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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早听说的伊朗导演，一定是阿巴斯·基阿斯达米。阿巴斯在西方几乎象征着伊朗电影，说到他，就意味着你在谈伊朗电影，以至于他儿子到美国学电影，连我们NYU的教授都会说：昨天那个小伙子，是阿巴斯的儿子。
阿巴斯是较早在国际上为伊朗电影赢得声誉的导演。他1987年制作的《哪里是朋友的家？》获得了洛迦诺电影节大奖。阿巴斯把伊朗宗教精神里的诚实、善良作为根本的元素日常化，然后通过视觉的手段表达出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山村小学生，放学以后发现拿错了同桌的作业本，由于老师要求回家作业一定要完成在作业本上，所以为了不让同桌受惩罚，他翻山越岭，到邻村去寻找小伙伴的家，试图归还作业本。阿巴斯纪实的拍摄，让当地的孩子出演了整部影片。四年以后（1991年），被拍摄过的村子发生了地震，阿巴斯惦记着主演片子的小学生，于是他驾车返回震后的山区，去寻找那些孩子，同时将整个过程拍成了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片，名为《生活在继续》。该片荣获1992年戛纳影展罗西里尼奖（Rossellini Prize）。1994年，阿巴斯再次返回那个村子，拍摄了《橄榄树下的情人》，与前两部影片合在一起，列为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1996年，阿巴斯拍摄了探寻自杀主题的《樱桃的味道》，获次年戛纳影展的金棕榈奖。1999年阿巴斯拍摄了故事片《风带我们走》。2000年，阿巴斯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型DV（数码录像）记录片《ABC在非洲》。
在中国的百度上，关于阿巴斯的报导和材料到2000年戛然而止。阿巴斯被伊朗政府封杀，判他违背了政府确认的伊朗风俗——因为在1997年获得戛纳大奖的时候，在公开场合，他亲吻了自己的妻子。遭封杀以后，阿巴斯依然留在伊朗，为了可以观察、感受、表达自己的文化，他没有间断拍摄。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轻一代的伊朗电影人出现了，马基德·马基迪1997年拍摄完成的《小鞋子》，在1998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是一部明显的低成本影片，依然延续着伊朗电影人的纪实风格，出演影片的都是当地的孩子以及成年的业余演员们。故事围绕着一双鞋子展开，表达了一个穷苦家庭的孩子，着墨于兄妹情深，在他们俩渴望得到一双鞋子的情况下，展现了动人的亲情。于是，为了获得一双球鞋的奖励，小哥哥参加了运动会比赛，他的努力，终于让他荣获了冠军。当最终宣布成绩的时候，小哥哥几乎要哭出来，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他的胜利——为了鼓励拿不到金牌的亚军，获得第二名的孩子可以获得一双球鞋。这正是孩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球鞋却与他擦肩而过，他不需要那块金牌。影片，从头开始就非常生活化，你会看见贫困的伊朗人的普通生活，画面干净纯朴，镜头展现出的孩子不仅是单纯，而是在穷困的生活里，他们的坦然，他们的平静，在接受着苦难现实的同时，常常洋溢出孩子阳光般的笑容，兄妹在真情的交流中生存着。观看影片时，就像和这些孩子生活在一起，开始进入当下伊朗的生存环境。影片，在美国获得了近百万美金的票房，这在当时，创下了伊朗电影票房纪录。很快，马基德拍摄的《天堂的孩子》又在美国拿下了更为惊人的成绩，在30个左右的美国独立影片的小电影院里，创下了170万票房，成为观众信任的伊朗之光。
那一个时期的伊朗导演，都侧重于儿童、妇女题材，这或许是因为伊朗，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清规教律很多，电影也不例外，都是要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政治上的审查，于是导演在弱势群体里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以他们为突破口。实际上，我们正是从电影里，通过孩子的角度和眼光，被带领着去认识伊朗和伊朗人。这些电影，都不是单纯的的儿童片，虽然拍摄的是儿童题材，但它让更多的成年人去了解孩子眼中的世界，这或许是一个没有扭曲和变形的真实世界。导演的人文关怀，是在穷困生活里找到的真诚和感情，最终以一种充满童趣而温暖的方式阐释伊朗人民对生命的热爱。这些，他们都做得非常独特。
