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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这是我的使命，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责任。”沙叶新真诚地说，“我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思考。用戏剧的方式把真相留下来，告诉青年一代，这是我的责任。”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改革开放之初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曾引起社会轰动，也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北京专门组织座谈会，讨论这部话剧，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亲自参加。
30多年以后，已经75岁的沙叶新在他的书房“善作剧楼”里回首如烟往事，仍然颇多感慨，“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
沙叶新回忆说，“文革”期间他写过很“左”的戏，“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还有受器重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文艺思想还是非常愚昧的。”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沙叶新才逐渐清醒起来。特别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创作，不再做权力的应声虫。我写的第一部戏《陈毅市长》和第二部戏《假如我是真的》，都是用剧作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沙叶新如是说。
因为话剧更能反映现实和突出现实，上世纪80年代沙叶新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引起社会关注。但是在他看来，那个时代话剧的成就并不高。“只有剧作家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不为权力写作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直到今天，中国的话剧高峰还没到来呢。”
“不为权力写作”是沙叶新的名言。他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不但写剧本小说，而且写杂文，直面社会现实，抨击丑恶现象，“我现在写作是从我的职业出发，只对我自己负责”。
“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沙叶新说。
《财经》：“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话剧作品，其中您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沙叶新：作为一个剧作家，我真正的创作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我最早写出来的是话剧《陈毅市长》。因为两位院长对作品的艺术形式有争论，所以先搁在那儿了，然后就写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有不了解内情的人就说，沙叶新先写了一个揭露的戏，然后又写正面的戏。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写《假如我是真的》呢？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真实案子：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招摇撞骗，竟然成功地骗了许多人。我看了材料之后，觉得很有戏剧性，就想写。那时候我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当时上海有十个剧团，大家都要写。我不喜欢凑热闹，你们都写，我就不写了。后来上面指示统统不让写，大家都不写了。既然你不写，我写。我就躲到无锡闭门创作。最近无锡方面还采访我，让我谈与无锡的缘分，其实就是如何创作这个剧本。因为许多戏剧理论著作里都对《假如我是真的》评价很高，无锡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事件。
《财经》：《假如我是真的》是一个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话剧，上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也写过一个类似的话剧《西望长安》。
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和《西望长安》不一样，《西望长安》的主角伪造将军身份，一些人以为他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而受骗。《假如我是真的》揭露的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人们出于私利而相信骗子。这和上世纪50年代不一样，也更有实际的意义。
《财经》：仔细比较，《西望长安》仍然是歌颂性的，最后有一个大光明的尾巴；《假如我是真的》则富于社会批判性，它并不是当时流行的控诉“文革”的作品，而是直指社会阴暗面，第一个提出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那个冒充“高干子弟”的骗子在被告席上说：“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耐人寻味，因为骗子所提出的质问并不过时。
沙叶新：这个剧本最早名字是《骗子》，根据黄佐临的建议，改成了《假如我是真的》。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假如这个戏里的骗子真的是干部子弟呢？这就会引人深思：中国到底怎么了？这样一说就很敏感。所以《假如我是真的》在当年引起了一场风波。
全国各地都演了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当时观点分裂，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的时候，干部都坐在前排，纹丝不动，后面群众拼命鼓掌。一些电影制片厂要求拍摄电影。后来宣传部门突然改变了态度，说这个戏不能演，各地的排演计划全部搁浅。
黄佐临先生去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回来告诉我说，这个戏政治局讨论过，争议很大，政治局决定暂时不演。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还打过招呼：《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很有才华，这个戏不是毒草，文代会讨论的是文艺的大方向，不就具体作品表态。来年年初，中国剧协要开一个两三百人的座谈会，专门讨论《假如我是真的》。
《财经》：据说这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是他让胡耀邦亲自主持这个座谈会。座谈会上争论很激烈。作为剧作者，您参加座谈会了吗？
沙叶新：我参加了，座谈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上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贺敬之来劝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说，我好好地写我的剧本，我紧张什么！
胡耀邦作总结发言时，对我极为爱护。他首先鼓励说，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这是他的原话。耀邦同志是搞宣传的，说话比较“夸张”，我当然知道自己差远了。最后，他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他说，“我这不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我说的只是个人意见，个人意见还可以讨论，你们可以有不同的建议。”我不服，坚决不让改。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他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
