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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之前，女中音歌唱家艾琳娜·格朗查叹了口气说：“真的很难！”确实，这是一场很艰难的谈话。面对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似乎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感到了压力和恐惧——人们留在家里，时刻关注新闻，并希望一切不美好的事情很快结束。
在歌剧业界，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受到了重创。在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大流行数月之后，疫情对歌剧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了惊人的规模，并且仍然无法找到支持整个行业系统运作的正确方向——观众的需求、艺术家的需求，甚至健康和商业，都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虽然很难以启齿，但不得不承认，并不是每个从业者都能在这场风暴中幸存下来。
在形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疫情甚至粉碎了人们对整个夏天所寄予的希望。作为一位顶级歌唱家，艾琳娜·格朗查似乎是讨论当前情况的理想对话者。
问：让我们从你个人的角度开始。你2020年的总体情况如何？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最鼓舞人心的时刻又是什么？
答：我们无法将真正拥有的东西与可能拥有的东西作比较，因为2020年的变数实在太大了。但是我要说，很高兴2020年我有一个很棒的开年，有机会在多年后重回大都会歌剧院，在柏辽兹的《浮士德》中出演玛格丽特——我一直很喜爱柏辽兹。我也很幸运，能与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Lorenzo Viotti）一起，与柏林爱乐乐团奉上几场“马勒第三”。然后，在一个美好的开始之后，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在了家里。
到了年中的时候，我非常荣幸能回到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舞台上，演出瓦格纳的《魏森冬克之歌》，这是我第一次与管弦乐队合作这部作品，而且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及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Christian Thielemann）合作。当然，去年最令我激动的，要数为了声援意大利抗击疫情，在佛罗伦萨、米兰、贝加莫和布雷西亚，演出《安魂曲》这首我绝对挚爱的乐曲（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要去无人岛居住，《安魂曲》会是我随身携带的乐谱之一）。在抗疫隔离期间，我还设法录制了我的第一张艺术歌曲独唱专辑，包含了舒曼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因为疫情，我不得不缩减我在歐洲的活动范围，所以取消了在慕尼黑和伦敦的两部《唐卡洛斯》，取消了我在奥地利的夏季音乐节演出以及和青年歌唱家项目的歌剧制作《未来之声》（Zukunfstimmen），还取消了我的日本巡演。但我仍感到很幸运，因为我至少还能工作，还有这么多演出。可以说，2020年的每一场演出都是特别的、美好的、充满艺术的高光时刻。
问：对于各国关闭口岸以及从业多年来首次无法上台演出，你的感觉如何？
答：我在拉脱维亚长大。我年幼时，拉脱维亚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并不发达。甚至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出国演出都会是一个问题。每次出国都需要大量的证明和漫长的等待，有时候最后还会被拒签。所以我只能想象，从未经历过这些的人可能会感到震惊。
但是对我来说，我把隔离当成一次休整，并且欣然接受了它。有一刻，我甚至感觉疫情给像我这样成天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艺术家带来了一次缓冲——我终于可以有时间陪伴我的家人了。我也有了时间去回顾和反思我之前完成的工作、达到的目标，以及得到这些工作的原因。我思考我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整个隔离期间，我从一开始高兴地完全放空自己——不歌唱、不用记事情、不提行李箱、不用凌晨4点起床赶头班飞机，一直到最后也会感到整天无所事事，沮丧得不想离开床铺。好在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分别是6岁和9岁。对我来说，陪伴她们在家上学才是真正的挑战，而这使我从无法演出的沮丧中抽离出来。我仍然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年纪不大的艺术家，因此不会对取消演出感到太大压力，我相信演出只是推迟了而已。
2020年不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更不是终点——我说的是保守的估计。疫情确实令人难过，我无法享受在舞台上绽放的感觉，但疫情也教会我，对歌者来说适当保持沉默是非常重要的。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思考哪些是自己必须说的话，哪些是我作为艺术家想说的话。
