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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羡慕欧美福利国家的富裕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源自于其最初经济发展的成功，而非相反。福利国家也意味着巨额的政府支出，而政府的资金来源又最终源于民众。这意味着福利国家的种种做法也为民众带来巨大的税费负担。福利国家也有其尽头：福利国家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国家的税费收入就不足以支撑整个体系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要想法控制福利支出和税率水平。这已经成为一条铁律。比如瑞典和德国均经历过这一过程。有必要分析欧美的福利国家问题，探究其与中国的关联。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一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包括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甚至提供财产。可能最为有名的福利国家模式就是所谓“北欧模式”，而北欧国家中最为有名的是瑞典。瑞典的做法是，政府为个人从摇篮到坟墓提供全套社会保障。
虽然谁都喜欢获得福利待遇，但是天上掉不下免费的馅饼。福利国家问题的症结在于侵犯个人的基本自由，背离个人同意和责任原则。在经济学家巴斯夏眼里，国家对个人基本自由的侵犯，或者背离个人同意和责任原则，就成为“压迫”和“相互抢劫”的工具。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汤姆·G·帕尔默的看法，福利国家是这种“相互抢劫”的制度化。
福利国家貌似只涉及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不过这种侵犯最终导致个人其他权利的侵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因此强调两点：首先，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其次，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福利国家的政府维持福利政策的运作，需要通过制造大量的“财政幻觉”来向每个人提供福利。“财政幻觉”使得纳税人觉得自己为福利国家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负担要轻，受益比提供给他们的实际受益要大，从而混淆每个人对自己所承担成本的敏感性。这样，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对于任何给定的税收水平的反抗。在福利国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个人是否需要，都能享受大量的政府福利，“财政幻觉”使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失去了更为可欲的减税甚至低税可能性：在减税或者低税模式的背后，是个人可以支配更大份额的个人收入和财富，也就是可以有着更大的选择自由。
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五花八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俾斯麦时代推出的社会保险制度。当前的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政府提供住房福利。美国政府通过其拥有的“两房”公司干预住房市场，放松对住房市场和相关金融市场的监管，制造一种低利率环境，支持不合房贷资格者获得低息住房贷款和廉价住房。由此，政府放松了对住房市场纪律和市场原则的遵守，把住房市场政策与住房福利政策混同。美国“次贷危机”就与此密不可分。
小布什总统当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所有权社会”，倡导公民们通过获得住房所有权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以此推进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但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依托交换住房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得本来不符合房贷资格者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即“两房”来拥有低息住房贷款和购置廉价住房所有权，而且这样做相对于通过市场合约关系来说更加有利。“两房”在2004年左右放出了它们将购买任何贷款的消息，这是怂恿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发放次贷和准优级贷款这两类“垃圾贷款”的主要原因。在2003年，“垃圾贷款”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6年的三季度进一步变成了22%。“两房”在2005年至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
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住房市场的联合财务风险是巨大的。在2007年末，其负债和它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每100美元它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钱，它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款”和基于“垃圾贷款”的证券总值达到了超过1万亿美元。
第二，政府为了维持福利政策而债台高筑。根据社会福利问题专家麦克·坦纳的分析，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如果将国债细化到个人身上的话，每一位德国在职人员身负42000欧元（折合52565美元）的国债。每一个英国家庭承受着惊人的90000英镑（折合140332美元）的国债。每一个法国人都负担着24000欧元（折合30037美元）的国债。此外，在当前的计算方法下，国家养老金系统和社保体制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也就是社保空转额）不计入国债总额，这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欧洲国家平均的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占据了GDP的285%。
根据美国学者坦纳的分析，在某些国家，这些隐性负债在未来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以希腊为例，假如它承担起未来的一切无资金准备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量就将超过其GDP的875%，接近年生产总值的9倍。如果将当前法国承诺分发的养老金考虑在国债内，法国的债务总量就会大涨到当年GDP的549%。而德国若是完全负担起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将会飞升至GDP的418%。美国的负债总额也同样不容乐观，如今已超过15.3万亿美元，占GDP的102%。美国福利体系仍在快速扩张，其中很大一块就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方案。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开支超过GDP的24%，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到42%。如果加上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各级政府的总开支将会超过GDP的59%，这比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
