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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时分，北京西城福长街。两个年轻人，看情形是一对情侣，并肩转入一段弧形的长街。也许是因为空旷无人，两人好像对望了一眼，身量较高的那位，应该是男伴，站定，用一套近似于太空舞步的动作，接连做了四五个回转。一串清脆的笑声随即回荡在长街上，引得远处行人回头观望。
时间是12月24日，西方的除夕夜。长街尽头处的天桥剧场，当晚上演中央芭蕾舞团的贺岁舞剧——中国版《胡桃夹子》。
“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所以做了一些这个。”直到邢兰香（我国目前唯一获得大师称号的料器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北京料器”的第六代传人）把件绿色的东西递到手里，记者才明白她说的是农历新年：手中多了一只晶莹剔透的“兔子”。
这“兔子”也着实可爱：兔唇历历如绘、双眼点画俨然，关键是，兔子的一对前足似分未分，向前拱起。这是不是传统节日里国人的形象？
“我们那一代人都觉得那时候过节特别有意义，家家户户穿新衣戴新帽，闺女儿子要花要炮，抖空竹，逛厂甸……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兴高采烈。现在过节，包括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年过得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意思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树声为此辞去公职，创办了力图融京味文化于一炉的华声天桥民俗城。
2002年，王树声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中秋节；不过，这一中国传统佳节却是和一众德国人一起过的。那一年，德国文化代表团访华，慕名到华声天桥过中秋。那天华声天桥也是精英尽出，节目连演三个小时，德国人坐不住了，屡屡上台与艺人拥抱。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汉学家柯比德说：“我在北京生活12年了，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也只有在这里，才看到了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千万不能丢掉啊！”
有社会学者称，节日，让在现代快捷的节奏中迷乱了脚步的中国人稍事停顿，“返我初服”，重新审视自己变化了的容颜。
自成绝唱
“现在年轻人要求得可逗了！有一广州的小伙子吧，要做两件情侣的，一人一个色。（造型是）一块骨头，中间有两颗心。我说心肯定代表爱情，那就应该是丘比特之箭射中的啊；他就要一种独特的设计，说那是‘刻骨铭心’。”邢兰香面带笑意说道。
“奥运会时，有一朋友跑这儿来做半个垒球，上面写17日，送给一位日本垒球冠军。这就是永久的纪念，永远也不褪色的。”
邢兰香有求必应，靠的可不仅仅是她说的“一把镊子和一只喷灯”。“料器这个活儿是火里求财，因为受时间限制，手必须得快。举着料在火里，你要保证料受热均匀，要是受热不均热胀冷缩，活儿就砸了。还有就是质量，因为没有模具，做出的东西在脑子里都要有计划。还要抓住每件东西的特点，熊猫要做出憨态，豹子身形就得瘦长。现在接的活都是个性化的，要想做好，需要几十年的功夫。”
同样被人视为“火中雕塑家”的，还有“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常燕姐妹。不同的是，常氏传人凭借一手玻璃葡萄擅名艺林。
“葡萄常”做出的玻璃葡萄是空心的，这一点区别于普通料器；而且，迎着日光，隐隐然似乎有一层果肉包裹在葡萄里面。“包括我现在去展览的时候，很多人都忍不住去捏一下”，常弘介绍道。
“上霜”是制作葡萄珠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点睛之笔。“其实就是蘸上一层薄薄的蜡，像蘸糖葫芦一样。”“葡萄常”在细节上力求逼真。
市场低迷
“市场很低迷。邢老师自己做的大白菜，最便宜的卖七八十（元），也就一白菜价。”常弘有些痛心。
邢兰香只有一部固话，名片上的手机号码，则是和儿子共用。