问：你是用哪种方法来说服自己改变计划，或是做到不给未来制定任何计划表？这种计划的改变，对你有没有影响？
答：曾经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心想法来制订演出计划，但是事到如今，我们的计划取决于许多其他人——政治家、卫生部门、制作人和剧院管理者，有太多的突发情况影响着我的工作。我只是个自由职业者，所以我必须遵守其他人给出的规则。我不是可以在房间里坐下来写东西的作曲家，也不是可以在家录制新歌并将其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流行歌手，我只是一个为那些会来特地欣赏音乐的人演唱古典音乐的歌者。如果这种表演对人们来说并不安全，如果剧院认为它不挣钱，或者人们被迫隔离在家，无论我计划着做什么，我都只能待在家里。而对那些被取消的演出，我早已释然，不再烦恼和激动。现在我享受生活，每天关注新闻，并且发现每天生活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所以我正在积极准备，然后就是耐心地等待。
现在，我仍在学习我的艺术歌曲，即使计划中 11月的演出取消了，我还可以继续计划，将它们推迟到2021年5月（其中一些演出已经再次被推迟），希望届时全球的情况有望恢复正常，我们这些艺术从业者能登台表演，到时候我仍然需要所有这些曲目。我还学会了《帕西法尔》中的“孔德丽”这个角色，我原打算2021年春天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出这个角色。计划中，这将是我第一次演唱这个角色，而且不单单是在维也纳歌剧院。我的计划表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新角色，他们都需要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我也会利用这段隔离的时间逐步地学习和研究他们。 隔离期间，当我感到心情愉悦、充满活力时，我会歌唱；当我看到剧院被关闭或是合唱团团员因感染新冠而被隔离，我就到花园里干些粗活、整理孩子的玩具，或躺下看看天花板、想想现在外面的世界。
问：我看到，即将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演的《帕西法尔》是你最近的日程。您如何看待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上演新的制作？在防疫要求如此严格的当下，新制作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排练是否可行？
答：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在疫情期间，我们有许多特殊的抗疫工作方式，比如戴口罩排练、每天核酸测试、手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登台表演……这些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的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因故被软禁在莫斯科，只能远程工作，通常他会通过网络会议软件出现在大屏幕上。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与他进行电话会议，讨论制作中所有的细节，比如他如何看待孔德丽，以及我如何看待孔德丽，而他想在这部作品中传达什么信息，随后我们会一步步地在排练中解决它们。
于我而言，音乐同样非常重要，《帕西法尔》的体量非常庞大，而这也是我的第一部瓦格纳的歌剧。我不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观众和我本人对这部剧的期望都很高。我在对曲目和角色的选择上都非常小心，因此我是在充分了解此角色的音域范围后，才选择了孔德丽。目前我正在与我的老师一起做很多前期性工作。
问：对于与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合作，以及他的现代戏剧呈现方式，你有什么期望？
答：有人告诉我，谢列布连尼科夫很内向，而我也很内向，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障碍。但是我也被告知，有些人因为一些未知的原因，对我感到有些畏惧，表示他们和我相处时会非常谨慎。好在，我只需要确切地了解导演和指挥的意图，然后理解我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会感到非常自如。对歌剧的现代制作我完全没问题，我也很乐意重新解读作品，而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出同样的制作。但是，现代制作必须有逻辑，因为首先对我来说，作为一名歌唱家，我无法向观众传达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东西。
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样，谢列布连尼科夫观看了我的访谈和演出，以便更仔细地了解我的肢体语言和表演风格，因为这些小细节都将是他塑造孔德丽形象的素材，跟我的声线一样重要。但是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构建起关于这个角色形象的完整设计。我期待与谢列布连尼科夫合作，希望在这个孔德丽身上将我们两人的观点融为一体。
