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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弘扬仁义精神，尤其重视礼、诚信等道德教育，是中国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核心价值观念、精神文化、优良道德传统的总和；隐性课程的设计和价值导向要以中国优良传统为基础并兼顾发展中的现代化大学建设为大背景联系实际；隐性课程的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则能更好地促进当代大学的发展和当代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观 隐性课程 内在统一
隐性课程作为当今现代课程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隐性课程在学校学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隐性课程到底是什么，如何更好地设计隐性课程，就不得不被人们广泛关注。在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今天如何审时度势地设计隐性课程，以什么为标准制定隐性课程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隐性课程内在精神的匹配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华夏子孙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胜枚举，这些文化已经渗透在为此安身立命的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之根本，它的内容博大而精深，通常意义上指以老子道德文化为一个基本分支，以庄子、墨子思想为补充的儒家思想大融为另一分支，这两个分支相互交融兼容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讲文化，就是要以文教化，在任何时代背景下，教育都承载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没有价值或意义导向的文化与隐性课程都是不存在的，隐性课程的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形态，隐性课程的文化不是‘课程 文化’或‘文化 课程’的简单组合，从文化变迁角度而言，隐性课程的文化复杂性不言而喻。”[1]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可见，通过文化传承影响和教化人既要有内容又要有载体。我们认为隐性课程的合理化设计就很好地充当了这一角色。
二、隐性课程在我国的发展
隐性课程是一种课程，属于课程论体系，明显晚于显性课程出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种说法是美国教育家杰克逊与1968年在《课堂生活》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奥弗利1970年在《自发课程及其对儿童的影响》（The Unstudied Curriculum：Its Impact on Children）一书中提到的。张显东先生在《论隐性教育的育人功能》一文中提到，1972年，布鲁姆在《教育学的无知》一书中使用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这一对概念，并指出历来的课程研究都忽视了隐性课程[2]。
在我国，真正把隐性课程纳入课程体系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7年吴也显先生发表的《浅课程初探》是我国较早涉猎隐性课程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人认为，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引进这一教育学名词，该名词已成为现代课程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3]。
然而，无论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正式提出的，它的思想内涵早已存在我国教育史中，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老马识途”，等等，这种隐性教育思想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里数不胜数、比比皆是，鲜明而确切地彰显出我国隐性教育的历史悠远。
三、隐性课程的价值定位
隐性课程往往并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常常是内隐的，具有暗示性、间接性、随意性、多样性、互动性、持久性等。正因为隐性课程具有这些特性，才应该以多种形式设计隐性课程发挥它的多种教育作用。隐性课程体现在教学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在学校和班级的情境之中，包括物质情境（如校舍建设等）、文化情境（校园文化等）和人际情境（师生同学关系等）。对隐性课程的态度则分为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大力研究和发展隐性课程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隐性课程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说辞，并不能与学生的成长挂上等号。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是赞成并欣喜于存在不同声音的，但是，隐性课程说到底是一种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尤其是优秀的具有闪亮点的道德的发掘和培养。古训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大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发现拥有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比单单掌握书本知识更重要。既然隐性课程是产生客观影响的，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加以利用，达到设定的教育目的。所以，隐性课程建设的价值定位就显得迫不及待和意义非凡。
（一）隐性课程建设要以培养完善人格的社会人为导向。
隐性课程建设要以培养完善人格的社会人为导向，这就又回归到教育的本源这一问题。教育就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并且运用了很多方式方法，而隐性课程就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课程的设定体现教育的价值定位，这就对什么是教育提出了亘古不变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教育，关于这一问题，古今中外的无数教育学家都提出了观点，在这里不一一罗列。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教育具有历史性，在当代中国，只培养会读书、读死书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为大学生提供安身立命的机会，我们要更注重培养具有人格魅力的，弘扬真善的具有良好思想品质同时具有实践能力的，能在理论指导下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而并非只有理论知识的大学生。即所谓的社会人，不仅以自身发展为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二）隐性课程的建设应和大学具体特色相结合。
大学的不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理念和文化不同，隐性课程建设体现了一所大学的文化和理念。著名教育学家张楚廷先生评价大学隐性文化道：“一所历史悠久、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学校，是经过历史沉淀、文化砌构，形成自己隐性人文精神……学校与学校之间论常规课程、教学计划，几乎是没有差别的。但是，论隐性课程（隐性文化），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可能很大。某些学校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其高质量的隐性课程。”[4]
