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中国最高明的哲学家老子2600年前对世界和人生规律的睿智观察，意谓幸福和痛苦是一对孪生兄弟，相生相伴。
　　这句格言，一般的平民子弟也许难以体会。苏轼有一首不甚流传的诗说：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看看，达观豪迈如苏轼，仍然不能免俗。普通读书人，有的喜欢掉书袋：有书即富贵，无事小神仙。回顾中国历史，如大钟摆一般左右动荡摇晃，生于其间，确实容易发出类似感慨。不管怎样，追求和向往富贵人生，是多数中国人的共性。
　　“富贵”二字联用，是中国人喜欢读双音字的习惯使然。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是因为他是圣人孔子。真实的中国历史，“贵”往往在“富”前面。即使再有钱，有钱到富可敌国，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也都不高。“士农工商”，商人排名往往靠后。这几乎是中国商人的宿命，自古已然。
　　这种状况，今天也未必就少见。本刊记者曾到某合资汽车企业采访，这家企业的年销售额已过千亿元人民币，仅税收就达130多亿。按理，这样的企业无论在哪落脚，都应被地方政府奉为上宾。但公司大门的LED滚动屏幕上，正赫然写着“热烈欢迎国家某某总局某某司某某处某处长莅临检查工作”。一个小官到地方视察就有如此官威，于此可见。
　　央企的下属公司，企业负责人尚且如此小心，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况，更是可想而知。
　　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今天的中国，保护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精神，有其深刻的时代必然性。十余年来为企业家鼓与呼用力最勤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有过一句精炼概括：中国经济的未来，要靠企业家精神。他还说：任何经济增长都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都来自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
　　回到本期杂志的封面主题“创二代”。本刊要向这些新一代企业家致意。在中国终于结束闭关锁国、政府放弃了全权控制经济和社会的保守政策后，近40年时间，在一个相当于欧洲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的统一市场里，勤劳的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天量级财富。今天北上广深的繁华程度，成都、武汉、宁波、苏州等大城市、数百个二三线区域中心城市的兴盛程度，民间社会所发明出的享乐和奢华程度，也是中国前代所无。身为第一代成功企业家的后裔，庸俗地说，他们本来可以更自由、更无拘无束、没有责任感也不需要责任感地度过一生。精妙的文化和艺术，往往在安逸闲适的环境里找到土壤；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对社会整体而言，一定程度上不是贬义。而他们，选择的是离开温床、挑战生命。
　　和平环境下，人类往往高估自己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本刊记者采访过台湾企业家蒋友柏，蒋介石曾孙，蒋经国孙子，在最严格定义下，他也是令人羡慕的“太子”，从小锦衣玉食，出入保镖随扈。在祖父离世前，11岁的他完全不知人世稼穑艰难。直到成年后返回台湾，在这个反对蒋氏家族统治历史已成风潮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下创业，他才真正开始面对人生的真相。这種颠覆一切、黑白翻转的从头再来，对他的冲击和影响，其残酷和折磨程度非我们所能想象。
　　本期所描写的这些创二代企业家，当他们脱下“富二代”的华服、一定程度上脱离父亲的保护、投身一个全新环境和领域时，这种进退得失的估量，对他们心理的挑战本质上和蒋友柏无异。
　　这是生于富贵家庭者的宿命：挑战父辈，你要付出同样的努力，还要具备更好的运气；顺应命运，固然衣食无忧，但永远摆脱不了父权的阴影。
　　西谚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好运，不会一直青睐未做好准备者。祝他们成功！
　　最后，也要向如李嘉诚这般精心培养后代的父亲致敬，当李泽钜兄弟还年幼时，李嘉诚就带他们参加工作会议，历经各种岗位、各个环节的磨练。这不是为家族企业无原则地唱赞歌，李嘉诚先生的做法，是对以劳动获得财富、重视家庭教育等观念的具体实践。
　　这也是我们听到朱鼎健先生20年勤勉工作、熟悉家族生意的每一个环节，终于接班，还不忘对开门服务的扫地工道谢的感受。当我们谈论世界、谈论人时，不要忘了，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由家庭塑造出来。企业的成功，是人的成功，也是家庭教育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