问：目前，许多歌唱演员都在抗议歌剧院的关闭，他们表示只要公共交通可以正常运行，就应该开放剧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由于观众的年龄和演出持续的时间，歌剧院的观众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这很难回答。一方面，人们应该有自由的选择权，这是分析这个问题的關键所在。近半年时间里，各国其实已经陆续开放了室外和室内的演出，前提是保持社交距离、要求观众戴口罩、避免密闭空间和保持通风等——为了演出的持续进行，剧院也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我们也看到药物的研发已经在抗击新冠肺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疫情的良好控制其实还基于我们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了防疫要求和措施。
但是，有没有举措可以完全解决剧场的困扰？我真的说不准。目前采取的措施是，严格控制观众人数、对观众进行核酸检测、减少演出的数量……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人们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歌剧院，那么在歌剧院的3个小时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15分钟内也可能发生。我想，只要保证剧院空间足够大、通风良好，并且让观众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可以保证剧院比公共交通更安全。
当前状况对歌剧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让我们在未来要花费10到15年时间才能抚平，特别是失业的人，代价更是惨重。当政治家们需要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节日庆典、国际活动，总是需要古典音乐和艺术家助阵，以表示“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是多么有文化有修养”。但遗憾的是，面对疫情，同样的艺术家又像弄臣“里格莱托”一样被一脚踢开。也许这样做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但人类不仅仅拥有身体——我们更因拥有灵魂和精神而与众不同。我们现在的做法只是在争取短期利益，有时这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愤怒、悲伤。
问：现在，开放的剧院并不多，而我们在这些舞台上看到的都是顶尖歌唱家和大明星，但其他的一些普通歌唱家和自由职业者，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歌剧行业的专业人员势必会减少，它会如何影响歌剧行业？
答：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给出完美答案，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但我在当下仍有工作，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多。我很难想象完全没有工作的感觉，但是我知道现在的艺术行业中，有许多人都遇到了这种窘境。作为旁观者，我害怕许多从业者即便疫情结束也无法返回剧场工作。
反过来，我也在反思，我们真的需要以前那样庞大的工作量吗？这个问题也包括我，我们想要的总是越来越多，但我真的需要每年演出65场吗？也许45场已经足够了？剧院也是一样，每年需要12个新制作吗？也许10个就足够了？一部新制作失败了，剧院在一或两个演出季之后考虑再重新制作一个。我明白这些新制作可以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而且不仅限于此，但让我们考虑一下生产成本和质量——好的制作一定是需要更多时间和金钱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减少使用时间和金钱，那我们又该怎么办？能否寻找到解决方法？这个话题太过沉重，我认为歌剧行业不能以这种方式向前发展。
但是，如果剧院歌剧演出的门票都能很快售罄，这就意味着社会需要歌剧，意味着公众对文化有巨大的需求，那么歌剧就是必要的。公众渴望在剧院的几个小时中忘记生活的琐碎，我们，歌剧从业者们，也时刻准备着提供这几个小时的“魔法”。
或许，剧院应考虑长线投资，培养剧院自己的歌唱家，挖掘有天赋的音乐人才——不仅是年轻歌唱家，也可以是青年器乐演奏家等等。在一定的支持下，青年艺术家的成长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会贡献长期的回馈，而不只是一闪即逝的短暂火花。这也是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面临的问题，人人都想成为顶尖歌唱明星，即便从他个人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成为明星的天赋和气质。我想说的是，歌剧行业的正常运转，不仅需要很多人，更不能只有歌唱明星。这些话虽然很残酷，但我们要给学生明确的目标，而不只是给他们开空头支票。我相信，当前的状况将迫使我们重估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问：当下，你对年轻歌手有何建议？
答：首先，他们真的很年轻，但越是年轻，意味着实现所有目标的时间就越多。所以，请年轻歌手们不要绝望。我唯一能建议的是，如果要继续成长为一名艺术家，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技巧，听很多唱片，阅读有关音乐风格的书籍，学习如何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相信这些技巧很快就会在舞台上用到。剩下的就是时间，年轻歌手需要更多的演出来积累舞台经验。这些准备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请注意，一旦年轻歌唱家开始登台演出，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技术问题仍然是年轻一代歌手最薄弱的环节，而学习阶段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