每一部电影里都充满了诗意，从影像上开始，然后转向人物的表达。从而把伊朗特有的民族、宗教文化，通过电影完整地表达出来。
没过多久，伊朗的导演更加年轻化，当女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出现在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她的影片《黑板》荣获了评委会大奖时，那一年，她才年仅19岁。真让世界大吃一惊。
几乎不能让你相信的是，在那么封闭的国家，突然冒出一个女导演，且那么年轻，年轻到几乎是一个小女孩，但她出手非同寻常。第一个镜头，是一群背着黑板在逃难的男人，这是一个长镜头，又用长焦镜头拍摄，于是空气在画面上浮动着，你看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远远看去，大大的黑板突出在每个人的身后，像一群长着翅膀的秃鹫，他们直逼着镜头恶狠狠地走来，似乎非常凶猛，又那么无趣。直到他们跟你脸贴脸对视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被莎米拉震住了。她的电影语言，完全从现实主义的伊朗电影里走出来，影片带入了象征，带入了黑色幽默，又带入了不能理喻的荒谬。但这一切，又是她用非常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没有一点造作，没有一点修饰，弥漫着尘土的荒野上，就是这一群背着大黑板的流浪教师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行进。单就是这一个开场镜头，就像一幅经典油画，永远在你脑子里定格。
教师中，有两个人特别迫切地要寻找愿意付学费的学生。一个是后悔没有听从父亲的忠告（当牧羊人），成为穷困潦倒的教书匠；另一个是自己只上了两年小学，却着急地想以教书攒钱，为自己幼小的孩子看病。他们俩首先脱离了大部队，然后又在一个岔路口上分道扬镳，各自踏上追寻学生的孤独旅程。这种结构，很像古典传统的伊朗童话故事——在大道上，兄弟俩分道扬镳，为寻找各自的前途和幸福，展开了不同的画卷和命运。
果然，其中一个遇见了在两伊边境来回偷运走私物品的一群孩子，他问孩子，会读书写字吗？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不会！ 他们对知识没有渴望，没有失落感，他们是高高兴兴地叫喊着“不会！”他们还说，他们不愿意学习！现实得一塌糊涂，没有一点浪漫的叙述。但是，教师却锲而不舍地跟着这群孩子，甚至贡献出一半黑板给一个孩子捆扎货物。终于感动了一个小孩，他答应老师学习文化，不是因为对文化有兴趣了，仅仅为了给老师一点“面子”。老师兴致勃勃地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告诉孩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旅行者”。孩子们偷偷混在羊群里溜出边境，在中途休息时，你不会想到，因为一种真诚的交流，孩子渐渐地喜欢上了学习，他在黑板上依样画葫芦似的写下自己的名字，突然，远处打来的冷枪，击中了孩子，他就这么倒下去了，默默无声地倒下了，永远倒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点没有预感，也没有悲壮的场面，就像一个脆弱的小动物，一个生命就这么消失了。 另外那个只读了两年书的“教师”，遇见了一队迷途的伊拉克流浪者，其中一个老年人，三天无法小便使他痛苦不堪，教师愿意为他们带路，酬劳是付给他40个核桃。中途，他又为了得到5个核桃，贡献出黑板来抬病重的老人。这时候，他喜欢上了老人的女儿，莫名其妙地和老人的女儿结了婚，他试图用黑板挡住众人的视线和自己的女人亲热一下，但总是因为各种原因的干扰而没有成功。而女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个“丈夫”，只管拖着自己的儿子走路或者露宿，似乎是语言的问题，也从来不回答教师的提问。教师，却极为耐心地想教她学会简单的文字，如“我爱你”。女人丝毫不领教师的一番深情。有意思的是，教师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块黑板，对于女人来说就是用来晾晒衣物的家伙。终于，教师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愤怒了，他和女人吵起来。谁都没有想到，女人一开口，就把教师的学问全部击败，她几乎成了一个女哲学家，她说：“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来又下去，唯一没有走的是我的儿子。”