第三，推行强制性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很多欧美国家采取“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现收先付”制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现收现支。养老金领取者不断要求增加国家的养老金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根据坦纳的分析，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保税被“投资”到了一个“信托基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联邦政府用明日税收支付明日福利而开出的欠条。政府实际上往往需要增加负债来维持养老金制度，由此加重了未来一代人的负担。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做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用于支付给退休者。然而在老龄化社会里，这样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现收现付”的模式有着与“庞氏骗局”别无二致的资本结构。随着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领钱的队伍愈发壮大，支撑养老金的在职人口随之减少，系统就会岌岌可危。 第四，推行强制性的义务医保体系。根据坦纳的分析，即便保守估计，根据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对老年人医保开支的预测，未来社保和医保造成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将导致美国欠下72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更现实的数据则表明，届时美国政府承担的负担至少将达到137万亿美元。所以即使是做最好打算，这样计算的美国国债总数也将超过GDP的480%。而在最坏打算下，美国政府收支间的鸿沟将达到GDP的911%。
此外，对人员流动和经济过程的各种过度或者不当干预也是重要的福利国家因素。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移民是美国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不利于创造就业，也不利于维护就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最低工资制就是一个实例。2014年4月30日，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阻止了民主党主导的提高最低工资法案。该法案旨在把美国的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必然是雇主对工作岗位的成本和收益做新的计算，往往容易考虑削减低端的现职岗位，节制雇佣新的雇员，引入机器设备来替代部分劳动岗位。民主党的这一民粹主义举措实际上会牺牲很多工人的利益，但是最适合于获得不知就里的大众的支持。
一个人格完整者，是责任人的概念，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政府也是责任政府，其运作总体上需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和授权。根据帕尔默的观点，福利国家强调政府有法定义务为个人的社会福利负责，尤其是政府包办医疗、教育、退休和收入保障等。其结果是政府强制从经济中攫取大量资源，破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意和责任。由此，个人不成其为责任人，政府不成其为责任政府。
根据历史和政治学家大卫·格林的研究，“私人慈善”和“自愿保险”在欧美历史上曾经有着广泛的存在和作用。大量民间自组织的慈善组织和带有自愿保险职能的“互助组织”，为当时的各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其实，中国在古代也有广泛的私人慈善活动，到了民国时代，私人慈善和社会自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作用。而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人情，就有着类似于民间互助保险的功效：你所付出的人情，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回收，而且一般大致考虑到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根据历史学家大卫·贝托（David Beito）的研究，美国人在历史上利用结社自由创造出巨大的互助组织网络。在大萧条之前，互助组织可能是除教会以外，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当时，互助组织的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三成左右，而且尤其受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欢迎。与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的施舍性质不同，互助组织提供的福利是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各种兄弟会与其他互助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再也没能复苏。引发这次衰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福利国家的崛起、各州限制性的保险法案，以及来自私立保险公司的竞争。
福利国家用“政府责任”替代了“私人慈善”，用政府组织的强制社会保险替代了欧美国家过去在民间自组织的自愿保险。自力更生和私人慈善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福利国家仅有的替代选项。就像格林所认为的那样，“正如私人合作建立的互助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的团结，为参与人提供紧急援助、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并提供一个传播道德价值的框架”。坦纳也指出：政府要放弃这种“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放手个人通过投资在产业中来养老；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应该开始让强迫性的、家长作风的、充满操纵却又缺乏延续性的福利国家，朝着有效、公平、高效并可持续的民间解决方案过渡。
显然，人类发展到当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需要复兴各种互助组织来组织自愿的保险和救助。与此同时，可以结合以私人商业保险机构，后者在互助组织之外也可以发挥重要的私人商业保险功能。至于政府，可以发挥辅助性的支持作用，而不是包揽社会保障。
无论是国内国外，“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也应该及早抛弃。替代“现收先付”方式的成功模式目前业已存在。比如智利养老保险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智利模式”比较强调遵循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
