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一个西方人眼中神秘的东方国度,一个流逝于历史星河中的波斯王国,当时代的进程翻开了今天的世界,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对准了伊朗、对准了伊朗核危机,然而与政治的冷酷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伊朗新电影以其独道的宁静与温情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上别样地绽放,同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通过伊朗新电影所散发的人文关怀和美学思想使全世界的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伊朗。从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伊朗新电影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受到世界电影界的肯定。例如:1997年,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来自伊朗的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凭借影片《樱桃的滋味》获得了“金棕桐”大奖;2000年,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年仅20岁的伊朗年轻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凭借电影《黑板》一举夺得了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贾法·帕纳赫凭借影片《生命的圆圈》夺得了第5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狮奖;马吉德·马吉迪凭借影片《天堂的孩子》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同时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其它如《天堂的颜色》、《苹果》等十几部伊朗新电影也都前前后后在世界各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伊朗新电影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一个重要现象。当我们还未来得及转移对亚洲电影中的中国电影、日本电影、韩国电影、印度电影的关注视点时,伊朗新电影已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了自身在国际影坛中的地位,这是令全世界为之惊讶的。因为伊朗是一个严守清律的伊斯兰国家,有着极其严格的电影检查制度,宗教、政治、暴力和性等领域都被视为电影生产的禁区,无人敢越雷池半步。在这样特定的电影审查制度下,在这样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伊朗新电影却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寻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伊朗的电影工作者们扎根于生育和养育他们的土壤,摄制出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影片,影片中不断深化的主题与简洁洗练的成熟为全世界带来了惊异与神奇。伊朗新电影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特征,它游韧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在简约与抒情中表达对人性的真切关怀,在单纯的电影形态中将再现性与表现性融于其中。伊朗新电影形成了散文诗式与纪实美学相结合的美学特征。追根溯源,伊朗新电影美学特征深深根植于伊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它与伊朗的伊斯兰宗教、诗歌、民族文化血脉相承,伊朗新电影还努力汲取契合本民族电影发展的世界电影的丰富给养,完成了自身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的美丽绽放。伊朗新电影在叙事特征上体现为人本主义的回归,在主体人物的设置与表现上执着于对人性的探讨,它以深切的情感体验、温暖的人文话话,打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观众。伊朗新电影在叙事的结构安排上回归电影诞生之初的清新与纯朴,模糊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以纪录风格的散文诗结构影片,流露出充满诗情的表意情怀。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伊朗新电影打破了伊斯兰原教旨与国家政体的桎梏,在夹缝中寻求突破,寻找到一条将民族性与世界性、个性化与本土化出色结合的发展之路,在体制下完成了自身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伊朗新电影的兴起使世界电影文化格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种与主流的西方文化和东亚儒道文化传统迥然相异的糅合着伊斯兰文化精神和古波斯文明的文化形态,逐渐纳入了世界电影文化的构成之中。伊朗新电影与亚洲电影、欧美电影的文化对话将揭示出世界电影文化的整体格局。当我们放眼整个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伊朗新电影与中国新兴起的独立电影在国际影坛如两颗冉冉的新星灼灼生辉,它们每一次锋芒的突现都与好莱坞工业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形成了冲击,当二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时,我们不仅发现二者在某些层面存在着共性与个性。但我们不能盲目地看伊朗新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的成功,辩证地看我们发现伊朗新电影所表现的题材和风格常常过于接近,当一种电影模式被不断重复后,原先所蕴涵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必将逐渐失色,究其原因,我们辨证地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思路。伊朗新电影的成功对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启示和参考价值,最后结合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境况,我们共同展望中国民族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