跨界现象：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硕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
不仅跨界，不少落马官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响亮头衔。
本硕博学科跨界本非稀有之事，但有些落马高官的跨界实在令人不易理解。
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的武长顺工作40余年间，从未离开过公安岗位，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其博士所学专业还是专业性极强的机械设计及理论。他也许具有这些方面的能力，但能不能达到博士水准则不得而知。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中文专业出身，经过某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后，于2007年跨界取得了北京某名校自然地理学专业的理学博士。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仅5个月后，还被聘为该校资源学院兼职教授。
基础差，速度快。
记者分析发现，不少落马官员基础学历较差，甚至没有基础学历，但这些落马高官基本上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关学历，硕士学历一般两年获得，博士学历一般3年获得，从公开报道看，没有哪位高官因为论文、答辩等环节“卡壳”而拿不到文凭。
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2005年1月从某名校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后，仅过了5个月，就获得了该校国际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不仅是管理学、法学双博士，而且仅用一年就获得了国内某知名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交叉学，多文凭。
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在陕西省农电管理局任职期间，参加了财政学专業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又在担任铜川市长期间，同时参加了某党校在职研究生班哲学专业学习和西北某名校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两者的重合时间接近2年。
与此类似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任职期间，曾同时参加了法学理论专业学习和工商管理专业学习，两者的重合时间超过1年。
“权学同谋”为官员学历腐败开绿灯
官员为何对文凭趋之若鹜？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说，年龄不容易改，取得学历相对就容易些，只要把学校关系打通就行。
高校为何对此把关不严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很多官员手中掌握了资源分配权，有些高校甘愿拿教育资源与之交换，乐意招官员读硕士、博士，并在考试、毕业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永忠说，一些高校这么做的原因，一是需求大，部分官员为了更快提拔，对文凭需求量很高；二是办事易，这是你情我愿的交易，你的文凭是我给的，你还不得为我办点事？三是人脉广，有些官员来读书，企业家也会因此来读，企业家对拿文凭并不感兴趣，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认识官员，这对高校创收无疑是有帮助的。据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攻读江苏某名校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该校的校董。
根据该校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该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同时，“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该校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该校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由于“权学同谋”利益链的形成，某些官员可以轻松突破招生、培养、答辩等诸多环节，顺利拿到各类文凭。熊丙奇指出，在诸多官员的学历腐败过程中，有关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仅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反而降低录取标准，为官员“深造”大开绿灯。
双向治理刹住“权学同谋”歪风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十八大以前，公费支出比较混乱，官员攻读学位各种花销，都通过各种渠道报销，自己不用花钱；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管住了钱，现在干部要读学位，得自己掏钱，热情也减少了大半。
此外，据统计，有相当多官员学历出自中央或地方的党校系统。“党校办官员学历教育的高潮已过，组织部门跟党校合作办班也在控制，而且，以前党校办班有助于教师创收，现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了，而且管得十分严格，党校也失去了动力。”吴锦良说，这就又切断了官员拿文凭的一个重要渠道。
虽然有所遏制，但要彻底杜绝这股歪风，并非易事。“虽然说官员自己掏钱了，但还是可以找别人买单。党校办得少了，他还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员可能会做得更加隐蔽。”吴锦良说。
李永忠认为，打击官员混文凭，不是说官员不能拿文凭，而是要合法合规地拿文凭。
对于官员读书，也要在入学考试上一视同仁，严格把好毕业关，减少走漏洞的空间。官员读书拿学历，要全程留痕，凡发现弄虚作假，一律记录在案，转交组织部门。
“如果读书尚且不诚信，为官的诚信又在哪里？对于官员的毕业论文，也可考虑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李永忠说。专家建议，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对落马官员不能只查“政治账”“经济账”，有嫌疑的“文凭账”也应一查到底，切断“权学交易”的链条。
（《半月谈》2018年第2期 李亚楠、陈晓波/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一批官员陆续落马。
记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四多”特点。