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因为耀邦同志说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说我执行胡耀邦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写了。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在很权威的《文艺报》发表了，“淡”是打了引号的。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70年代后期以来戏剧的大好形势就要逐渐变淡了，变成“淡”季了。结果犯大忌了，后来一些人给我安的罪名就是骂胡耀邦总书记“扯淡”，以此在政治上攻击我。 《财经》：我觉得很奇怪，当时您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剧作家，为什么不怕压力呢？解放以后，许多作家，包括老舍、郭沫若都曾经根据政治形势修改过自己的作品。
沙叶新：“文革”给我的教训很大，脑子应该长在自己的头上，要敢于说不，要敢于坚持。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没有在压力下修改过剧本。后来《假如我是真的》再也没有公演过。
《财经》：和《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的遭遇不同，话剧《陈毅市长》不但多次获奖，而且被拍成电影。为什么想到写《陈毅市长》？
沙叶新：1979年是上海解放30周年，因为陈毅是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黄佐临院长对我说，要不你就写个《陈毅市长》吧。我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一直非常喜欢写人物。为了写好陈毅，我采访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儿子、警卫员、同事，还有资本家、艺术家，都对他的印象很好。我那个采访本子老厚呢。
我对《陈毅市长》这个剧本很满意。如果现在要出版自己的作品选集，我还要把它选进去。我只能和前人比多做的事情，不能和后人比少做什么。当年我写陈毅市长是高过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共产党里鱼龙混杂，陈毅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好人。对于陈毅，我首先歌颂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干部。我歌颂他发展经济、注重文化、敬重知识分子、团结工商人士，现在看起来也是对的。
《财经》：后来您曾写文章谈到《陈毅市长》的创作思想，“尽管我写的是上海解放初期的一段历史，但我尽量要将这段历史写成鉴戒今天生活的镜子；尽管我写的是30年以前的往事，但我非常希望今天的观众能从中得到现实的启示。”
沙叶新：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更不能为逃避现实而写历史。解放初期的上海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和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的情况很相像。我期望各级官员能够像陈毅那样，亲民爱民，开明开放。
写陈毅这个人，当时我还没有提高到人性的角度，最基本的是实事求是，写事实、写真实，不要强加给他一些不是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剧本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创作。真实相当重要，有真才能善、才能美。
《财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以这样的思想写话剧，也是很有突破意义的，因为当时许多话剧写的仍然是党性。郭沫若曾有一句诗“翻案何妨傅粉多”，他在写作《蔡文姬》、《武则天》时都为历史人物大量“傅粉”。
沙叶新：和一般的剧本都有一个中心事件贯穿始终不同，《陈毅市长》没有中心事件，十场戏只有一个中心人物——陈毅贯穿，后来我把这种戏剧结构叫做“冰糖葫芦式的结构”。黄佐临先生很欣赏，但是当时剧院的另一位领导不同意演这出戏，因为写陈毅市长是一件重大严肃的事情，我却用和正式戏剧不太一样的形式，他认为这不是戏，是片断，接受不了，所以最初没有公演，反而是《假如我是真的》首先演出。
《财经》：1980年《陈毅市长》才正式公演，半个月的戏票很快销售一空。后来进京演出，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个剧本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影响很大。
沙叶新：《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这两部戏的宗旨是一样的。我写《假如我是真的》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是那样的；我写《陈毅市长》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批判，一个表示我的肯定。爱和恨是相通的。
《财经》：1983年您创作的《马克思秘史》也很有特色，在该剧本的序幕中，逝世百年之后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墓前接受来自中国的剧作家的采访，马克思告诫说：“其实我是个普通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您写的马克思不是“脚穿厚底靴，头绕灵光圈”的伟大革命家，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和朋友，这在当时也是很需要勇气的。
沙叶新：我要写，就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写。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要写的是一部关于马克思生活的戏剧。我写作的原则，就是依照真实的原则，写出人“本来的面目”，特别是写出作为肉体凡胎的人的平常一面，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我特别喜欢淡化历史的宏大叙事，设置生活化场景，让伟大人物呈现出人性的层面。
《马克思秘史》是我想写的，还是黄佐临先生让我写的，我已经忘了。他们很放心我，交给沙叶新干活，那绝对是非常卖力的，而且也会写好，不会在水平之下。不过，我创作出来后，也挨批了。有人说，沙叶新还写马克思，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
《财经》：1983年，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活动，还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周扬在纪念文章里提出了“社会主义异化”问题，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批判。
沙叶新：我是同情周扬的，他能提出“社会主义异化”很了不起。更让我感动的是，“文革”后周扬到处给被自己“整”过的人道歉，很真诚。一个人不怕你有什么错误，一旦确定自己错了敢于承认，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共产党人很少见。有多少人是死不认账，“一贯正确”。
记得当年有一个部队作家批评说，《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能这样写，一定是个造反派。那时候造反派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现在看来我当初批评沙叶新是批评错了。这种勇于认错的态度让我很感动。
《财经》：1985年您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您这样的一个头角峥嵘、极有个性的作家，在那种环境下怎么能当院长呢？