智利在社会医疗保险或者社会养老保险中推行个人公积金制度。它于1981年开始实施以个人账户和由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代替政府管理养老金为主要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采取完全的基金制，雇员个人的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待遇也完全取决于个人养老账户的积累额和投资收益。雇员个人缴费的资金来源来自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和企业的配套缴费。由于实施了商业性的基金管理模式，智利的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在改革后的最初10年年平均收益率达到13%。据统计，经过20年的发展，智利的八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从1981年到2000年，平均收益率在11%左右。到2000年底，智利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养老基金的总额已经达到358.76亿美元，其中35.73%投资于智利政府和央行发行的各种债券，18.72%投资于定期储蓄，14.35%投资于商业抵押票据，17.57%投资于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10.89%用于国外金融市场的投资。此外，还有部分投资用于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
据统计，到2008年，智利雇员年度缴费总额占GDP的3.49%，当年支付的养老金占GDP的1.92%，私人养老基金的累积资金已经达到GDP的52.77%。当然，智利的私人养老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其总体方案是可执行的。2008年开始，智利政府对智利的私人养老制度做了些改革，增加了对年满65岁、至少在智利生活了20年的未加入私人养老保险的老人，用税金提供养老支付。
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同意经济和责任经济，基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同意和责任。市场经济实现个人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绩效原则：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边际回报，就是其边际贡献。因此，市场经济体现了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好的“装置”，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不是“反社会”的。如果社会上存在一部分人员由于自己的原因无法参加收入创造，那么可以从其家人或者从他人的自愿慈善获得一些收入再分配。而政府组织的收入再分配反而要靠后，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这属于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然秩序。从这一点来看，把慈善业提供的再分配作为三次分配是错误的。慈善业应该至少与政府一样属于二次分配。按照这里的自然秩序，慈善业属于二次分配，政府涉足的再分配需要限定在三次分配。
有人会以为，福利国家问题与国人无甚关系。他们认为，中国还不是福利国家，批判福利国家为时过早。但这是一种误解。很多福利国家因素在中国早已存在，各种社会保险均在铺开，其中多数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法已经在2007年通过，最低工资制也已推行，地方政府社保资金空转额巨大，地方债台高筑，社会福利性住房建设规模空前。我国从上届政府开始，计划由政府提供3000万套保障房，以解决1亿左右人的住房问题。
为了长远保障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为此，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辅助性原则、法定授权原则，以及法治原则。根据辅助性原则，个人和市场能够承担的事务，政府不予以越俎代庖；下级政府能够承担的事务，上级政府也不能如此行事。法定授权原则是指政府根据公民的依法授权和明确列举的权能履行其职责。如果能够遵循好上述原则，差不多就遵奉了哈耶克所提倡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
上述原则的拥护者，要尽量不在意识形态上站队，而是多加提出反对福利国家的具体理由，弘扬市场伦理的理念，把这些理据和理念变成人人皆知的常识。此外，上述原则的拥护者还要提出自己的、可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性社会政策方案，也就是说，这些理据和理念要接上“地气”，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以此角度研究和提出社会政策方案的经济学家仍然属于凤毛麟角。但是，并不是说不存在这样的方案，比如上述智利模式就符合“法律下的自由”理念。这并不是说智利模式就完美无缺，但是它可供世界各国作为具体参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福利国家的权利失联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这一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包括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甚至提供财产。可能最为有名的福利国家模式就是所谓“北欧模式”，而北欧国家中最为有名的是瑞典。瑞典的做法是，政府为个人从摇篮到坟墓提供全套社会保障。
虽然谁都喜欢获得福利待遇，但是天上掉不下免费的馅饼。福利国家问题的症结在于侵犯个人的基本自由，背离个人同意和责任原则。在经济学家巴斯夏眼里，国家对个人基本自由的侵犯，或者背离个人同意和责任原则，就成为“压迫”和“相互抢劫”的工具。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汤姆·G·帕尔默的看法，福利国家是这种“相互抢劫”的制度化。
福利国家貌似只涉及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不过这种侵犯最终导致个人其他权利的侵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因此强调两点：首先，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其次，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
福利国家的政府维持福利政策的运作，需要通过制造大量的“财政幻觉”来向每个人提供福利。“财政幻觉”使得纳税人觉得自己为福利国家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负担要轻，受益比提供给他们的实际受益要大，从而混淆每个人对自己所承担成本的敏感性。这样，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对于任何给定的税收水平的反抗。在福利国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个人是否需要，都能享受大量的政府福利，“财政幻觉”使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失去了更为可欲的减税甚至低税可能性：在减税或者低税模式的背后，是个人可以支配更大份额的个人收入和财富，也就是可以有着更大的选择自由。
欧美福利国家做法
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五花八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俾斯麦时代推出的社会保险制度。当前的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政府提供住房福利。美国政府通过其拥有的“两房”公司干预住房市场，放松对住房市场和相关金融市场的监管，制造一种低利率环境，支持不合房贷资格者获得低息住房贷款和廉价住房。由此，政府放松了对住房市场纪律和市场原则的遵守，把住房市场政策与住房福利政策混同。美国“次贷危机”就与此密不可分。
