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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9月9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
刊发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外界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在转型关键阶段，中国经济会不会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改革开放之路，会不会因为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而脱轨？
两天后，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该论坛一向被认为是捕捉中国经济走势的风向标，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李克强的文章在此之前发表，想要告诉“忧虑派”的正如它的标题——《中国将向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
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相对于以往侧重于官方外交，中国政府越来越渴望得到外国民众的理解，而在外媒刊文发声、进行舆论经营无疑是最低成本的一种方式。
出访前在外媒刊文，接受联合、书面采访，甚至专访，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向外媒发声的方式。只是，不同领导人也有不同的风格。
据媒体统计，自2007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李克强已经至少十次在外媒刊文。其中九次选择在出访前后，他甚至创下四天连发三篇文章的“纪录”。
今年5月份，李克强以总理身份首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5月20日，在印度两大报纸发表《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文中说，“中印作为亚洲两大邻国，天造地设，历史注定我们终将走在一起”。5月23日，到访瑞士时，李克强在《新苏黎世报》刊文解释“为什么选择瑞士”。而同一天，在德国《时代》周报发表的文章中，他说，“德国好了，欧盟好了，对中国也好”。
这一刊文惯例最早形成于2007年，当年5月，时任副总理吴仪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为即将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造势。由于彼时，中国领导人在外媒撰文比较罕见，吴仪的举动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上的创新。
相对于总理、副总理刊文多涉及经济问题，国家主席的采访则多关注两国关系。
2011年1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就曾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评价中美关系。
今年3月19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四国之前，接受了五家外媒的联合采访。其中巴西记者问到：巴西明年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您预测哪支球队夺冠？习近平这样回答：“上届世界杯有章鱼保罗，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章鱼？巴西足球队有主场之利，我祝巴西队好运。”
习近平还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游泳、爬山，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被外媒评价很“接地气”。
自2007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李克强已经至少十次在外媒刊文。
联合书面采访的问题一般经过领导人的深思熟虑，所以并不会出现太多交锋。与之相比，领导人接受独家专访显得更吸引外媒眼球。
比较为外界称道的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专访邓小平、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江泽民。
法拉奇专访邓小平正值1980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借她的问题向世界传递出“天安门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清除封建主义错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等重要信息。
根据《江泽民传》记载：2000年江泽民在和华莱士的对话前，更是给出了“不限时间、不限问题”的宽松条件。结果，面对着摄像机，江回应说：“你们对中国事务的描述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政治局，政治局中还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我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获得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否则不会做任何决定。”
这是事实，就连江泽民本人能否接受华莱士专访也是集体决定的。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看来，“电视采访比较少，报纸采访比较多”也是领导人选择媒体的一种惯例。
在上一届領导集体中，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个例外。2010年，在接受CNN独家专访时，他曾大胆谈论政治改革问题，提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四点政治愿望。
随后，温家宝登上了《时代》封面，该杂志刊登了CNN对温家宝专访的部分内容。
纵观领导人的刊文和采访，面对不同的国家，表述也有所不同。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急其所需，对症下药”。
“如果13亿中国人每人消费一瓶橄榄油、品尝几杯葡萄酒，可能西班牙一年的产量还不够。”2011年1月，正当西班牙深陷债务危机时，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到访前在媒体刊文，作出表态，中国将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
实际上，领导人在撰文时，不仅内容上迎合当地读者，文法也会接受外媒编辑的意见。2011年1月，在李克强给德国《南德意志报》的刊文中，就曾听从该报编辑的修改意见，将长句子分短、修改一些偏中文思维的表达。
在今年5月23日给德国《时代》周报的文章中，李克强连用了四个问句作为小标题。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曾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与德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德国人非常严谨，语言文化比较直接，喜欢一问一答的语句形式。
另外，在媒体选择方面，领导人撰文要找在当地，乃至在世界具有高影响力的纸媒，由外交部负责联络。一般来说，外媒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有没有稿费，有外媒编辑表示，这属于保密内容。
2007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吴仪选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也是独具匠心，早在2006年，这家媒体就曾盛赞吴仪，称她为“中国政府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之一”。