沙叶新：当时院长黄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提名我接任，大家也通过了，觉得沙叶新这个人不错，比较正直，比较干净，不搞乱七八糟的。
1985年的社会气氛还是蛮好的，也讲真正的群众路线。对于院长人选，当面征求意见，背靠背地调查，群众意见比较一致。但是报到上海市委，就是不批。连我的入党申请也不批，虽然党支部已经通过，文化局也通过了，就是不批，“罪名”是什么呢？说沙叶新发表文章《扯“淡”》，反对总书记胡耀邦。 《财经》：在当年这可是一个大帽子，足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沙叶新：是啊。其实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入党。黄佐临先生总说，你要做院长的话，必须是党员。你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黄佐临先生等老党员都是抗日战争过来的，入党就是跟他们在一个队伍里，我当然也很自豪。再往大里讲，是跟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改革家在一个队伍里，我应该感到很光荣。所以考虑了好久，我才写入党申请。
因为有人上纲上线，说我写文章《扯“淡”》就是攻击总书记胡耀邦，不够入党条件，所以有关部门迟迟不批准。后来，部分党员就联名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也讲到《扯“淡”》这篇文章。具体的情节我不知道，胡耀邦的批示后来向我传达了，说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批准，不要把我和他的这篇文章扯在一起。批示下来没几天，我就成了共产党员。所以有人说我是“御批”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主要是对胡耀邦特别感激，我觉得不要让他难过，好不容易通过了。一想到胡耀邦，我就非常感动。人总有感情嘛。
《财经》：后来新华社还播发了通稿“党的作家党的人”，社会反响很大。
沙叶新：入了党，然后就顺利地当了院长，两届，八年。其实，当了一届后我就想退了，因为我想不应该搞终身制。我向市文化局和院里打报告，但是局里、院里都不同意，这样才勉强干了两届。我当院长只管剧目业务，其他事概不过问。
《财经》：当了院长之后，您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力。1986年创作的《寻找男子汉》，演出时恰逢高仓健式的男子汉流行全国，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寻找男子汉”的讨论和热潮，之后也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
沙叶新：《寻找男子汉》是一个喜剧，写的是大龄女子舒欢寻找对象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舞台上的《恋爱指南》，其实是在寻找精神层面上的男子汉。
我在剧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男人的懦弱，也许同样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总是又来一次的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
《财经》： 1987年您创作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风格迥异，似乎是一出“黑色幽默”的剧作，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的创作和80年代初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呢？
沙叶新：上世纪80年代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包括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等相继涌入国门。我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也偶尔使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作我的作品。
这个非现实主义的剧本反映的问题就是洗脑，当年还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实际上，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有社会空间都是封闭的、整齐划一的，小便都要统一在一个时间，不能谈性。我在剧本里批评了这种洗脑做法。那个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不清楚，但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毕竟有切身感受。
《财经》：对您个人来说，这种写作方法的变化是不是也和那些年个人的思想变化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政治运动对您有影响吗？
沙叶新：有关系，就是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写。那几年的什么“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不怕。我厌恶政治运动，但是自己不会生气。一个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我快乐轻松，这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这个剧本国内没得奖，但获得了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1989年，《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被正式邀请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是整个戏剧节最后两场的压台戏，德国总统魏兹泽也要去观看。能在国际戏剧节上展示中国话剧的艺术魅力，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赴德演出被禁。我的80年代的创作自此也结束了。
《财经》：随着1989年政治风波的平息，上世纪80年代也就悄然结束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不管是《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还是《马克思秘史》、《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您写的每一部剧作在当年几乎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有的甚至酿成热点事件。为什么话剧当时突然那样繁荣，那样受大家的欢迎和重视？
沙叶新：因为话剧更能反映现实、突出现实。“四人帮”倒台后，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欢欣鼓舞，创作激情勃发。我的主要剧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文革”之后很多现实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在思考，知识分子更在思考。知识分子从事话剧创作，比其他一些戏曲创作更容易触及现实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反映现实的话剧演出之后反响也更大。这样就造成滚动的效应。
《财经》：我记得您在一次演讲中曾说，80年代是用剧作拷问灵魂。