我相信，歌剧从业者们重回舞台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少则六个月多则一年。等到那一刻，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的收获。
在歌剧业界，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受到了重创。在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大流行数月之后，疫情对歌剧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了惊人的规模，并且仍然无法找到支持整个行业系统运作的正确方向——观众的需求、艺术家的需求，甚至健康和商业，都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虽然很难以启齿，但不得不承认，并不是每个从业者都能在这场风暴中幸存下来。
在形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疫情甚至粉碎了人们对整个夏天所寄予的希望。作为一位顶级歌唱家，艾琳娜·格朗查似乎是讨论当前情况的理想对话者。
问：让我们从你个人的角度开始。你2020年的总体情况如何？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最鼓舞人心的时刻又是什么？
答：我们无法将真正拥有的东西与可能拥有的东西作比较，因为2020年的变数实在太大了。但是我要说，很高兴2020年我有一个很棒的开年，有机会在多年后重回大都会歌剧院，在柏辽兹的《浮士德》中出演玛格丽特——我一直很喜爱柏辽兹。我也很幸运，能与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Lorenzo Viotti）一起，与柏林爱乐乐团奉上几场“马勒第三”。然后，在一个美好的开始之后，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在了家里。
到了年中的时候，我非常荣幸能回到萨尔茨堡音乐节的舞台上，演出瓦格纳的《魏森冬克之歌》，这是我第一次与管弦乐队合作这部作品，而且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及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Christian Thielemann）合作。当然，去年最令我激动的，要数为了声援意大利抗击疫情，在佛罗伦萨、米兰、贝加莫和布雷西亚，演出《安魂曲》这首我绝对挚爱的乐曲（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要去无人岛居住，《安魂曲》会是我随身携带的乐谱之一）。在抗疫隔离期间，我还设法录制了我的第一张艺术歌曲独唱专辑，包含了舒曼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因为疫情，我不得不缩减我在歐洲的活动范围，所以取消了在慕尼黑和伦敦的两部《唐卡洛斯》，取消了我在奥地利的夏季音乐节演出以及和青年歌唱家项目的歌剧制作《未来之声》（Zukunfstimmen），还取消了我的日本巡演。但我仍感到很幸运，因为我至少还能工作，还有这么多演出。可以说，2020年的每一场演出都是特别的、美好的、充满艺术的高光时刻。
问：对于各国关闭口岸以及从业多年来首次无法上台演出，你的感觉如何？
答：我在拉脱维亚长大。我年幼时，拉脱维亚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并不发达。甚至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出国演出都会是一个问题。每次出国都需要大量的证明和漫长的等待，有时候最后还会被拒签。所以我只能想象，从未经历过这些的人可能会感到震惊。
但是对我来说，我把隔离当成一次休整，并且欣然接受了它。有一刻，我甚至感觉疫情给像我这样成天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艺术家带来了一次缓冲——我终于可以有时间陪伴我的家人了。我也有了时间去回顾和反思我之前完成的工作、达到的目标，以及得到这些工作的原因。我思考我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整个隔离期间，我从一开始高兴地完全放空自己——不歌唱、不用记事情、不提行李箱、不用凌晨4点起床赶头班飞机，一直到最后也会感到整天无所事事，沮丧得不想离开床铺。好在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分别是6岁和9岁。对我来说，陪伴她们在家上学才是真正的挑战，而这使我从无法演出的沮丧中抽离出来。我仍然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年纪不大的艺术家，因此不会对取消演出感到太大压力，我相信演出只是推迟了而已。
2020年不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更不是终点——我说的是保守的估计。疫情确实令人难过，我无法享受在舞台上绽放的感觉，但疫情也教会我，对歌者来说适当保持沉默是非常重要的。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思考哪些是自己必须说的话，哪些是我作为艺术家想说的话。
问：你是用哪种方法来说服自己改变计划，或是做到不给未来制定任何计划表？这种计划的改变，对你有没有影响？