天呐，教师还能说什么？空袭来了，全家躲在黑板下面，逃过一劫。有一天，流浪者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伊拉克，伊朗教师还没有反应过来，女人已经表示，不愿意和教师一起回到她的祖国。结局是，两个人在合法的结婚仪式之后，举行了同样滑稽但合法的离婚仪式，最后教师的黑板作为这场婚姻的见证，大概算是他曾经给予的嫁妆，在离婚的时候，教师昏头昏脑地没有想到取回黑板。女人背着黑板走了，在她远远离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她的脸，黑板挡住了她娇小的身影，只看见黑板上还写着三个大字“我爱你”，豁然地出现在画面上。
这一次关于 “两兄弟”的童话，再也看不见飞毯，看不见幸福的结尾，我们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战争、战争中被扭曲的人性和鲜血凝成的残酷。你会一边看却一边大笑，导演用她的黑色幽默，把战争的荒谬展现出来，可是笑到最后，你又在自己的笑声里迷失了。
两伊战争终于结束了，伊朗人进入了和平时期。导演们也渐渐把目光对准了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中产阶级，首先让我们认识的，就是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这个70后，2011年拍摄了《一次离别》，2012年初，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讲述的还是一个单纯的离婚事件，到了《过往》（2013）依然重复着这个主题，可是难度却加大了。因为观众对他有着更高的期望值。真的很难，从一部生活片走向另一部生活片，还是“离婚”这样同一个主题，如何突破自己？这对法哈蒂是一个挑战，时间那么短。
导演法哈蒂说：电影工作者的自我审查更加危险。导演工作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内心的局限，包括个人面临的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关系都会对创作构成影响。
所以，他是在跟自己作斗争，他要从这个局限里面努力走出来。
在影片《过往》中，法哈蒂试图讲述了一个说不清主线的离婚故事：两个想结婚的中年人都因为有着自己的家庭，孩子们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想法，青春期的女儿想尽办法阻止母亲的再婚。没有想到，却引发出自杀事件，结果两个家庭三个孩子都被卷入了这场纠结的痛苦之中。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离婚事件”，但电影却表达了伊朗移民在巴黎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虽然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经营的洗衣店，但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寻常家庭的伦理故事里，导演抽丝剥茧，用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你进入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们难以表达的孤独，又因为互相的爱而造成的伤害。
影片一开始，就是四年以后，阿曼德从伊朗回到巴黎，他是来和妻子玛丽办理离婚手续。在机场镜头的处理下，立刻让你感觉这两人之间似乎还是保留着什么：玛丽手上拿着一小束鲜花，阿曼德隔着玻璃，看见玛丽就笑了，这笑容里含有一份默契。但是，玛丽没有为阿曼德订酒店，让他回家居住，阿曼德有点不自在。玛丽生气地说，上一次就因为预约了旅馆，阿曼德却临时改变没来巴黎，给她添了不少麻烦。这时两人开始吵架，故事从那么简单的生活细节展开。当他们回到玛丽和两个女儿在巴黎郊区的家时，院子里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一起玩耍，小女孩是在很小的时候告别阿曼德的，所以是在玩耍了好一会儿以后，才把头埋在阿曼德的身上，刚刚认出了这个继父。可是小男孩对他充满敌意。这是玛丽新欢的孩子，一个开洗衣店的伊朗人萨米的儿子，他们已经搬入这个小院。这也是玛丽急着办离婚的原因。