沙叶新：当时思想界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作恶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觉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推波助澜了呢，还是俯首听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还是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国、泱泱中华，有几个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呢？寥寥无几呀！有几个人敢于进行斗争呢？他们的社会良知到哪里去了呢？面对着罪恶保持沉默，这本身是不是罪恶呢？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这种讨论尽管还不深入，甚至肤浅，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个大事。
那时我也在灵魂拷问。我扪心自问，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叫写啥就写啥。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基本如此，我是个不够格的知识分子。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逐渐清醒起来。特别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创作，不再做权力的应声虫。 《财经》：是否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沙叶新：那个时期确实有一些好戏，我负责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收录了“文革”以后的话剧创作。那个阶段的话剧创作应该肯定，但是整体的成就并不高，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假如说，上世纪80年代我在话剧上有些成绩，比其他同行稍微好一点儿，无非是在艺术上我比较注重写人、写个性，注重细节。
《财经》：您的意思就是说，那一段时期话剧的艺术成就不高，还是也包括了思想层面上？
沙叶新：都不高，因为那个年代整个社会还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只有剧作家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不为权力写作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直到今天，中国的话剧高峰还没到来呢。
《财经》：实际上，你们这些剧作家当时和时代的呼应是很紧密的。那时您个人在思想上对于社会是不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沙叶新：当时就是希望共产党能够自己改革，我们也想推动它改革。好多戏中都反映了我对当时某些问题的认识，当然有些也不是当权者所能接受的。比如说平反了，很多人说感谢党啊，可是我要问，到底谁应该感谢谁？党应该感谢这些人才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提出来了。
《财经》：就是说，那个时候您实际上是一个持批评态度的“补天派”。
沙叶新：对，我是“补天派”。当时人们并不清楚，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信息掌握得非常有限，很多人以为是个人遭遇不幸。哪里像现在，有了互联网，很多历史真相被揭露出来，促使人们反思。
“文革”期间，共产党内部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整死了，“文革”结束之后，政权的合法性确实受到了怀疑。于是，胡耀邦开始平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些做法主要还是为了“救党”，但是毕竟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好处。那时候有一大批人都是这样的，大家认为看到了新希望，所以纷纷加入共产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财经》：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剧作家的创作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例如，您的剧作不仅仅是文学的作品，还有强大的启蒙意义。这是这些剧作的思想意义所在。
沙叶新：在时代潮流当中，它们是一朵朵的浪花而已。
《财经》：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风气败坏，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沙叶新：政治和经济、官和商结合得越来越多，制度腐败了。社会学家对腐败有很好的分析。我不是个社会学家，看法肯定没有他们那么深刻。但是作为一个剧作家，我能够感受到、观察到腐败的急剧蔓延。我主要是用剧作和杂文来表达自己的真实认识，没有什么理论的深度，特点是有感情、比较真实。
《财经》：您的杂文影响很大，肯定也给您带来一些麻烦。
沙叶新：我是一个作家，不为权、不为利、不为名，我就是想能为老百姓说话。我不为权力写作，因为权力是腐败的。我相信我是对的，我就不怕。
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我现在写作是从我的职业出发，只对我自己负责。
《财经》：作为一个作家，必然面临一个“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作家难以摆脱的问题，也让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迷失了自己的创作目标。
沙叶新：我最初写作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的文艺思想。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1975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逐渐认识到，脑子一定要长在自己的头上。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财经》：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话剧不再像以前那么引起社会关注了。
沙叶新：也有关注的，只是国内看不到。我的剧本《邓丽君》、《幸遇先生蔡》、《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到现在香港、新加坡还在演呢。绝对不是因为沙叶新有才华，有才华的人多了，我无非有这样的一个舞台，“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现在的创作欲望比上世纪80年代初要旺盛得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自觉来日不长，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另一个是我的思维非常活跃。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沙叶新怎么了，居然还能在报纸上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也出来了。我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写。假如真的有体力和精力，我应该多写一些。我套用李白的诗说“天生我才应该用”，既然具备别人不具备的资源，就应该尽量使用。否则浪费了，你对不起天。
我不敢说这是我的使命，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思考。把真相留下来，告诉青年一代，这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在我的责任范围用戏剧的方式告诉人们。
《财经》：您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对于中国未来，人们既充满期待，也充满焦虑。在您看来，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沙叶新：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无法判断。很多的事情都归因于一种机遇，有一些偶然的因素。答案只能在未来，现在谁也不能下结论。我期望中国最好和平变革，和平变革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老百姓不受害，社会成本低。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改革开放之初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曾引起社会轰动，也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北京专门组织座谈会，讨论这部话剧，时任中宣部长胡耀邦亲自参加。