答：曾经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心想法来制订演出计划，但是事到如今，我们的计划取决于许多其他人——政治家、卫生部门、制作人和剧院管理者，有太多的突发情况影响着我的工作。我只是个自由职业者，所以我必须遵守其他人给出的规则。我不是可以在房间里坐下来写东西的作曲家，也不是可以在家录制新歌并将其传送到世界各地的流行歌手，我只是一个为那些会来特地欣赏音乐的人演唱古典音乐的歌者。如果这种表演对人们来说并不安全，如果剧院认为它不挣钱，或者人们被迫隔离在家，无论我计划着做什么，我都只能待在家里。而对那些被取消的演出，我早已释然，不再烦恼和激动。现在我享受生活，每天关注新闻，并且发现每天生活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所以我正在积极准备，然后就是耐心地等待。
现在，我仍在学习我的艺术歌曲，即使计划中 11月的演出取消了，我还可以继续计划，将它们推迟到2021年5月（其中一些演出已经再次被推迟），希望届时全球的情况有望恢复正常，我们这些艺术从业者能登台表演，到时候我仍然需要所有这些曲目。我还学会了《帕西法尔》中的“孔德丽”这个角色，我原打算2021年春天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出这个角色。计划中，这将是我第一次演唱这个角色，而且不单单是在维也纳歌剧院。我的计划表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新角色，他们都需要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我也会利用这段隔离的时间逐步地学习和研究他们。 隔离期间，当我感到心情愉悦、充满活力时，我会歌唱；当我看到剧院被关闭或是合唱团团员因感染新冠而被隔离，我就到花园里干些粗活、整理孩子的玩具，或躺下看看天花板、想想现在外面的世界。
问：我看到，即将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演的《帕西法尔》是你最近的日程。您如何看待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上演新的制作？在防疫要求如此严格的当下，新制作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排练是否可行？
答：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在疫情期间，我们有许多特殊的抗疫工作方式，比如戴口罩排练、每天核酸测试、手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才能登台表演……这些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的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因故被软禁在莫斯科，只能远程工作，通常他会通过网络会议软件出现在大屏幕上。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与他进行电话会议，讨论制作中所有的细节，比如他如何看待孔德丽，以及我如何看待孔德丽，而他想在这部作品中传达什么信息，随后我们会一步步地在排练中解决它们。
于我而言，音乐同样非常重要，《帕西法尔》的体量非常庞大，而这也是我的第一部瓦格纳的歌剧。我不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观众和我本人对这部剧的期望都很高。我在对曲目和角色的选择上都非常小心，因此我是在充分了解此角色的音域范围后，才选择了孔德丽。目前我正在与我的老师一起做很多前期性工作。
问：对于与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合作，以及他的现代戏剧呈现方式，你有什么期望？
答：有人告诉我，谢列布连尼科夫很内向，而我也很内向，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障碍。但是我也被告知，有些人因为一些未知的原因，对我感到有些畏惧，表示他们和我相处时会非常谨慎。好在，我只需要确切地了解导演和指挥的意图，然后理解我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会感到非常自如。对歌剧的现代制作我完全没问题，我也很乐意重新解读作品，而不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出同样的制作。但是，现代制作必须有逻辑，因为首先对我来说，作为一名歌唱家，我无法向观众传达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东西。
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样，谢列布连尼科夫观看了我的访谈和演出，以便更仔细地了解我的肢体语言和表演风格，因为这些小细节都将是他塑造孔德丽形象的素材，跟我的声线一样重要。但是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构建起关于这个角色形象的完整设计。我期待与谢列布连尼科夫合作，希望在这个孔德丽身上将我们两人的观点融为一体。
问：目前，许多歌唱演员都在抗议歌剧院的关闭，他们表示只要公共交通可以正常运行，就应该开放剧院，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由于观众的年龄和演出持续的时间，歌剧院的观众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这很难回答。一方面，人们应该有自由的选择权，这是分析这个问题的關键所在。近半年时间里，各国其实已经陆续开放了室外和室内的演出，前提是保持社交距离、要求观众戴口罩、避免密闭空间和保持通风等——为了演出的持续进行，剧院也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努力。我们也看到药物的研发已经在抗击新冠肺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且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疫情的良好控制其实还基于我们所有人都严格遵守了防疫要求和措施。