小布什总统当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所有权社会”，倡导公民们通过获得住房所有权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以此推进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但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依托交换住房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得本来不符合房贷资格者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即“两房”来拥有低息住房贷款和购置廉价住房所有权，而且这样做相对于通过市场合约关系来说更加有利。“两房”在2004年左右放出了它们将购买任何贷款的消息，这是怂恿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发放次贷和准优级贷款这两类“垃圾贷款”的主要原因。在2003年，“垃圾贷款”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6年的三季度进一步变成了22%。“两房”在2005年至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
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住房市场的联合财务风险是巨大的。在2007年末，其负债和它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每100美元它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钱，它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款”和基于“垃圾贷款”的证券总值达到了超过1万亿美元。
第二，政府为了维持福利政策而债台高筑。根据社会福利问题专家麦克·坦纳的分析，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如果将国债细化到个人身上的话，每一位德国在职人员身负42000欧元（折合52565美元）的国债。每一个英国家庭承受着惊人的90000英镑（折合140332美元）的国债。每一个法国人都负担着24000欧元（折合30037美元）的国债。此外，在当前的计算方法下，国家养老金系统和社保体制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也就是社保空转额）不计入国债总额，这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欧洲国家平均的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占据了GDP的285%。
根据美国学者坦纳的分析，在某些国家，这些隐性负债在未来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以希腊为例，假如它承担起未来的一切无资金准备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量就将超过其GDP的875%，接近年生产总值的9倍。如果将当前法国承诺分发的养老金考虑在国债内，法国的债务总量就会大涨到当年GDP的549%。而德国若是完全负担起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将会飞升至GDP的418%。美国的负债总额也同样不容乐观，如今已超过15.3万亿美元，占GDP的102%。美国福利体系仍在快速扩张，其中很大一块就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方案。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开支超过GDP的24%，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到42%。如果加上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各级政府的总开支将会超过GDP的59%，这比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
第三，推行强制性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很多欧美国家采取“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现收先付”制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现收现支。养老金领取者不断要求增加国家的养老金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根据坦纳的分析，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保税被“投资”到了一个“信托基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联邦政府用明日税收支付明日福利而开出的欠条。政府实际上往往需要增加负债来维持养老金制度，由此加重了未来一代人的负担。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做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用于支付给退休者。然而在老龄化社会里，这样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现收现付”的模式有着与“庞氏骗局”别无二致的资本结构。随着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领钱的队伍愈发壮大，支撑养老金的在职人口随之减少，系统就会岌岌可危。 第四，推行强制性的义务医保体系。根据坦纳的分析，即便保守估计，根据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对老年人医保开支的预测，未来社保和医保造成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将导致美国欠下72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更现实的数据则表明，届时美国政府承担的负担至少将达到137万亿美元。所以即使是做最好打算，这样计算的美国国债总数也将超过GDP的480%。而在最坏打算下，美国政府收支间的鸿沟将达到GDP的911%。
此外，对人员流动和经济过程的各种过度或者不当干预也是重要的福利国家因素。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移民是美国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不利于创造就业，也不利于维护就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最低工资制就是一个实例。2014年4月30日，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阻止了民主党主导的提高最低工资法案。该法案旨在把美国的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必然是雇主对工作岗位的成本和收益做新的计算，往往容易考虑削减低端的现职岗位，节制雇佣新的雇员，引入机器设备来替代部分劳动岗位。民主党的这一民粹主义举措实际上会牺牲很多工人的利益，但是最适合于获得不知就里的大众的支持。
互助组织与“智利模式”
一个人格完整者，是责任人的概念，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政府也是责任政府，其运作总体上需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和授权。根据帕尔默的观点，福利国家强调政府有法定义务为个人的社会福利负责，尤其是政府包办医疗、教育、退休和收入保障等。其结果是政府强制从经济中攫取大量资源，破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意和责任。由此，个人不成其为责任人，政府不成其为责任政府。