30多年以后，已经75岁的沙叶新在他的书房“善作剧楼”里回首如烟往事，仍然颇多感慨，“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
沙叶新回忆说，“文革”期间他写过很“左”的戏，“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还有受器重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文艺思想还是非常愚昧的。”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沙叶新才逐渐清醒起来。特别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创作，不再做权力的应声虫。我写的第一部戏《陈毅市长》和第二部戏《假如我是真的》，都是用剧作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沙叶新如是说。
因为话剧更能反映现实和突出现实，上世纪80年代沙叶新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引起社会关注。但是在他看来，那个时代话剧的成就并不高。“只有剧作家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不为权力写作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直到今天，中国的话剧高峰还没到来呢。”
“不为权力写作”是沙叶新的名言。他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不但写剧本小说，而且写杂文，直面社会现实，抨击丑恶现象，“我现在写作是从我的职业出发，只对我自己负责”。
“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沙叶新说。
《假如我是真的》风波
《财经》：“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话剧作品，其中您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沙叶新：作为一个剧作家，我真正的创作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我最早写出来的是话剧《陈毅市长》。因为两位院长对作品的艺术形式有争论，所以先搁在那儿了，然后就写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有不了解内情的人就说，沙叶新先写了一个揭露的戏，然后又写正面的戏。其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要写《假如我是真的》呢？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真实案子：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招摇撞骗，竟然成功地骗了许多人。我看了材料之后，觉得很有戏剧性，就想写。那时候我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当时上海有十个剧团，大家都要写。我不喜欢凑热闹，你们都写，我就不写了。后来上面指示统统不让写，大家都不写了。既然你不写，我写。我就躲到无锡闭门创作。最近无锡方面还采访我，让我谈与无锡的缘分，其实就是如何创作这个剧本。因为许多戏剧理论著作里都对《假如我是真的》评价很高，无锡把它作为一个文化事件。
《财经》：《假如我是真的》是一个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话剧，上世纪50年代老舍先生也写过一个类似的话剧《西望长安》。
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和《西望长安》不一样，《西望长安》的主角伪造将军身份，一些人以为他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而受骗。《假如我是真的》揭露的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人们出于私利而相信骗子。这和上世纪50年代不一样，也更有实际的意义。
《财经》：仔细比较，《西望长安》仍然是歌颂性的，最后有一个大光明的尾巴；《假如我是真的》则富于社会批判性，它并不是当时流行的控诉“文革”的作品，而是直指社会阴暗面，第一个提出干部队伍中的“特权”问题。那个冒充“高干子弟”的骗子在被告席上说：“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这段话放在今天，也耐人寻味，因为骗子所提出的质问并不过时。
沙叶新：这个剧本最早名字是《骗子》，根据黄佐临的建议，改成了《假如我是真的》。我写的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可是体制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也是不清楚的，只是先把问题摆出来：假如这个戏里的骗子真的是干部子弟呢？这就会引人深思：中国到底怎么了？这样一说就很敏感。所以《假如我是真的》在当年引起了一场风波。
全国各地都演了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当时观点分裂，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的时候，干部都坐在前排，纹丝不动，后面群众拼命鼓掌。一些电影制片厂要求拍摄电影。后来宣传部门突然改变了态度，说这个戏不能演，各地的排演计划全部搁浅。
黄佐临先生去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回来告诉我说，这个戏政治局讨论过，争议很大，政治局决定暂时不演。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还打过招呼：《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很有才华，这个戏不是毒草，文代会讨论的是文艺的大方向，不就具体作品表态。来年年初，中国剧协要开一个两三百人的座谈会，专门讨论《假如我是真的》。
《财经》：据说这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是他让胡耀邦亲自主持这个座谈会。座谈会上争论很激烈。作为剧作者，您参加座谈会了吗？
沙叶新：我参加了，座谈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上不同观点针锋相对，贺敬之来劝我，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说，我好好地写我的剧本，我紧张什么！
胡耀邦作总结发言时，对我极为爱护。他首先鼓励说，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这是他的原话。耀邦同志是搞宣传的，说话比较“夸张”，我当然知道自己差远了。最后，他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他说，“我这不是命令，命令是要执行的。我说的只是个人意见，个人意见还可以讨论，你们可以有不同的建议。”我不服，坚决不让改。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他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