她的工作室，在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上的百工坊内。百工坊的前身北京料器厂，是邢兰香的老单位。“头三年免房租，现在收了，不过比外头还是要便宜。”邢兰香又补充一句，“厂址本身地段就不好”。
料器坊是间十几平米的斗室，邢兰香的工作台安放在紧里端。直到她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记者才发现她身后的半壁墙上，挂着一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证书。
“‘非遗’申请下来之后，情况有什么变化吗？”这差不多是记者面对非遗项目传承人时的保留问题，没成想得到这样的回答：“第一笔扶持资金给了20万，项目负责人先刨掉30%，然后给你写书、照录像又是6万，七折八扣下来，给俩徒弟上个保险就用完了。”
除了工作室的营收，邢兰香就守着退休金和每年八千元的政府津贴过活。那么，作品的销路好吗？“上海世博会的‘海宝’，有人下过几万件的订单；但不敢接，没那么多人手，做不出来不是要违约吗？”或者，可以扩大生产？“招工人，得教得用料，这笔投资也不小。”最后，只有寄望于作品单价比较理想了。邢兰香说，这也是她要去各地参加一些推广活动的原因。
出口创汇，曾是许多工艺品制造厂家赖以存活的法门，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灯厂）也不例外。
曾在红灯厂担任美术设计师的马元良告诉记者，该厂主营产品北京宫灯，传统上就以出口为主；二十年前红灯厂不仅有出口部，还有一定的自主出口权。而今，出口取消了，北京市场基本饱和，周边市场又迟迟打不开局面，红灯厂只有停产一途。
常弘从贵友大厦内退后，算是自由职业者，也常常“停产”。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把自己的工作归为艺术创作。我今天想干活了，我进入那个状态，可以一天不吃饭，一直做到晚上一两点。可我要是不想干，没准儿半年都不动。比方说有些活堆在这儿了，我还真拧着头皮往后推；跟我订活的，我也从来不收人订金，你就别着急。而且，我一般问清楚你大概做什么用，然后都是我去设计、去创作，我创作你就接受。如果说你给我框框，那我做不出来。”
对于同行的价格策略，常弘也颇有微词：“中国的手工艺，是自己把自己做低了。这是你的艺术创作，你自己要首先珍惜她；珍惜表现在哪儿？就是一个价值。你要是做一个东西十块八块就卖了，那你的艺术的价值就是十块八块。”
传承乏力
在邢兰香看来，能够得到真传固然是她的幸运，“当时厂里技术科三位八级工的老师傅，就带我一个徒弟，”但对于技艺的传承她已经无能为力，“就现在这种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就不错了”。
“葡萄常”在历史上曾经几度起落。“从光绪末年开始，‘葡萄常’的历史都是靠着国家盛衰的脉络。只要国家有动乱，‘葡萄常’立马就下来。国家政策一好的时候，‘葡萄常’就特兴盛，特别的准！我现在出来，就是感觉国家的政策比前几年更好，人也开始慢慢的沉下心来，不那么浮躁了。”为了“葡萄常”能够薪尽火传，常弘不惜打破门规，破格招揽族外弟子。“不是说非得传女孩，如果坐得住，男孩子也一样。不过对于手工艺来说，女孩相对男孩要灵点。”常弘坦言，合适的传人很难找。“我和妹妹都是在家庭的氛围里浸润几十年，徒弟跟随师傅就有时间限制，而且一连几年看不到回报，在现在的环境下也不现实。”
常弘表示，传统手工艺真的很脆弱，有一个人走了可能就要带走一个门类，说人亡艺绝是一点也不夸张！
资本的力量
华声天桥几经迁徙，何时重张还在未定之数。王树声声言不会半途而废，“好几百口人还指着我吃饭呢”。据说，在高碑店华声天桥开门迎客之前，他坚持给旗下上百位签约艺人发放工资，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支出几百万元。而在华声天桥这个民俗文化品牌的建设上，他陆续投入了2个亿。
王树声还是显得很乐观。他和建筑师通话：“你给我想办法把门弄高点，门是吞财口，小了不好看。”
国内民俗专家指出，从大势来看，民间艺人也许会在特定时期穷愁困苦，但民俗艺术成就非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繁荣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民俗艺术重新获得社会认同。以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之富，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的话，得到弘扬和振兴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今天，政府在民俗文化技艺传承的宏观保护上可以起到主导作用，但在手工技艺生产活动的微观层面，相对说来难有具体的经营管理动作，这时，如果有远见的财富能人看准商机，看好民间精湛技艺的传承规律，鼎力撑起民俗文化艺术，并再造辉煌是完全可能的。