玛丽的大女儿露茜非常喜欢阿曼德，这个常常很晚回家的露茜，这天却早早回家迎接阿曼德。他们同样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玛丽希望阿曼德帮助她化解和青春期女儿的关系。露茜对母亲愤怒之极，因为她不喜欢母亲的新欢。可是，阿曼德发现萨米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向露茜解释。没有想到的是，露茜大叫起来：母亲爱上他，是因为他长得像阿曼德。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抽丝剥茧，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二天早上，当阿曼德和玛丽到法院顺利地办好离婚手续后，玛丽告诉阿曼德她已怀孕，这是她和过去一刀两断，迎接新生活的见证。 原本要立刻离去的阿曼德，却在露茜的倾诉中得知，萨米的妻子因为自杀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已有一段时间。阿曼德无意卷入这场家庭纠纷，但是露茜离家出走，他去寻找时，最后在完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又扯出了黑了身份的伊朗打工女，她把萨米妻子的邮件地址告诉了露茜，露茜把母亲和萨米的情书转发给她，导致了自杀。所有人都不能原谅露茜，但是萨米最不能原谅那个打工女孩，就此将她解雇。打工女终于倒出了原委：是萨米的妻子对她产生疑心，总觉得她和萨米有染，甚至想报警让她暴露出黑户的身份，驱赶出法国，这才让打工女想到给露茜邮箱地址，是对萨米妻子的报复。更让人惊讶的是，萨米的妻子，没有看邮件就自杀了。
就这样，一部完全现实的家庭伦理剧，几乎变成了一部推理小说。观众就如阿曼德一样，面对着环环相扣的一连串疑问，一直追踪到电影的最后一分钟。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爱中消耗殆尽。就如阿曼德自己说的：古典悲剧往往侧重善与恶的战争，我们总希望善良胜利，邪恶挫败；但是现代社会的悲剧却是善与善的战争，不论哪一方胜利了，都是令人心碎的结果。
这就是阿曼德的价值观，他深入人性的最深处，找到人的弱点，在人性的挣扎里寻找戏剧冲突，而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这样我们看的不仅仅是故事，不仅仅是悬念，我们看见了复杂的人性，自己不能战胜自己的纠结，看见了平凡中的小人物的孤独和脆弱。即使他们有了安定的食宿，可是情感上无法找到的归属，依然困扰着所有人。
法哈蒂就是这样展现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直视人性，即使这些移民巴黎的伊朗人，他们在奋斗之外，还需要一种精神、文化上的认同感。阿曼德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离开巴黎，导演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只有在看望老朋友的时候，老朋友道出一句真理：你想两头跑，是不现实的。你总是要在一个地方确定下来。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可当它渗入进生活时，几乎成了至理名言，阿曼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来来回回地跑着，最后决定留在伊朗。他的离去，并不解决问题，现在是萨米也要离开玛丽，玛丽哭得泣不成声，她怀着萨米的孩子。但是萨米说：你说你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可是你们藕断丝连，四年分手以后，还吵架，就是最明显的证据。萨米对妻子的自杀感到愧疚，他回到几乎是植物人的妻子身边，试图用她喜欢的香水，唤醒她的意识。他把自己常用的男式香水喷在脖子里，妻子没有任何反应，可是一滴泪水从眼角缓缓地滚落下来。这是最后一个镜头，很长很长，从萨米在走廊里掉头走回病房，镜头就没有切断过，直到萨米握住了妻子的手，镜头摇下来，推上去，推得很慢很慢，几乎没有运动的感觉，我们看见妻子无力的食指，拉住了萨米的手。不知道女演员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演，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将一个失去意识的植物人，刻划得如此准确。
阿曼德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了，他还想跟玛丽解释自己当初的错误，玛丽完全心灰意懒不想听。露茜在二楼窗户上看着阿曼德的背影，没有告别没有拥抱，从露茜的视角，从高处，我们看见树叶遮挡下的阿曼德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她们家的小院。影片结束。实际上，它的戏剧线索，要比《一次别离》更加日常，但是人物的情感却毫无保留地渗入在日常生活里，当摄影机跟随他而去时，电影的发展就成为人性的发展。导演法哈蒂，一点一点往前走去。我们看见的伊朗电影，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多元景象。原来创新是在延续的基础上完成的。