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因为耀邦同志说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说我执行胡耀邦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可以写了。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在很权威的《文艺报》发表了，“淡”是打了引号的。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70年代后期以来戏剧的大好形势就要逐渐变淡了，变成“淡”季了。结果犯大忌了，后来一些人给我安的罪名就是骂胡耀邦总书记“扯淡”，以此在政治上攻击我。 《财经》：我觉得很奇怪，当时您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剧作家，为什么不怕压力呢？解放以后，许多作家，包括老舍、郭沫若都曾经根据政治形势修改过自己的作品。
沙叶新：“文革”给我的教训很大，脑子应该长在自己的头上，要敢于说不，要敢于坚持。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没有在压力下修改过剧本。后来《假如我是真的》再也没有公演过。
从《陈毅市长》到《马克思秘史》
《财经》：和《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的遭遇不同，话剧《陈毅市长》不但多次获奖，而且被拍成电影。为什么想到写《陈毅市长》？
沙叶新：1979年是上海解放30周年，因为陈毅是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黄佐临院长对我说，要不你就写个《陈毅市长》吧。我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一直非常喜欢写人物。为了写好陈毅，我采访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儿子、警卫员、同事，还有资本家、艺术家，都对他的印象很好。我那个采访本子老厚呢。
我对《陈毅市长》这个剧本很满意。如果现在要出版自己的作品选集，我还要把它选进去。我只能和前人比多做的事情，不能和后人比少做什么。当年我写陈毅市长是高过一般人的思想水平的。共产党里鱼龙混杂，陈毅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好人。对于陈毅，我首先歌颂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干部。我歌颂他发展经济、注重文化、敬重知识分子、团结工商人士，现在看起来也是对的。
《财经》：后来您曾写文章谈到《陈毅市长》的创作思想，“尽管我写的是上海解放初期的一段历史，但我尽量要将这段历史写成鉴戒今天生活的镜子；尽管我写的是30年以前的往事，但我非常希望今天的观众能从中得到现实的启示。”
沙叶新：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剧作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更不能为逃避现实而写历史。解放初期的上海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和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的情况很相像。我期望各级官员能够像陈毅那样，亲民爱民，开明开放。
写陈毅这个人，当时我还没有提高到人性的角度，最基本的是实事求是，写事实、写真实，不要强加给他一些不是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剧本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艺术创作。真实相当重要，有真才能善、才能美。
《财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以这样的思想写话剧，也是很有突破意义的，因为当时许多话剧写的仍然是党性。郭沫若曾有一句诗“翻案何妨傅粉多”，他在写作《蔡文姬》、《武则天》时都为历史人物大量“傅粉”。
沙叶新：和一般的剧本都有一个中心事件贯穿始终不同，《陈毅市长》没有中心事件，十场戏只有一个中心人物——陈毅贯穿，后来我把这种戏剧结构叫做“冰糖葫芦式的结构”。黄佐临先生很欣赏，但是当时剧院的另一位领导不同意演这出戏，因为写陈毅市长是一件重大严肃的事情，我却用和正式戏剧不太一样的形式，他认为这不是戏，是片断，接受不了，所以最初没有公演，反而是《假如我是真的》首先演出。
《财经》：1980年《陈毅市长》才正式公演，半个月的戏票很快销售一空。后来进京演出，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个剧本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影响很大。
沙叶新：《陈毅市长》和《假如我是真的》这两部戏的宗旨是一样的。我写《假如我是真的》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不应该是那样的；我写《陈毅市长》是想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批判，一个表示我的肯定。爱和恨是相通的。
《财经》：1983年您创作的《马克思秘史》也很有特色，在该剧本的序幕中，逝世百年之后的马克思在自己的墓前接受来自中国的剧作家的采访，马克思告诫说：“其实我是个普通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您写的马克思不是“脚穿厚底靴，头绕灵光圈”的伟大革命家，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丈夫和朋友，这在当时也是很需要勇气的。
沙叶新：我要写，就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写。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要写的是一部关于马克思生活的戏剧。我写作的原则，就是依照真实的原则，写出人“本来的面目”，特别是写出作为肉体凡胎的人的平常一面，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我特别喜欢淡化历史的宏大叙事，设置生活化场景，让伟大人物呈现出人性的层面。
《马克思秘史》是我想写的，还是黄佐临先生让我写的，我已经忘了。他们很放心我，交给沙叶新干活，那绝对是非常卖力的，而且也会写好，不会在水平之下。不过，我创作出来后，也挨批了。有人说，沙叶新还写马克思，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
《财经》：1983年，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活动，还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周扬在纪念文章里提出了“社会主义异化”问题，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批判。
沙叶新：我是同情周扬的，他能提出“社会主义异化”很了不起。更让我感动的是，“文革”后周扬到处给被自己“整”过的人道歉，很真诚。一个人不怕你有什么错误，一旦确定自己错了敢于承认，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共产党人很少见。有多少人是死不认账，“一贯正确”。
记得当年有一个部队作家批评说，《假如我是真的》的作者能这样写，一定是个造反派。那时候造反派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讲：现在看来我当初批评沙叶新是批评错了。这种勇于认错的态度让我很感动。
“御批”的共产党员
《财经》：1985年您当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您这样的一个头角峥嵘、极有个性的作家，在那种环境下怎么能当院长呢？
沙叶新：当时院长黄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提名我接任，大家也通过了，觉得沙叶新这个人不错，比较正直，比较干净，不搞乱七八糟的。
1985年的社会气氛还是蛮好的，也讲真正的群众路线。对于院长人选，当面征求意见，背靠背地调查，群众意见比较一致。但是报到上海市委，就是不批。连我的入党申请也不批，虽然党支部已经通过，文化局也通过了，就是不批，“罪名”是什么呢？说沙叶新发表文章《扯“淡”》，反对总书记胡耀邦。 《财经》：在当年这可是一个大帽子，足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沙叶新：是啊。其实我不想当官，也不想入党。黄佐临先生总说，你要做院长的话，必须是党员。你应该考虑这个问题。黄佐临先生等老党员都是抗日战争过来的，入党就是跟他们在一个队伍里，我当然也很自豪。再往大里讲，是跟邓小平、胡耀邦这样的改革家在一个队伍里，我应该感到很光荣。所以考虑了好久，我才写入党申请。