时间是12月24日，西方的除夕夜。长街尽头处的天桥剧场，当晚上演中央芭蕾舞团的贺岁舞剧——中国版《胡桃夹子》。
“这不是快过年了嘛，所以做了一些这个。”直到邢兰香（我国目前唯一获得大师称号的料器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北京料器”的第六代传人）把件绿色的东西递到手里，记者才明白她说的是农历新年：手中多了一只晶莹剔透的“兔子”。
这“兔子”也着实可爱：兔唇历历如绘、双眼点画俨然，关键是，兔子的一对前足似分未分，向前拱起。这是不是传统节日里国人的形象？
“我们那一代人都觉得那时候过节特别有意义，家家户户穿新衣戴新帽，闺女儿子要花要炮，抖空竹，逛厂甸……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兴高采烈。现在过节，包括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年过得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意思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王树声为此辞去公职，创办了力图融京味文化于一炉的华声天桥民俗城。
2002年，王树声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中秋节；不过，这一中国传统佳节却是和一众德国人一起过的。那一年，德国文化代表团访华，慕名到华声天桥过中秋。那天华声天桥也是精英尽出，节目连演三个小时，德国人坐不住了，屡屡上台与艺人拥抱。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汉学家柯比德说：“我在北京生活12年了，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也只有在这里，才看到了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千万不能丢掉啊！”
有社会学者称，节日，让在现代快捷的节奏中迷乱了脚步的中国人稍事停顿，“返我初服”，重新审视自己变化了的容颜。
自成绝唱
“现在年轻人要求得可逗了！有一广州的小伙子吧，要做两件情侣的，一人一个色。（造型是）一块骨头，中间有两颗心。我说心肯定代表爱情，那就应该是丘比特之箭射中的啊；他就要一种独特的设计，说那是‘刻骨铭心’。”邢兰香面带笑意说道。
“奥运会时，有一朋友跑这儿来做半个垒球，上面写17日，送给一位日本垒球冠军。这就是永久的纪念，永远也不褪色的。”
邢兰香有求必应，靠的可不仅仅是她说的“一把镊子和一只喷灯”。“料器这个活儿是火里求财，因为受时间限制，手必须得快。举着料在火里，你要保证料受热均匀，要是受热不均热胀冷缩，活儿就砸了。还有就是质量，因为没有模具，做出的东西在脑子里都要有计划。还要抓住每件东西的特点，熊猫要做出憨态，豹子身形就得瘦长。现在接的活都是个性化的，要想做好，需要几十年的功夫。”
同样被人视为“火中雕塑家”的，还有“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常燕姐妹。不同的是，常氏传人凭借一手玻璃葡萄擅名艺林。
“葡萄常”做出的玻璃葡萄是空心的，这一点区别于普通料器；而且，迎着日光，隐隐然似乎有一层果肉包裹在葡萄里面。“包括我现在去展览的时候，很多人都忍不住去捏一下”，常弘介绍道。
“上霜”是制作葡萄珠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点睛之笔。“其实就是蘸上一层薄薄的蜡，像蘸糖葫芦一样。”“葡萄常”在细节上力求逼真。
市场低迷
“市场很低迷。邢老师自己做的大白菜，最便宜的卖七八十（元），也就一白菜价。”常弘有些痛心。
邢兰香只有一部固话，名片上的手机号码，则是和儿子共用。
她的工作室，在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上的百工坊内。百工坊的前身北京料器厂，是邢兰香的老单位。“头三年免房租，现在收了，不过比外头还是要便宜。”邢兰香又补充一句，“厂址本身地段就不好”。