但是，有没有举措可以完全解决剧场的困扰？我真的说不准。目前采取的措施是，严格控制观众人数、对观众进行核酸检测、减少演出的数量……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人们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歌剧院，那么在歌剧院的3个小时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15分钟内也可能发生。我想，只要保证剧院空间足够大、通风良好，并且让观众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可以保证剧院比公共交通更安全。
当前状况对歌剧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让我们在未来要花费10到15年时间才能抚平，特别是失业的人，代价更是惨重。当政治家们需要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节日庆典、国际活动，总是需要古典音乐和艺术家助阵，以表示“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是多么有文化有修养”。但遗憾的是，面对疫情，同样的艺术家又像弄臣“里格莱托”一样被一脚踢开。也许这样做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但人类不仅仅拥有身体——我们更因拥有灵魂和精神而与众不同。我们现在的做法只是在争取短期利益，有时这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愤怒、悲伤。
问：现在，开放的剧院并不多，而我们在这些舞台上看到的都是顶尖歌唱家和大明星，但其他的一些普通歌唱家和自由职业者，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歌剧行业的专业人员势必会减少，它会如何影响歌剧行业？
答：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给出完美答案，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但我在当下仍有工作，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多。我很难想象完全没有工作的感觉，但是我知道现在的艺术行业中，有许多人都遇到了这种窘境。作为旁观者，我害怕许多从业者即便疫情结束也无法返回剧场工作。
反过来，我也在反思，我们真的需要以前那样庞大的工作量吗？这个问题也包括我，我们想要的总是越来越多，但我真的需要每年演出65场吗？也许45场已经足够了？剧院也是一样，每年需要12个新制作吗？也许10个就足够了？一部新制作失败了，剧院在一或两个演出季之后考虑再重新制作一个。我明白这些新制作可以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而且不仅限于此，但让我们考虑一下生产成本和质量——好的制作一定是需要更多时间和金钱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减少使用时间和金钱，那我们又该怎么办？能否寻找到解决方法？这个话题太过沉重，我认为歌剧行业不能以这种方式向前发展。
但是，如果剧院歌剧演出的门票都能很快售罄，这就意味着社会需要歌剧，意味着公众对文化有巨大的需求，那么歌剧就是必要的。公众渴望在剧院的几个小时中忘记生活的琐碎，我们，歌剧从业者们，也时刻准备着提供这几个小时的“魔法”。
或许，剧院应考虑长线投资，培养剧院自己的歌唱家，挖掘有天赋的音乐人才——不仅是年轻歌唱家，也可以是青年器乐演奏家等等。在一定的支持下，青年艺术家的成长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会贡献长期的回馈，而不只是一闪即逝的短暂火花。这也是世界各地的音乐学院面临的问题，人人都想成为顶尖歌唱明星，即便从他个人来说并不一定具有成为明星的天赋和气质。我想说的是，歌剧行业的正常运转，不仅需要很多人，更不能只有歌唱明星。这些话虽然很残酷，但我们要给学生明确的目标，而不只是给他们开空头支票。我相信，当前的状况将迫使我们重估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问：当下，你对年轻歌手有何建议？
答：首先，他们真的很年轻，但越是年轻，意味着实现所有目标的时间就越多。所以，请年轻歌手们不要绝望。我唯一能建议的是，如果要继续成长为一名艺术家，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技巧，听很多唱片，阅读有关音乐风格的书籍，学习如何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相信这些技巧很快就会在舞台上用到。剩下的就是时间，年轻歌手需要更多的演出来积累舞台经验。这些准备工作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但是请注意，一旦年轻歌唱家开始登台演出，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技术问题仍然是年轻一代歌手最薄弱的环节，而学习阶段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
我相信，歌剧从业者们重回舞台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少则六个月多则一年。等到那一刻，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