大学隐性课程设计要立足于本校现实和历史，既要注重客观教育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个性，提高大学软实力。理念和实际相结合，培养爱学奋进的精神，创设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让学生受到优秀的文化熏陶，能切实培养学生自学自强自律的能力，让学生在学校期间感受到人文情怀。同时，不能放松对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总之，要致力于培养具有知识和能力、技能和情怀的全方位人才。 四、当代我国大学隐性课程的开发
大学隐性课程如此重要，大学隐性课程建设由谁建设？作为一所学校的大家长，校长毋庸置疑是重要人物，整个学校的校风校纪建设校长起到关键作用。至于具体措施，大多数学校都能从校园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对学校的物质进行整体的设计，不要重复建设以避免造成浪费。
优美的环境不仅能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能产生获取知识的更强烈的原动力，每个人都喜欢追求美的东西，身处优美且“高尚”的环境中，对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情感品德方面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提高教师的素质。
教师的素质一直都是大学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教师高尚的人文关怀，过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蔼可亲平等对待学生的态度，都体现着教师的高素质和学校的高水平。建立和发展新型的校园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校园文化的一个亮点。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5]
（三）建立完善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校园观念文化。
观念文化是指精神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完整结合，是隐性课程的具体体现。观念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它体现学校的本质和个性特点”，是学校的“校魂”[6]。要加强对学生个人成长的关注，不仅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包括学生心理成长的建设、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的建设。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总之，隐性课程的研究十分必要和有意义，它符合当前我国新课改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也具有充足的实践指导意义。在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要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和建设，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导下，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隐性课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校教育。
参考文献：
[1]杨志成，柏维春.隐性课程的价值文化选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6）：35-37.
[2]张显东.论隐性课程的育人功能[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107-109.
[3]陆为群.高校隐性课程与学校建设研究评述[J].河南社会科学，2007（11）：132.
[4]张楚廷.论教学环境与课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1）：104.
[5]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06-15.
[6]龚海泉.当代大学德育史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5.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观 隐性课程 内在统一
隐性课程作为当今现代课程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隐性课程在学校学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隐性课程到底是什么，如何更好地设计隐性课程，就不得不被人们广泛关注。在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今天如何审时度势地设计隐性课程，以什么为标准制定隐性课程则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隐性课程内在精神的匹配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华夏子孙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胜枚举，这些文化已经渗透在为此安身立命的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之根本，它的内容博大而精深，通常意义上指以老子道德文化为一个基本分支，以庄子、墨子思想为补充的儒家思想大融为另一分支，这两个分支相互交融兼容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讲文化，就是要以文教化，在任何时代背景下，教育都承载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没有价值或意义导向的文化与隐性课程都是不存在的，隐性课程的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形态，隐性课程的文化不是‘课程 文化’或‘文化 课程’的简单组合，从文化变迁角度而言，隐性课程的文化复杂性不言而喻。”[1]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可见，通过文化传承影响和教化人既要有内容又要有载体。我们认为隐性课程的合理化设计就很好地充当了这一角色。
二、隐性课程在我国的发展
隐性课程是一种课程，属于课程论体系，明显晚于显性课程出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种说法是美国教育家杰克逊与1968年在《课堂生活》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另一种说法是奥弗利1970年在《自发课程及其对儿童的影响》（The Unstudied Curriculum：Its Impact on Children）一书中提到的。张显东先生在《论隐性教育的育人功能》一文中提到，1972年，布鲁姆在《教育学的无知》一书中使用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这一对概念，并指出历来的课程研究都忽视了隐性课程[2]。
在我国，真正把隐性课程纳入课程体系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7年吴也显先生发表的《浅课程初探》是我国较早涉猎隐性课程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人认为，我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引进这一教育学名词，该名词已成为现代课程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3]。