料器坊是间十几平米的斗室，邢兰香的工作台安放在紧里端。直到她从椅子里站起身来，记者才发现她身后的半壁墙上，挂着一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证书。
“‘非遗’申请下来之后，情况有什么变化吗？”这差不多是记者面对非遗项目传承人时的保留问题，没成想得到这样的回答：“第一笔扶持资金给了20万，项目负责人先刨掉30%，然后给你写书、照录像又是6万，七折八扣下来，给俩徒弟上个保险就用完了。”
除了工作室的营收，邢兰香就守着退休金和每年八千元的政府津贴过活。那么，作品的销路好吗？“上海世博会的‘海宝’，有人下过几万件的订单；但不敢接，没那么多人手，做不出来不是要违约吗？”或者，可以扩大生产？“招工人，得教得用料，这笔投资也不小。”最后，只有寄望于作品单价比较理想了。邢兰香说，这也是她要去各地参加一些推广活动的原因。
出口创汇，曾是许多工艺品制造厂家赖以存活的法门，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灯厂）也不例外。
曾在红灯厂担任美术设计师的马元良告诉记者，该厂主营产品北京宫灯，传统上就以出口为主；二十年前红灯厂不仅有出口部，还有一定的自主出口权。而今，出口取消了，北京市场基本饱和，周边市场又迟迟打不开局面，红灯厂只有停产一途。
常弘从贵友大厦内退后，算是自由职业者，也常常“停产”。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把自己的工作归为艺术创作。我今天想干活了，我进入那个状态，可以一天不吃饭，一直做到晚上一两点。可我要是不想干，没准儿半年都不动。比方说有些活堆在这儿了，我还真拧着头皮往后推；跟我订活的，我也从来不收人订金，你就别着急。而且，我一般问清楚你大概做什么用，然后都是我去设计、去创作，我创作你就接受。如果说你给我框框，那我做不出来。”
对于同行的价格策略，常弘也颇有微词：“中国的手工艺，是自己把自己做低了。这是你的艺术创作，你自己要首先珍惜她；珍惜表现在哪儿？就是一个价值。你要是做一个东西十块八块就卖了，那你的艺术的价值就是十块八块。”
传承乏力
在邢兰香看来，能够得到真传固然是她的幸运，“当时厂里技术科三位八级工的老师傅，就带我一个徒弟，”但对于技艺的传承她已经无能为力，“就现在这种局面，能够维持下去就不错了”。
“葡萄常”在历史上曾经几度起落。“从光绪末年开始，‘葡萄常’的历史都是靠着国家盛衰的脉络。只要国家有动乱，‘葡萄常’立马就下来。国家政策一好的时候，‘葡萄常’就特兴盛，特别的准！我现在出来，就是感觉国家的政策比前几年更好，人也开始慢慢的沉下心来，不那么浮躁了。”为了“葡萄常”能够薪尽火传，常弘不惜打破门规，破格招揽族外弟子。“不是说非得传女孩，如果坐得住，男孩子也一样。不过对于手工艺来说，女孩相对男孩要灵点。”常弘坦言，合适的传人很难找。“我和妹妹都是在家庭的氛围里浸润几十年，徒弟跟随师傅就有时间限制，而且一连几年看不到回报，在现在的环境下也不现实。”
常弘表示，传统手工艺真的很脆弱，有一个人走了可能就要带走一个门类，说人亡艺绝是一点也不夸张！
资本的力量
华声天桥几经迁徙，何时重张还在未定之数。王树声声言不会半途而废，“好几百口人还指着我吃饭呢”。据说，在高碑店华声天桥开门迎客之前，他坚持给旗下上百位签约艺人发放工资，仅此一项，每年就要支出几百万元。而在华声天桥这个民俗文化品牌的建设上，他陆续投入了2个亿。
王树声还是显得很乐观。他和建筑师通话：“你给我想办法把门弄高点，门是吞财口，小了不好看。”
国内民俗专家指出，从大势来看，民间艺人也许会在特定时期穷愁困苦，但民俗艺术成就非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繁荣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民俗艺术重新获得社会认同。以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之富，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的话，得到弘扬和振兴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今天，政府在民俗文化技艺传承的宏观保护上可以起到主导作用，但在手工技艺生产活动的微观层面，相对说来难有具体的经营管理动作，这时，如果有远见的财富能人看准商机，看好民间精湛技艺的传承规律，鼎力撑起民俗文化艺术，并再造辉煌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