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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经济周刊》参与承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本人有幸在这次重要的研讨会上就智库的作用发表了见解，在此，也和中国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具体心得，因为有关话题对于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我在波兰也经营着自己的智库TIGER（www.tiger.edu.pl）。
我们目前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是，有些经济学家明明知道事实真相，却对公众发表一些不一样的论断，要么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少数精英的思路，要么是受利益集团的驱使，故意将注定失败的理论裹上伪科学的外衣，这就演变成了道德问题。
被收买的智库
尽管心理学对于说谎有一大堆的理论研究，我们通常很难分辨一个人是习惯性犯错还是在彻头彻尾地撒谎。即使我们知道某人在撒谎，也很难去证实。
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就是对于统一税的伪科学辩论[编者注：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霍尔（Robert E.Hall）和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正式将“单一税”（The Flat Tax）作为一种税改方案提出，对美国税制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引发了一轮世界税制改革浪潮。通常单一税是指以同一税率对收入、财产或其他课税客体进行征税，与此相对的是累进税及累退税]。单一税提供了一种简单的税法，有报告指出，它能减少逃漏税并降低征税成本。其实这个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小部分收益者降低税率而将生产成本转嫁到低收入纳税人身上，而并非其宣称的目的：为资本形成与投放创造更好条件。
有的时候要想劝服某些人（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很明智的经济学家）相信正确、甚至是很明显的正确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还是对外讲出不同的观点。怎么办呢？至少我们应该尽力去让受众们知道这些人讲的是错误的。如果能让受众知道那些人讲错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证明有人在故意误导舆论，至少我们应该去尽力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很多伪科学的辩论在思想上是无法达到一致的，因为真正的分歧不在于公开发表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背后的意图。这种现象在政治领域要多见于科学领域。当然，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压力），经济学尤其如此，但是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药学、医学、生态学，那些与人类自然环境相关的科学都存在这个问题。关于某种药物是否有效的争论，或者当前对于全球变暖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争论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为了金钱（有时是巨额的利润），整个研究机构、智库都有可能被收买用以证明顾客的某种需要是必要的。那在经济领域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许多智库与经济效率、社会理性无关
当然，要想收买知识分子用伪科学的方式为雇主卖命需要花费不菲。除了收买政客外，投资伪科学也是一种回报丰厚的人力资本投资。当然雇用那些投机的学者们也是可能的出路，让他们做出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投机的学者很容易找到愿意资助他们并宣传其谎言成果的雇主。
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大学（尤其在美国）里的经济院系和社科院系集体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个时期成立的商学院也大体走了这个路子。这个转变的后果不容低估。顺便提一下，默多克媒体帝国旗下247家报刊里的每一家都支持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
因此不难发现，那些坚定支持大财团及其领袖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研究机构凭借雄厚的资助在其所在的领域异常活跃。在美国，这些智库被归为“新保守主义”流派。他们鼓吹市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同国家权力坚决斗争并主张全面削减国家的经济干涉、预算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他们爱运用“自由”、“企业家精神”、“选择”与“法律”等词汇，尽管他们私下操纵这些词汇的涵义并使之服务于特别利益集团。
与正统的、真诚鼓励市场价值的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其实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经济效率和社会理性无关，它只是利用了这些美丽的概念，在损害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服务了少数的所谓精英。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切做得相当巧妙，且轻车熟路。
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智库的头号敌人
放眼全球尤其是在英美国家，不难找到一大批研究分析机构组成完善的网络以支撑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它们还出版许多知名出版物。
对于这些智库来说，取个好名字非常重要。在华盛顿，除了自由主义倾向的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年预算超过2000万美元），还有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典型的新保守主义传统基金会（新自由主义）。伦敦有经济事务研究所，瑞典有商业政策研究中心，意大利有布罗诺中心（新自由主义）。俄罗斯的转型经济研究所（新自由主义）在与英美众多智库驻当地办事处的共存中运作得还不错。在华沙也有一些，其中最高调的是亚当斯密中心。用古典自由主义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极端新自由中心的智库实在是智力的滥用。
许多活跃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会被自身的热情所害，他们的工作变得教条和敷衍。他们开始相信自己说的话，而受同样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驱使的媒体则不断推波助澜。与其说这关乎知识和科学，不如说是信念和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为了那些受社会排挤的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艰难的工会或者简单的以大多数人的名义，以发展的名义去展现同样的努力，反倒成了怪事。如果有这样的研究，一定要么是以“私人基金”形式做的，要么是国家资助的，而国家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头号敌人。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www.ceweekly.cn/Special/Kolodko/