众多学子寒窗苦读十数载才能获得的学历，这些高官怎么就能如此轻松拿下？
其实，不少贪官学历“速成”的背后隐藏着“权学同谋”的利益链，要彻底斩断，还须对贪官的文凭乱象一查到底。贪官的文凭乱象不仅污染了官场生态，也污染了教育生态。
落马高官文凭三大怪象
跨界多，傍名校。记者分析发现，这些落马高官学历多存在跨界现象：48名博士高官中，有26人跨界，占54%；66名硕士高官中，有33人跨界，占50%。
不仅跨界，不少落马官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响亮头衔。
本硕博学科跨界本非稀有之事，但有些落马高官的跨界实在令人不易理解。
曾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的武长顺工作40余年间，从未离开过公安岗位，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的头衔，其博士所学专业还是专业性极强的机械设计及理论。他也许具有这些方面的能力，但能不能达到博士水准则不得而知。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中文专业出身，经过某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后，于2007年跨界取得了北京某名校自然地理学专业的理学博士。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仅5个月后，还被聘为该校资源学院兼职教授。
基础差，速度快。
记者分析发现，不少落马官员基础学历较差，甚至没有基础学历，但这些落马高官基本上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关学历，硕士学历一般两年获得，博士学历一般3年获得，从公开报道看，没有哪位高官因为论文、答辩等环节“卡壳”而拿不到文凭。
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山东省原副省长季缃绮，2005年1月从某名校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后，仅过了5个月，就获得了该校国际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不仅是管理学、法学双博士，而且仅用一年就获得了国内某知名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交叉学，多文凭。
今年1月初，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的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在陕西省农电管理局任职期间，参加了财政学专業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又在担任铜川市长期间，同时参加了某党校在职研究生班哲学专业学习和西北某名校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两者的重合时间接近2年。
与此类似的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任职期间，曾同时参加了法学理论专业学习和工商管理专业学习，两者的重合时间超过1年。
“权学同谋”为官员学历腐败开绿灯
官员为何对文凭趋之若鹜？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说，年龄不容易改，取得学历相对就容易些，只要把学校关系打通就行。
高校为何对此把关不严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很多官员手中掌握了资源分配权，有些高校甘愿拿教育资源与之交换，乐意招官员读硕士、博士，并在考试、毕业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永忠说，一些高校这么做的原因，一是需求大，部分官员为了更快提拔，对文凭需求量很高；二是办事易，这是你情我愿的交易，你的文凭是我给的，你还不得为我办点事？三是人脉广，有些官员来读书，企业家也会因此来读，企业家对拿文凭并不感兴趣，但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认识官员，这对高校创收无疑是有帮助的。据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攻读江苏某名校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该校的校董。
根据该校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该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同时，“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该校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该校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由于“权学同谋”利益链的形成，某些官员可以轻松突破招生、培养、答辩等诸多环节，顺利拿到各类文凭。熊丙奇指出，在诸多官员的学历腐败过程中，有关大学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不仅没有执行严格的标准，反而降低录取标准，为官员“深造”大开绿灯。
双向治理刹住“权学同谋”歪风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十八大以前，公费支出比较混乱，官员攻读学位各种花销，都通过各种渠道报销，自己不用花钱；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管住了钱，现在干部要读学位，得自己掏钱，热情也减少了大半。
此外，据统计，有相当多官员学历出自中央或地方的党校系统。“党校办官员学历教育的高潮已过，组织部门跟党校合作办班也在控制，而且，以前党校办班有助于教师创收，现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了，而且管得十分严格，党校也失去了动力。”吴锦良说，这就又切断了官员拿文凭的一个重要渠道。
虽然有所遏制，但要彻底杜绝这股歪风，并非易事。“虽然说官员自己掏钱了，但还是可以找别人买单。党校办得少了，他还可以找高校，而且有的官员可能会做得更加隐蔽。”吴锦良说。
李永忠认为，打击官员混文凭，不是说官员不能拿文凭，而是要合法合规地拿文凭。
对于官员读书，也要在入学考试上一视同仁，严格把好毕业关，减少走漏洞的空间。官员读书拿学历，要全程留痕，凡发现弄虚作假，一律记录在案，转交组织部门。
“如果读书尚且不诚信，为官的诚信又在哪里？对于官员的毕业论文，也可考虑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李永忠说。专家建议，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对落马官员不能只查“政治账”“经济账”，有嫌疑的“文凭账”也应一查到底，切断“权学交易”的链条。
（《半月谈》2018年第2期 李亚楠、陈晓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