因为有人上纲上线，说我写文章《扯“淡”》就是攻击总书记胡耀邦，不够入党条件，所以有关部门迟迟不批准。后来，部分党员就联名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也讲到《扯“淡”》这篇文章。具体的情节我不知道，胡耀邦的批示后来向我传达了，说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批准，不要把我和他的这篇文章扯在一起。批示下来没几天，我就成了共产党员。所以有人说我是“御批”的共产党员。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主要是对胡耀邦特别感激，我觉得不要让他难过，好不容易通过了。一想到胡耀邦，我就非常感动。人总有感情嘛。
《财经》：后来新华社还播发了通稿“党的作家党的人”，社会反响很大。
沙叶新：入了党，然后就顺利地当了院长，两届，八年。其实，当了一届后我就想退了，因为我想不应该搞终身制。我向市文化局和院里打报告，但是局里、院里都不同意，这样才勉强干了两届。我当院长只管剧目业务，其他事概不过问。
《财经》：当了院长之后，您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力。1986年创作的《寻找男子汉》，演出时恰逢高仓健式的男子汉流行全国，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寻找男子汉”的讨论和热潮，之后也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
沙叶新：《寻找男子汉》是一个喜剧，写的是大龄女子舒欢寻找对象的故事，表面上看似乎是舞台上的《恋爱指南》，其实是在寻找精神层面上的男子汉。
我在剧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男人的懦弱，也许同样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总是又来一次的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
《财经》： 1987年您创作的《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风格迥异，似乎是一出“黑色幽默”的剧作，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您的创作和80年代初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呢？
沙叶新：上世纪80年代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包括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等相继涌入国门。我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也偶尔使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作我的作品。
这个非现实主义的剧本反映的问题就是洗脑，当年还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实际上，我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所有社会空间都是封闭的、整齐划一的，小便都要统一在一个时间，不能谈性。我在剧本里批评了这种洗脑做法。那个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不清楚，但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毕竟有切身感受。
《财经》：对您个人来说，这种写作方法的变化是不是也和那些年个人的思想变化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政治运动对您有影响吗？
沙叶新：有关系，就是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写。那几年的什么“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不怕。我厌恶政治运动，但是自己不会生气。一个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我快乐轻松，这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这个剧本国内没得奖，但获得了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1989年，《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被正式邀请参加汉堡国际戏剧节，是整个戏剧节最后两场的压台戏，德国总统魏兹泽也要去观看。能在国际戏剧节上展示中国话剧的艺术魅力，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赴德演出被禁。我的80年代的创作自此也结束了。
时代潮流中的浪花
《财经》：随着1989年政治风波的平息，上世纪80年代也就悄然结束了。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不管是《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还是《马克思秘史》、《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您写的每一部剧作在当年几乎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有的甚至酿成热点事件。为什么话剧当时突然那样繁荣，那样受大家的欢迎和重视？
沙叶新：因为话剧更能反映现实、突出现实。“四人帮”倒台后，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欢欣鼓舞，创作激情勃发。我的主要剧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文革”之后很多现实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在思考，知识分子更在思考。知识分子从事话剧创作，比其他一些戏曲创作更容易触及现实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反映现实的话剧演出之后反响也更大。这样就造成滚动的效应。
《财经》：我记得您在一次演讲中曾说，80年代是用剧作拷问灵魂。
沙叶新：当时思想界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作恶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觉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推波助澜了呢，还是俯首听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还是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国、泱泱中华，有几个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呢？寥寥无几呀！有几个人敢于进行斗争呢？他们的社会良知到哪里去了呢？面对着罪恶保持沉默，这本身是不是罪恶呢？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这种讨论尽管还不深入，甚至肤浅，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个大事。
那时我也在灵魂拷问。我扪心自问，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叫写啥就写啥。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基本如此，我是个不够格的知识分子。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才逐渐清醒起来。特别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创作，不再做权力的应声虫。 《财经》：是否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沙叶新：那个时期确实有一些好戏，我负责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收录了“文革”以后的话剧创作。那个阶段的话剧创作应该肯定，但是整体的成就并不高，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假如说，上世纪80年代我在话剧上有些成绩，比其他同行稍微好一点儿，无非是在艺术上我比较注重写人、写个性，注重细节。
