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北京和吴祖光、丁聪等老先生吃饭。饭桌上谈笑风生，说到远在澳大利亚的黄苗子先生，两位老人争着“揭发”这位老朋友的“劣迹”。
　　丁聪说，有一次，他去参观一个展览，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件展品丟失了。丁聪走过去一看，原先挂展品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神偷手到此一游！一看就是苗子的字迹。还有一次，抗战胜利后，丁聪和吴祖光在上海编杂志，住在共舞台的楼上，苗子常来玩。某天苗子走后，他们发现房间里的一个观音铜像不见了，当时就猜想一定是苗子拿走的。后来发现它果然在苗子家的客厅里摆着。丁聪问他是怎么拿的，苗子说，那天天热，他把西服搁在铜像上，走的时候拿西服就顺手牵羊把铜像拿走了。
　　吴祖光也“揭发”了一件事：有一次，苗子去杜月笙那里玩，走时也顺手带走了一件工艺品。过了几天，杜月笙派人来问他，上次借走的那件东西看完了没，要是看完了，就让来人带回去，要是没看完，就放在他那里。苗子当然只能说看完了。
　　“惯偷！”丁聪当年说这句话时故作严肃的表情，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李辉说：“这便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黄苗子。在朋友眼里，他调皮得可爱。”
　　黄苗子到了60多岁，依然不改“调皮”的本性。30多年前，黄永玉刚从农场回北京，有一次黄苗子去看他，黄永玉兴奋地把他的表叔沈从文的一份手稿拿给黄苗子看。黄苗子又“调皮”地顺手把手稿放入衣服口袋。后来黄永玉向他要，他总回答说：“好像没这回事。”黄永玉尽管绝望而恼火，却也“奈何不得这位好友满脸委屈冤枉的神气”。每隔几年，黄永玉都要翻箱倒柜地找一回，心想：“或者是委屈了好朋友也说不定，他那么好的人……”
　　终于，苗子不“调皮”了，把沈从文的这份手稿还给了黄永玉。这份手稿可能是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唯一的一篇小说。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读者》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