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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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黄金时代成为历史之后，柏拉图看到的多、经历的多，自然想法也多。在他眼里，舒拉古有问题、斯巴达有问题、雅典有问题、所有城邦都有问题。为此，他开始反思和构想出《理想国》里的“最佳城邦政体”（aristenpoliteian）或“最好城邦”，那里“居住着诸神及其子孙，他们会其乐融融，生活无比幸福”…。但此座城邦却如“琼楼玉宇”，遥不可及。于是，柏拉图建议说，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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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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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黄金时代成为历史之后，柏拉图看到的多、经历的多，自然想法也多。在他眼里，舒拉古有问题、斯巴达有问题、雅典有问题、所有城邦都有问题。为此，他开始反思和构想出《理想国》里的“最佳城邦政体”（aristenpoliteian）或“最好城邦”，那里“居住着诸神及其子孙，他们会其乐融融，生活无比幸福”…。但此座城邦却如“琼楼玉宇”，遥不可及。于是，柏拉图建议说，
其他文献
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为许多学科所关注，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由此形成了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哲学。这些学科用各种理论研究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文化目前还未成为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逻辑学的各种现有理论很少对文化进行研究。佛经曰：“月映万川”，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理论亦是“川”。那么，跨文化交流之“月”在逻辑之“川”的映象如何？为了从逻辑学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有必要先研究文化这一概念。
迈克尔·桑德尔（J．Michael Sandel）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正义理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如果说桑德尔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对罗尔斯式的无约束之自我观念及其忽视共同体之地位和价值的批判，那么，他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价值则在于他对公民共和主义的不懈追求和尝试性构建。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后，晚年的梁漱溟把他毕生所关心之事总结为两大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所谓的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或“中国向何处去”，即是梁漱溟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在晚年检讨自己的立场时，认为自己坚执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士人立场。正是以传统士人的身份，正是缘于对社会国家、民族前途之忧虑，梁漱溟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独立思考，不断探索，知行并重。
一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法侬
国外理论界对于弗朗兹·法依（Frantz Fanon，1925—1961）的形象定位存在不同观点，比如萨特主要将其视为一位革命政治家，而霍米·巴巴则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殖民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法依既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又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在这里讨论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法侬，并非是对霍米·巴巴观点的随意附和，而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主要是在精神分析学的框架内对法侬进行援引和解读的。同时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潜
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自古皆然，于今为甚。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呢？如果德性不是人的本性，那么，人们绝不会放弃现世的幸福而去追求道德；而追求现世的幸福正是人的本性，为了追逐富贵荣华而不惜抛弃善良以至于蔑德败伦，也并不是未有之事，因此，孟子引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同样一个本性，何以德性与物性如此截然反对？
“骄傲”如果单纯作为一种自我认识的表现情绪，在该意义上并不能构成伦理学的讨论对象。但与此同时，“骄傲”的情绪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产生的，同它的反义词“自卑”有所区别。“骄傲”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能干扰到他人的情绪特质，以此视角分析，“骄傲”又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学词汇。本文试图从“人的骄傲”这一维度出发，对文艺复兴时期伦理生活中实存的“人神隔膜”以及“人际隔膜”做出归因性考察。
名称语义研究始终是分析哲学研究的热点。最近十年间，因果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先后获得号称哲学诺贝尔奖的“肖克奖”。但是，因果论将其关于专名的结论类推到通名抑或普遍词项，不断遭到批判。戴维特（Michael Devitt）是克里普克的同事，如同赫胥黎之于达尔文，他始终在积极为克里普克因果论辩护，是因果论不折不扣的旗手。最近，有学者反对因果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以直觉为前提的做法，首先出来为因果论辩护的也是戴维特。然而，戴维特理解的因果论有不同于克里普克因果论之处。除了清算描述论的问题，戴维特对克里普克因果论
2012年10月19-20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第二届京津马克思哲学论坛——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在清华大学举行。与会代表有来自日本的著名学者柄谷行人，以及来自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就与此相关的各个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学术事业焕发了新的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革”后进入学界的一代学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学界的中流砥柱。杨国荣教授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30年来，他积极运思，在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近年创发的“具体的形上学”，尤为令人瞩目。
关于我提出的“具体的形上学”，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少富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其解决也需要基于这种深入的研究。这里先就许苏民、干春松、郁振华教授提出的问题阐明我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姑且作为初步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