阿巴斯是较早在国际上为伊朗电影赢得声誉的导演。他1987年制作的《哪里是朋友的家？》获得了洛迦诺电影节大奖。阿巴斯把伊朗宗教精神里的诚实、善良作为根本的元素日常化，然后通过视觉的手段表达出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山村小学生，放学以后发现拿错了同桌的作业本，由于老师要求回家作业一定要完成在作业本上，所以为了不让同桌受惩罚，他翻山越岭，到邻村去寻找小伙伴的家，试图归还作业本。阿巴斯纪实的拍摄，让当地的孩子出演了整部影片。四年以后（1991年），被拍摄过的村子发生了地震，阿巴斯惦记着主演片子的小学生，于是他驾车返回震后的山区，去寻找那些孩子，同时将整个过程拍成了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片，名为《生活在继续》。该片荣获1992年戛纳影展罗西里尼奖（Rossellini Prize）。1994年，阿巴斯再次返回那个村子，拍摄了《橄榄树下的情人》，与前两部影片合在一起，列为阿巴斯的“村庄三部曲”。1996年，阿巴斯拍摄了探寻自杀主题的《樱桃的味道》，获次年戛纳影展的金棕榈奖。1999年阿巴斯拍摄了故事片《风带我们走》。2000年，阿巴斯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型DV（数码录像）记录片《ABC在非洲》。
在中国的百度上，关于阿巴斯的报导和材料到2000年戛然而止。阿巴斯被伊朗政府封杀，判他违背了政府确认的伊朗风俗——因为在1997年获得戛纳大奖的时候，在公开场合，他亲吻了自己的妻子。遭封杀以后，阿巴斯依然留在伊朗，为了可以观察、感受、表达自己的文化，他没有间断拍摄。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轻一代的伊朗电影人出现了，马基德·马基迪1997年拍摄完成的《小鞋子》，在1998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是一部明显的低成本影片，依然延续着伊朗电影人的纪实风格，出演影片的都是当地的孩子以及成年的业余演员们。故事围绕着一双鞋子展开，表达了一个穷苦家庭的孩子，着墨于兄妹情深，在他们俩渴望得到一双鞋子的情况下，展现了动人的亲情。于是，为了获得一双球鞋的奖励，小哥哥参加了运动会比赛，他的努力，终于让他荣获了冠军。当最终宣布成绩的时候，小哥哥几乎要哭出来，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他的胜利——为了鼓励拿不到金牌的亚军，获得第二名的孩子可以获得一双球鞋。这正是孩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球鞋却与他擦肩而过，他不需要那块金牌。影片，从头开始就非常生活化，你会看见贫困的伊朗人的普通生活，画面干净纯朴，镜头展现出的孩子不仅是单纯，而是在穷困的生活里，他们的坦然，他们的平静，在接受着苦难现实的同时，常常洋溢出孩子阳光般的笑容，兄妹在真情的交流中生存着。观看影片时，就像和这些孩子生活在一起，开始进入当下伊朗的生存环境。影片，在美国获得了近百万美金的票房，这在当时，创下了伊朗电影票房纪录。很快，马基德拍摄的《天堂的孩子》又在美国拿下了更为惊人的成绩，在30个左右的美国独立影片的小电影院里，创下了170万票房，成为观众信任的伊朗之光。
那一个时期的伊朗导演，都侧重于儿童、妇女题材，这或许是因为伊朗，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清规教律很多，电影也不例外，都是要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政治上的审查，于是导演在弱势群体里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以他们为突破口。实际上，我们正是从电影里，通过孩子的角度和眼光，被带领着去认识伊朗和伊朗人。这些电影，都不是单纯的的儿童片，虽然拍摄的是儿童题材，但它让更多的成年人去了解孩子眼中的世界，这或许是一个没有扭曲和变形的真实世界。导演的人文关怀，是在穷困生活里找到的真诚和感情，最终以一种充满童趣而温暖的方式阐释伊朗人民对生命的热爱。这些，他们都做得非常独特。
每一部电影里都充满了诗意，从影像上开始，然后转向人物的表达。从而把伊朗特有的民族、宗教文化，通过电影完整地表达出来。