根据历史和政治学家大卫·格林的研究，“私人慈善”和“自愿保险”在欧美历史上曾经有着广泛的存在和作用。大量民间自组织的慈善组织和带有自愿保险职能的“互助组织”，为当时的各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其实，中国在古代也有广泛的私人慈善活动，到了民国时代，私人慈善和社会自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作用。而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人情，就有着类似于民间互助保险的功效：你所付出的人情，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回收，而且一般大致考虑到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根据历史学家大卫·贝托（David Beito）的研究，美国人在历史上利用结社自由创造出巨大的互助组织网络。在大萧条之前，互助组织可能是除教会以外，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当时，互助组织的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三成左右，而且尤其受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欢迎。与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的施舍性质不同，互助组织提供的福利是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各种兄弟会与其他互助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再也没能复苏。引发这次衰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福利国家的崛起、各州限制性的保险法案，以及来自私立保险公司的竞争。
福利国家用“政府责任”替代了“私人慈善”，用政府组织的强制社会保险替代了欧美国家过去在民间自组织的自愿保险。自力更生和私人慈善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福利国家仅有的替代选项。就像格林所认为的那样，“正如私人合作建立的互助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的团结，为参与人提供紧急援助、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并提供一个传播道德价值的框架”。坦纳也指出：政府要放弃这种“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放手个人通过投资在产业中来养老；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应该开始让强迫性的、家长作风的、充满操纵却又缺乏延续性的福利国家，朝着有效、公平、高效并可持续的民间解决方案过渡。
显然，人类发展到当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需要复兴各种互助组织来组织自愿的保险和救助。与此同时，可以结合以私人商业保险机构，后者在互助组织之外也可以发挥重要的私人商业保险功能。至于政府，可以发挥辅助性的支持作用，而不是包揽社会保障。
无论是国内国外，“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也应该及早抛弃。替代“现收先付”方式的成功模式目前业已存在。比如智利养老保险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智利模式”比较强调遵循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
智利在社会医疗保险或者社会养老保险中推行个人公积金制度。它于1981年开始实施以个人账户和由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代替政府管理养老金为主要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采取完全的基金制，雇员个人的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待遇也完全取决于个人养老账户的积累额和投资收益。雇员个人缴费的资金来源来自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和企业的配套缴费。由于实施了商业性的基金管理模式，智利的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在改革后的最初10年年平均收益率达到13%。据统计，经过20年的发展，智利的八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从1981年到2000年，平均收益率在11%左右。到2000年底，智利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养老基金的总额已经达到358.76亿美元，其中35.73%投资于智利政府和央行发行的各种债券，18.72%投资于定期储蓄，14.35%投资于商业抵押票据，17.57%投资于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10.89%用于国外金融市场的投资。此外，还有部分投资用于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
据统计，到2008年，智利雇员年度缴费总额占GDP的3.49%，当年支付的养老金占GDP的1.92%，私人养老基金的累积资金已经达到GDP的52.77%。当然，智利的私人养老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其总体方案是可执行的。2008年开始，智利政府对智利的私人养老制度做了些改革，增加了对年满65岁、至少在智利生活了20年的未加入私人养老保险的老人，用税金提供养老支付。
欧美福利国家问题与中国关联
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同意经济和责任经济，基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同意和责任。市场经济实现个人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绩效原则：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边际回报，就是其边际贡献。因此，市场经济体现了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好的“装置”，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不是“反社会”的。如果社会上存在一部分人员由于自己的原因无法参加收入创造，那么可以从其家人或者从他人的自愿慈善获得一些收入再分配。而政府组织的收入再分配反而要靠后，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这属于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然秩序。从这一点来看，把慈善业提供的再分配作为三次分配是错误的。慈善业应该至少与政府一样属于二次分配。按照这里的自然秩序，慈善业属于二次分配，政府涉足的再分配需要限定在三次分配。
有人会以为，福利国家问题与国人无甚关系。他们认为，中国还不是福利国家，批判福利国家为时过早。但这是一种误解。很多福利国家因素在中国早已存在，各种社会保险均在铺开，其中多数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法已经在2007年通过，最低工资制也已推行，地方政府社保资金空转额巨大，地方债台高筑，社会福利性住房建设规模空前。我国从上届政府开始，计划由政府提供3000万套保障房，以解决1亿左右人的住房问题。
为了长远保障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为此，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辅助性原则、法定授权原则，以及法治原则。根据辅助性原则，个人和市场能够承担的事务，政府不予以越俎代庖；下级政府能够承担的事务，上级政府也不能如此行事。法定授权原则是指政府根据公民的依法授权和明确列举的权能履行其职责。如果能够遵循好上述原则，差不多就遵奉了哈耶克所提倡的“法律下的自由”原则。
上述原则的拥护者，要尽量不在意识形态上站队，而是多加提出反对福利国家的具体理由，弘扬市场伦理的理念，把这些理据和理念变成人人皆知的常识。此外，上述原则的拥护者还要提出自己的、可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性社会政策方案，也就是说，这些理据和理念要接上“地气”，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以此角度研究和提出社会政策方案的经济学家仍然属于凤毛麟角。但是，并不是说不存在这样的方案，比如上述智利模式就符合“法律下的自由”理念。这并不是说智利模式就完美无缺，但是它可供世界各国作为具体参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