然而，无论这一概念是什么时候被正式提出的，它的思想内涵早已存在我国教育史中，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老马识途”，等等，这种隐性教育思想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里数不胜数、比比皆是，鲜明而确切地彰显出我国隐性教育的历史悠远。
三、隐性课程的价值定位
隐性课程往往并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常常是内隐的，具有暗示性、间接性、随意性、多样性、互动性、持久性等。正因为隐性课程具有这些特性，才应该以多种形式设计隐性课程发挥它的多种教育作用。隐性课程体现在教学的方方面面，主要表现在学校和班级的情境之中，包括物质情境（如校舍建设等）、文化情境（校园文化等）和人际情境（师生同学关系等）。对隐性课程的态度则分为不同的声音，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大力研究和发展隐性课程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隐性课程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说辞，并不能与学生的成长挂上等号。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是赞成并欣喜于存在不同声音的，但是，隐性课程说到底是一种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尤其是优秀的具有闪亮点的道德的发掘和培养。古训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大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发现拥有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比单单掌握书本知识更重要。既然隐性课程是产生客观影响的，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加以利用，达到设定的教育目的。所以，隐性课程建设的价值定位就显得迫不及待和意义非凡。
（一）隐性课程建设要以培养完善人格的社会人为导向。
隐性课程建设要以培养完善人格的社会人为导向，这就又回归到教育的本源这一问题。教育就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并且运用了很多方式方法，而隐性课程就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课程的设定体现教育的价值定位，这就对什么是教育提出了亘古不变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教育，关于这一问题，古今中外的无数教育学家都提出了观点，在这里不一一罗列。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教育具有历史性，在当代中国，只培养会读书、读死书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为大学生提供安身立命的机会，我们要更注重培养具有人格魅力的，弘扬真善的具有良好思想品质同时具有实践能力的，能在理论指导下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而并非只有理论知识的大学生。即所谓的社会人，不仅以自身发展为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二）隐性课程的建设应和大学具体特色相结合。
大学的不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理念和文化不同，隐性课程建设体现了一所大学的文化和理念。著名教育学家张楚廷先生评价大学隐性文化道：“一所历史悠久、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学校，是经过历史沉淀、文化砌构，形成自己隐性人文精神……学校与学校之间论常规课程、教学计划，几乎是没有差别的。但是，论隐性课程（隐性文化），学校与学校的差别可能很大。某些学校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其高质量的隐性课程。”[4]
大学隐性课程设计要立足于本校现实和历史，既要注重客观教育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个性，提高大学软实力。理念和实际相结合，培养爱学奋进的精神，创设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让学生受到优秀的文化熏陶，能切实培养学生自学自强自律的能力，让学生在学校期间感受到人文情怀。同时，不能放松对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总之，要致力于培养具有知识和能力、技能和情怀的全方位人才。 四、当代我国大学隐性课程的开发
大学隐性课程如此重要，大学隐性课程建设由谁建设？作为一所学校的大家长，校长毋庸置疑是重要人物，整个学校的校风校纪建设校长起到关键作用。至于具体措施，大多数学校都能从校园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对学校的物质进行整体的设计，不要重复建设以避免造成浪费。
优美的环境不仅能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能产生获取知识的更强烈的原动力，每个人都喜欢追求美的东西，身处优美且“高尚”的环境中，对行为方式、价值判断、情感品德方面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提高教师的素质。
教师的素质一直都是大学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教师高尚的人文关怀，过硬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蔼可亲平等对待学生的态度，都体现着教师的高素质和学校的高水平。建立和发展新型的校园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校园文化的一个亮点。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5]
（三）建立完善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校园观念文化。
观念文化是指精神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完整结合，是隐性课程的具体体现。观念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它体现学校的本质和个性特点”，是学校的“校魂”[6]。要加强对学生个人成长的关注，不仅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包括学生心理成长的建设、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的建设。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总之，隐性课程的研究十分必要和有意义，它符合当前我国新课改的价值理念的同时也具有充足的实践指导意义。在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要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和建设，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导下，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隐性课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校教育。
参考文献：
[1]杨志成，柏维春.隐性课程的价值文化选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6）：35-37.
[2]张显东.论隐性课程的育人功能[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107-109.
[3]陆为群.高校隐性课程与学校建设研究评述[J].河南社会科学，2007（11）：132.
[4]张楚廷.论教学环境与课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1）：104.
[5]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06-15.
[6]龚海泉.当代大学德育史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