长期从事中国贸易问题研究的美国专家博特利尔对此评论说，“我很高兴她（吴仪）这样做了。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对中国的批评通常都没有得到回应，中国官员、学者应多利用唾手可得的美国媒体”。
六年过去了，显然，现在这种“利用”越来越多了。
刊发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外界观察人士已经开始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在转型关键阶段，中国经济会不会大幅下滑，甚至“硬着陆”？改革开放之路，会不会因为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而脱轨？
两天后，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该论坛一向被认为是捕捉中国经济走势的风向标，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李克强的文章在此之前发表，想要告诉“忧虑派”的正如它的标题——《中国将向世界传递持续发展的讯息》。
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相对于以往侧重于官方外交，中国政府越来越渴望得到外国民众的理解，而在外媒刊文发声、进行舆论经营无疑是最低成本的一种方式。
侧重点各有不同
出访前在外媒刊文，接受联合、书面采访，甚至专访，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向外媒发声的方式。只是，不同领导人也有不同的风格。
据媒体统计，自2007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李克强已经至少十次在外媒刊文。其中九次选择在出访前后，他甚至创下四天连发三篇文章的“纪录”。
今年5月份，李克强以总理身份首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5月20日，在印度两大报纸发表《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握手》，文中说，“中印作为亚洲两大邻国，天造地设，历史注定我们终将走在一起”。5月23日，到访瑞士时，李克强在《新苏黎世报》刊文解释“为什么选择瑞士”。而同一天，在德国《时代》周报发表的文章中，他说，“德国好了，欧盟好了，对中国也好”。
这一刊文惯例最早形成于2007年，当年5月，时任副总理吴仪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为即将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造势。由于彼时，中国领导人在外媒撰文比较罕见，吴仪的举动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上的创新。
相对于总理、副总理刊文多涉及经济问题，国家主席的采访则多关注两国关系。
2011年1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就曾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评价中美关系。
今年3月19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四国之前，接受了五家外媒的联合采访。其中巴西记者问到：巴西明年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您预测哪支球队夺冠？习近平这样回答：“上届世界杯有章鱼保罗，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章鱼？巴西足球队有主场之利，我祝巴西队好运。”
习近平还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游泳、爬山，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被外媒评价很“接地气”。
“惹火”的电视专访
联合书面采访的问题一般经过领导人的深思熟虑，所以并不会出现太多交锋。与之相比，领导人接受独家专访显得更吸引外媒眼球。
比较为外界称道的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专访邓小平、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江泽民。
法拉奇专访邓小平正值1980年，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借她的问题向世界传递出“天安门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清除封建主义错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等重要信息。
根据《江泽民传》记载：2000年江泽民在和华莱士的对话前，更是给出了“不限时间、不限问题”的宽松条件。结果，面对着摄像机，江回应说：“你们对中国事务的描述像天方夜谭一样荒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政治局，政治局中还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我就是其中之一。除非获得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否则不会做任何决定。”
这是事实，就连江泽民本人能否接受华莱士专访也是集体决定的。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看来，“电视采访比较少，报纸采访比较多”也是领导人选择媒体的一种惯例。
在上一届領导集体中，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是个例外。2010年，在接受CNN独家专访时，他曾大胆谈论政治改革问题，提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四点政治愿望。
随后，温家宝登上了《时代》封面，该杂志刊登了CNN对温家宝专访的部分内容。
“对症下药”
纵观领导人的刊文和采访，面对不同的国家，表述也有所不同。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急其所需，对症下药”。
“如果13亿中国人每人消费一瓶橄榄油、品尝几杯葡萄酒，可能西班牙一年的产量还不够。”2011年1月，正当西班牙深陷债务危机时，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到访前在媒体刊文，作出表态，中国将继续购买西班牙国债。
实际上，领导人在撰文时，不仅内容上迎合当地读者，文法也会接受外媒编辑的意见。2011年1月，在李克强给德国《南德意志报》的刊文中，就曾听从该报编辑的修改意见，将长句子分短、修改一些偏中文思维的表达。
在今年5月23日给德国《时代》周报的文章中，李克强连用了四个问句作为小标题。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明明曾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与德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德国人非常严谨，语言文化比较直接，喜欢一问一答的语句形式。
另外，在媒体选择方面，领导人撰文要找在当地，乃至在世界具有高影响力的纸媒，由外交部负责联络。一般来说，外媒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对于有没有稿费，有外媒编辑表示，这属于保密内容。
2007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吴仪选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也是独具匠心，早在2006年，这家媒体就曾盛赞吴仪，称她为“中国政府里最有办事能力的人之一”。
长期从事中国贸易问题研究的美国专家博特利尔对此评论说，“我很高兴她（吴仪）这样做了。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对中国的批评通常都没有得到回应，中国官员、学者应多利用唾手可得的美国媒体”。
六年过去了，显然，现在这种“利用”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