《财经》：您的意思就是说，那一段时期话剧的艺术成就不高，还是也包括了思想层面上？
沙叶新：都不高，因为那个年代整个社会还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只有剧作家有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不为权力写作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比较好的作品。直到今天，中国的话剧高峰还没到来呢。
《财经》：实际上，你们这些剧作家当时和时代的呼应是很紧密的。那时您个人在思想上对于社会是不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沙叶新：当时就是希望共产党能够自己改革，我们也想推动它改革。好多戏中都反映了我对当时某些问题的认识，当然有些也不是当权者所能接受的。比如说平反了，很多人说感谢党啊，可是我要问，到底谁应该感谢谁？党应该感谢这些人才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提出来了。
《财经》：就是说，那个时候您实际上是一个持批评态度的“补天派”。
沙叶新：对，我是“补天派”。当时人们并不清楚，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信息掌握得非常有限，很多人以为是个人遭遇不幸。哪里像现在，有了互联网，很多历史真相被揭露出来，促使人们反思。
“文革”期间，共产党内部很多优秀的人才被整死了，“文革”结束之后，政权的合法性确实受到了怀疑。于是，胡耀邦开始平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些做法主要还是为了“救党”，但是毕竟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好处。那时候有一大批人都是这样的，大家认为看到了新希望，所以纷纷加入共产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财经》：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剧作家的创作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例如，您的剧作不仅仅是文学的作品，还有强大的启蒙意义。这是这些剧作的思想意义所在。
沙叶新：在时代潮流当中，它们是一朵朵的浪花而已。
“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责任”
《财经》：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风气败坏，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沙叶新：政治和经济、官和商结合得越来越多，制度腐败了。社会学家对腐败有很好的分析。我不是个社会学家，看法肯定没有他们那么深刻。但是作为一个剧作家，我能够感受到、观察到腐败的急剧蔓延。我主要是用剧作和杂文来表达自己的真实认识，没有什么理论的深度，特点是有感情、比较真实。
《财经》：您的杂文影响很大，肯定也给您带来一些麻烦。
沙叶新：我是一个作家，不为权、不为利、不为名，我就是想能为老百姓说话。我不为权力写作，因为权力是腐败的。我相信我是对的，我就不怕。
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我现在写作是从我的职业出发，只对我自己负责。
《财经》：作为一个作家，必然面临一个“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作家难以摆脱的问题，也让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迷失了自己的创作目标。
沙叶新：我最初写作目的很“纯正”、很“崇高”。我受中国古代传统文艺观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上的一段话，我至今不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此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干吗？为了“经国”，就是治理国家，而对作家本身来说，就是为了声名传之于后，永垂不朽。所以中国古人，要立功、立德、立言，我当然也要立言，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完全接受了为政治服务、为革命写作的文艺思想。因此写了个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还参加写作歌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话剧《农奴戟》。1975年下半年吧，我甚至还参加写过攻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戏，虽然我极不愿意，是分配的任务，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在“文革”中的所谓作品，都是垃圾，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之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逐渐认识到，脑子一定要长在自己的头上。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的品格，自由之精神。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财经》：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话剧不再像以前那么引起社会关注了。
沙叶新：也有关注的，只是国内看不到。我的剧本《邓丽君》、《幸遇先生蔡》、《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到现在香港、新加坡还在演呢。绝对不是因为沙叶新有才华，有才华的人多了，我无非有这样的一个舞台，“东方不亮西方亮”。
我现在的创作欲望比上世纪80年代初要旺盛得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自觉来日不长，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另一个是我的思维非常活跃。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沙叶新怎么了，居然还能在报纸上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也出来了。我确实有很多东西要写。假如真的有体力和精力，我应该多写一些。我套用李白的诗说“天生我才应该用”，既然具备别人不具备的资源，就应该尽量使用。否则浪费了，你对不起天。
我不敢说这是我的使命，我只能说，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思考。把真相留下来，告诉青年一代，这绝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在我的责任范围用戏剧的方式告诉人们。
《财经》：您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对于中国未来，人们既充满期待，也充满焦虑。在您看来，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沙叶新：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无法判断。很多的事情都归因于一种机遇，有一些偶然的因素。答案只能在未来，现在谁也不能下结论。我期望中国最好和平变革，和平变革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老百姓不受害，社会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