没过多久，伊朗的导演更加年轻化，当女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出现在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她的影片《黑板》荣获了评委会大奖时，那一年，她才年仅19岁。真让世界大吃一惊。
几乎不能让你相信的是，在那么封闭的国家，突然冒出一个女导演，且那么年轻，年轻到几乎是一个小女孩，但她出手非同寻常。第一个镜头，是一群背着黑板在逃难的男人，这是一个长镜头，又用长焦镜头拍摄，于是空气在画面上浮动着，你看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远远看去，大大的黑板突出在每个人的身后，像一群长着翅膀的秃鹫，他们直逼着镜头恶狠狠地走来，似乎非常凶猛，又那么无趣。直到他们跟你脸贴脸对视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被莎米拉震住了。她的电影语言，完全从现实主义的伊朗电影里走出来，影片带入了象征，带入了黑色幽默，又带入了不能理喻的荒谬。但这一切，又是她用非常真实的感觉表达出来，没有一点造作，没有一点修饰，弥漫着尘土的荒野上，就是这一群背着大黑板的流浪教师在人迹罕至的荒原上行进。单就是这一个开场镜头，就像一幅经典油画，永远在你脑子里定格。
教师中，有两个人特别迫切地要寻找愿意付学费的学生。一个是后悔没有听从父亲的忠告（当牧羊人），成为穷困潦倒的教书匠；另一个是自己只上了两年小学，却着急地想以教书攒钱，为自己幼小的孩子看病。他们俩首先脱离了大部队，然后又在一个岔路口上分道扬镳，各自踏上追寻学生的孤独旅程。这种结构，很像古典传统的伊朗童话故事——在大道上，兄弟俩分道扬镳，为寻找各自的前途和幸福，展开了不同的画卷和命运。
果然，其中一个遇见了在两伊边境来回偷运走私物品的一群孩子，他问孩子，会读书写字吗？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不会！ 他们对知识没有渴望，没有失落感，他们是高高兴兴地叫喊着“不会！”他们还说，他们不愿意学习！现实得一塌糊涂，没有一点浪漫的叙述。但是，教师却锲而不舍地跟着这群孩子，甚至贡献出一半黑板给一个孩子捆扎货物。终于感动了一个小孩，他答应老师学习文化，不是因为对文化有兴趣了，仅仅为了给老师一点“面子”。老师兴致勃勃地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告诉孩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旅行者”。孩子们偷偷混在羊群里溜出边境，在中途休息时，你不会想到，因为一种真诚的交流，孩子渐渐地喜欢上了学习，他在黑板上依样画葫芦似的写下自己的名字，突然，远处打来的冷枪，击中了孩子，他就这么倒下去了，默默无声地倒下了，永远倒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点没有预感，也没有悲壮的场面，就像一个脆弱的小动物，一个生命就这么消失了。 另外那个只读了两年书的“教师”，遇见了一队迷途的伊拉克流浪者，其中一个老年人，三天无法小便使他痛苦不堪，教师愿意为他们带路，酬劳是付给他40个核桃。中途，他又为了得到5个核桃，贡献出黑板来抬病重的老人。这时候，他喜欢上了老人的女儿，莫名其妙地和老人的女儿结了婚，他试图用黑板挡住众人的视线和自己的女人亲热一下，但总是因为各种原因的干扰而没有成功。而女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个“丈夫”，只管拖着自己的儿子走路或者露宿，似乎是语言的问题，也从来不回答教师的提问。教师，却极为耐心地想教她学会简单的文字，如“我爱你”。女人丝毫不领教师的一番深情。有意思的是，教师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块黑板，对于女人来说就是用来晾晒衣物的家伙。终于，教师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愤怒了，他和女人吵起来。谁都没有想到，女人一开口，就把教师的学问全部击败，她几乎成了一个女哲学家，她说：“我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来又下去，唯一没有走的是我的儿子。”
天呐，教师还能说什么？空袭来了，全家躲在黑板下面，逃过一劫。有一天，流浪者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伊拉克，伊朗教师还没有反应过来，女人已经表示，不愿意和教师一起回到她的祖国。结局是，两个人在合法的结婚仪式之后，举行了同样滑稽但合法的离婚仪式，最后教师的黑板作为这场婚姻的见证，大概算是他曾经给予的嫁妆，在离婚的时候，教师昏头昏脑地没有想到取回黑板。女人背着黑板走了，在她远远离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她的脸，黑板挡住了她娇小的身影，只看见黑板上还写着三个大字“我爱你”，豁然地出现在画面上。
