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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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法侬
国外理论界对于弗朗兹·法依（Frantz Fanon，1925—1961）的形象定位存在不同观点，比如萨特主要将其视为一位革命政治家，而霍米·巴巴则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殖民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法依既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又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在这里讨论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法侬，并非是对霍米·巴巴观点的随意附和，而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主要是在精神分析学的框架内对法侬进行援引和解读的。同时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潜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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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北京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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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法侬国外理论界对于弗朗兹·法依（Frantz Fanon，1925—1961）的形象定位存在不同观点，比如萨特主要将其视为一位革命政治家，而霍米·巴巴则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殖民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法依既是一位革命政治家，又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同时还是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在这里讨论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法侬，并非是对霍米·巴巴观点的随意附和，而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主要是在精神分析学的框架内对法侬进行援引和解读的。同时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理论的潜意识贯穿于法侬早期和后期的所有实践和理论中。
其他文献
2014年6月8日，由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数理逻辑与哲学逻辑叫014年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四十余位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与会学者发表了主题演讲与学术报告，内容涉及数理逻辑与哲学逻辑及其历史回顾、逻辑哲学和语言逻辑等多个方面。
直观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是不可能脱离空间而存在的。但是，长时间以来，社会与空间这两个概念并没有结合起来使用。社会空间概念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历史上，人们早已注意到动物社会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空间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到过雄鸟对生存领域的划界和防卫现象。在现代生物学中，社会与空间更是不可分离的范畴，社会生物学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指出：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着精确地指导其空间行为（包括争夺、占有和统治等）的准则。他对动物社会的空间作了如下分类：家园范围、领地、个体距离和优势地位；各种不同的空间
王阳明晚年与门人钱德洪、王龙溪在天泉桥上论学，有“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话头，即“四句教法”，史称“天泉证道”。有关“四句”的辩论是王学的一大公案，在中晚明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风浪，成为各家争论的焦点所在，尤其针对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更是聚讼纷纭。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时，给予了“四句教”极大的关注，全书相关的案语多达几十处，可见此问题在黄宗羲心目中对于明代学术的重要性。
资本既是一个令人艳羡的“美女”，也是一只“吃人魔兽”，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至今人们逐渐得出的观点。虽然对资本的这一看法或许还有争论，但资本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则是无疑的。一方面，如果没有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资本所到之处，一切都成为了它的奴仆，受到人们诅咒。所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至今的几百年来，人们往往压抑不住愤怒抨击资本的蛮横和霸道。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对资本及其运行规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当代西方的左翼学者齐泽克（S．Zizek）则从另一种视角，即现代精神分析的视
关于人道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可以简称为“相容论”和“互斥论”。前者立论的基础是马克思历史观的“连续性”，认为“唯物史观……不仅没有取消或削弱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的科学的基础上而得到了加强。”
“行动”或“行为（action）”是哲学、心理学、历史、法律、经济、军事、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行动在这些领域中无处不在。计算机通过执行以某种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程序语句来完成行动，并据此改变计算机的内部世界，然后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接口来改变外部世界。一个程序的执行和调用本质上就是一个行动。对于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而言：行动或行为就是通过感知信息控制执行过程的算法（algorithm）。对机器人的拟人行为的研究是人工智能的高难度课题之一。可见，对行为（尤其是不确定性行为）进行精
“孝”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一个人修身成德的基础，故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行“仁”的根本。君子修身、成就圣贤，必从“孝悌”始；只有立足于“孝悌”，方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方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的终极价值。但儒家所谓“孝”并非仅仅是说要符合道德规范的外在要求，而是强调发乎内心对父母的真实感情的“不容已”，是人性善的表现，所以重在内在感情的真实自然，而非刻意的外在强制，否则反失孝亲真义，实为“不孝”。
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为许多学科所关注，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由此形成了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哲学。这些学科用各种理论研究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文化目前还未成为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逻辑学的各种现有理论很少对文化进行研究。佛经曰：“月映万川”，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理论亦是“川”。那么，跨文化交流之“月”在逻辑之“川”的映象如何？为了从逻辑学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有必要先研究文化这一概念。
迈克尔·桑德尔（J．Michael Sandel）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和正义理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如果说桑德尔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对罗尔斯式的无约束之自我观念及其忽视共同体之地位和价值的批判，那么，他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价值则在于他对公民共和主义的不懈追求和尝试性构建。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后，晚年的梁漱溟把他毕生所关心之事总结为两大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所谓的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或“中国向何处去”，即是梁漱溟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在晚年检讨自己的立场时，认为自己坚执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士人立场。正是以传统士人的身份，正是缘于对社会国家、民族前途之忧虑，梁漱溟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独立思考，不断探索，知行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