我们目前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是，有些经济学家明明知道事实真相，却对公众发表一些不一样的论断，要么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少数精英的思路，要么是受利益集团的驱使，故意将注定失败的理论裹上伪科学的外衣，这就演变成了道德问题。
被收买的智库
尽管心理学对于说谎有一大堆的理论研究，我们通常很难分辨一个人是习惯性犯错还是在彻头彻尾地撒谎。即使我们知道某人在撒谎，也很难去证实。
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就是对于统一税的伪科学辩论[编者注：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霍尔（Robert E.Hall）和拉布什卡（Alvin Rabushka）正式将“单一税”（The Flat Tax）作为一种税改方案提出，对美国税制改革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引发了一轮世界税制改革浪潮。通常单一税是指以同一税率对收入、财产或其他课税客体进行征税，与此相对的是累进税及累退税]。单一税提供了一种简单的税法，有报告指出，它能减少逃漏税并降低征税成本。其实这个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小部分收益者降低税率而将生产成本转嫁到低收入纳税人身上，而并非其宣称的目的：为资本形成与投放创造更好条件。
有的时候要想劝服某些人（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很明智的经济学家）相信正确、甚至是很明显的正确观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还是对外讲出不同的观点。怎么办呢？至少我们应该尽力去让受众们知道这些人讲的是错误的。如果能让受众知道那些人讲错了，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证明有人在故意误导舆论，至少我们应该去尽力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很多伪科学的辩论在思想上是无法达到一致的，因为真正的分歧不在于公开发表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背后的意图。这种现象在政治领域要多见于科学领域。当然，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压力），经济学尤其如此，但是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药学、医学、生态学，那些与人类自然环境相关的科学都存在这个问题。关于某种药物是否有效的争论，或者当前对于全球变暖形成的原因和发展的争论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为了金钱（有时是巨额的利润），整个研究机构、智库都有可能被收买用以证明顾客的某种需要是必要的。那在经济领域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许多智库与经济效率、社会理性无关
当然，要想收买知识分子用伪科学的方式为雇主卖命需要花费不菲。除了收买政客外，投资伪科学也是一种回报丰厚的人力资本投资。当然雇用那些投机的学者们也是可能的出路，让他们做出的研究直接服务于某些利益集团。投机的学者很容易找到愿意资助他们并宣传其谎言成果的雇主。
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大学（尤其在美国）里的经济院系和社科院系集体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个时期成立的商学院也大体走了这个路子。这个转变的后果不容低估。顺便提一下，默多克媒体帝国旗下247家报刊里的每一家都支持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
因此不难发现，那些坚定支持大财团及其领袖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研究机构凭借雄厚的资助在其所在的领域异常活跃。在美国，这些智库被归为“新保守主义”流派。他们鼓吹市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同国家权力坚决斗争并主张全面削减国家的经济干涉、预算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他们爱运用“自由”、“企业家精神”、“选择”与“法律”等词汇，尽管他们私下操纵这些词汇的涵义并使之服务于特别利益集团。
与正统的、真诚鼓励市场价值的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其实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经济效率和社会理性无关，它只是利用了这些美丽的概念，在损害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服务了少数的所谓精英。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切做得相当巧妙，且轻车熟路。
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智库的头号敌人
放眼全球尤其是在英美国家，不难找到一大批研究分析机构组成完善的网络以支撑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它们还出版许多知名出版物。
对于这些智库来说，取个好名字非常重要。在华盛顿，除了自由主义倾向的卡托研究所（1977年成立，年预算超过2000万美元），还有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典型的新保守主义传统基金会（新自由主义）。伦敦有经济事务研究所，瑞典有商业政策研究中心，意大利有布罗诺中心（新自由主义）。俄罗斯的转型经济研究所（新自由主义）在与英美众多智库驻当地办事处的共存中运作得还不错。在华沙也有一些，其中最高调的是亚当斯密中心。用古典自由主义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极端新自由中心的智库实在是智力的滥用。
许多活跃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会被自身的热情所害，他们的工作变得教条和敷衍。他们开始相信自己说的话，而受同样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驱使的媒体则不断推波助澜。与其说这关乎知识和科学，不如说是信念和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为了那些受社会排挤的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艰难的工会或者简单的以大多数人的名义，以发展的名义去展现同样的努力，反倒成了怪事。如果有这样的研究，一定要么是以“私人基金”形式做的，要么是国家资助的，而国家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头号敌人。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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