这一次关于 “两兄弟”的童话，再也看不见飞毯，看不见幸福的结尾，我们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战争、战争中被扭曲的人性和鲜血凝成的残酷。你会一边看却一边大笑，导演用她的黑色幽默，把战争的荒谬展现出来，可是笑到最后，你又在自己的笑声里迷失了。
两伊战争终于结束了，伊朗人进入了和平时期。导演们也渐渐把目光对准了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中产阶级，首先让我们认识的，就是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这个70后，2011年拍摄了《一次离别》，2012年初，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讲述的还是一个单纯的离婚事件，到了《过往》（2013）依然重复着这个主题，可是难度却加大了。因为观众对他有着更高的期望值。真的很难，从一部生活片走向另一部生活片，还是“离婚”这样同一个主题，如何突破自己？这对法哈蒂是一个挑战，时间那么短。
导演法哈蒂说：电影工作者的自我审查更加危险。导演工作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内心的局限，包括个人面临的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关系都会对创作构成影响。
所以，他是在跟自己作斗争，他要从这个局限里面努力走出来。
在影片《过往》中，法哈蒂试图讲述了一个说不清主线的离婚故事：两个想结婚的中年人都因为有着自己的家庭，孩子们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想法，青春期的女儿想尽办法阻止母亲的再婚。没有想到，却引发出自杀事件，结果两个家庭三个孩子都被卷入了这场纠结的痛苦之中。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离婚事件”，但电影却表达了伊朗移民在巴黎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虽然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经营的洗衣店，但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寻常家庭的伦理故事里，导演抽丝剥茧，用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你进入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他们难以表达的孤独，又因为互相的爱而造成的伤害。
影片一开始，就是四年以后，阿曼德从伊朗回到巴黎，他是来和妻子玛丽办理离婚手续。在机场镜头的处理下，立刻让你感觉这两人之间似乎还是保留着什么：玛丽手上拿着一小束鲜花，阿曼德隔着玻璃，看见玛丽就笑了，这笑容里含有一份默契。但是，玛丽没有为阿曼德订酒店，让他回家居住，阿曼德有点不自在。玛丽生气地说，上一次就因为预约了旅馆，阿曼德却临时改变没来巴黎，给她添了不少麻烦。这时两人开始吵架，故事从那么简单的生活细节展开。当他们回到玛丽和两个女儿在巴黎郊区的家时，院子里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一起玩耍，小女孩是在很小的时候告别阿曼德的，所以是在玩耍了好一会儿以后，才把头埋在阿曼德的身上，刚刚认出了这个继父。可是小男孩对他充满敌意。这是玛丽新欢的孩子，一个开洗衣店的伊朗人萨米的儿子，他们已经搬入这个小院。这也是玛丽急着办离婚的原因。
玛丽的大女儿露茜非常喜欢阿曼德，这个常常很晚回家的露茜，这天却早早回家迎接阿曼德。他们同样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玛丽希望阿曼德帮助她化解和青春期女儿的关系。露茜对母亲愤怒之极，因为她不喜欢母亲的新欢。可是，阿曼德发现萨米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向露茜解释。没有想到的是，露茜大叫起来：母亲爱上他，是因为他长得像阿曼德。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抽丝剥茧，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二天早上，当阿曼德和玛丽到法院顺利地办好离婚手续后，玛丽告诉阿曼德她已怀孕，这是她和过去一刀两断，迎接新生活的见证。 原本要立刻离去的阿曼德，却在露茜的倾诉中得知，萨米的妻子因为自杀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已有一段时间。阿曼德无意卷入这场家庭纠纷，但是露茜离家出走，他去寻找时，最后在完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又扯出了黑了身份的伊朗打工女，她把萨米妻子的邮件地址告诉了露茜，露茜把母亲和萨米的情书转发给她，导致了自杀。所有人都不能原谅露茜，但是萨米最不能原谅那个打工女孩，就此将她解雇。打工女终于倒出了原委：是萨米的妻子对她产生疑心，总觉得她和萨米有染，甚至想报警让她暴露出黑户的身份，驱赶出法国，这才让打工女想到给露茜邮箱地址，是对萨米妻子的报复。更让人惊讶的是，萨米的妻子，没有看邮件就自杀了。
就这样，一部完全现实的家庭伦理剧，几乎变成了一部推理小说。观众就如阿曼德一样，面对着环环相扣的一连串疑问，一直追踪到电影的最后一分钟。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爱中消耗殆尽。就如阿曼德自己说的：古典悲剧往往侧重善与恶的战争，我们总希望善良胜利，邪恶挫败；但是现代社会的悲剧却是善与善的战争，不论哪一方胜利了，都是令人心碎的结果。
这就是阿曼德的价值观，他深入人性的最深处，找到人的弱点，在人性的挣扎里寻找戏剧冲突，而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这样我们看的不仅仅是故事，不仅仅是悬念，我们看见了复杂的人性，自己不能战胜自己的纠结，看见了平凡中的小人物的孤独和脆弱。即使他们有了安定的食宿，可是情感上无法找到的归属，依然困扰着所有人。
法哈蒂就是这样展现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直视人性，即使这些移民巴黎的伊朗人，他们在奋斗之外，还需要一种精神、文化上的认同感。阿曼德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离开巴黎，导演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只有在看望老朋友的时候，老朋友道出一句真理：你想两头跑，是不现实的。你总是要在一个地方确定下来。就是如此简单的道理，可当它渗入进生活时，几乎成了至理名言，阿曼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来来回回地跑着，最后决定留在伊朗。他的离去，并不解决问题，现在是萨米也要离开玛丽，玛丽哭得泣不成声，她怀着萨米的孩子。但是萨米说：你说你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可是你们藕断丝连，四年分手以后，还吵架，就是最明显的证据。萨米对妻子的自杀感到愧疚，他回到几乎是植物人的妻子身边，试图用她喜欢的香水，唤醒她的意识。他把自己常用的男式香水喷在脖子里，妻子没有任何反应，可是一滴泪水从眼角缓缓地滚落下来。这是最后一个镜头，很长很长，从萨米在走廊里掉头走回病房，镜头就没有切断过，直到萨米握住了妻子的手，镜头摇下来，推上去，推得很慢很慢，几乎没有运动的感觉，我们看见妻子无力的食指，拉住了萨米的手。不知道女演员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演，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将一个失去意识的植物人，刻划得如此准确。
阿曼德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了，他还想跟玛丽解释自己当初的错误，玛丽完全心灰意懒不想听。露茜在二楼窗户上看着阿曼德的背影，没有告别没有拥抱，从露茜的视角，从高处，我们看见树叶遮挡下的阿曼德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她们家的小院。影片结束。实际上，它的戏剧线索，要比《一次别离》更加日常，但是人物的情感却毫无保留地渗入在日常生活里，当摄影机跟随他而去时，电影的发展就成为人性的发展。导演法哈蒂，一点一点往前走去。我们看见的伊朗电影，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多元景象。原来创新是在延续的基础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