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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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平撰文《论安乐死如何可能——兼论作为风险的自杀问题》指出,目前对安乐死的讨论尽管激烈,但无论赞成与否,其在方法论上都只是一个经验上必然碰到的“二律背反”的问题,这就是幸福论与义务论伦理思想的对立在死亡问题上的表现,即:“(自我)杀死”与“(自我)牺牲”。在安乐死意识日益强烈的今天,死亡的问题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问题(它具有“在场”的意义),而不只是医学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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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双伟撰文《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指出,骈、散关系是中国古代非诗歌文章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同时期,由于学术思想、文化背景、作家才情等的不同,导致对骈文的态度也不同。到了清代,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
杨帆撰文《论国有资产改革必须超越左右翼》指出,关于“所有制”的争论,理论界左翼划不清“公有制”和“国有制”的界限,把国有制当成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理论界右翼认为私有制效率最高,主张全盘推行私有化。左右翼的思潮都很危险,都会引起中国大乱。我们急需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理论创新。第一,从法律层面给“国有企业”定义。
曹信邦撰文《社会保障异化论》指出,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保障也日渐出现目标、功能异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泛经济化和泛政治化两个方面。社会保障泛经济化是指政府违背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发展规律而使社会保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蒋达勇、王金红撰文《反向民主对村民自治制度绩效的影响》指出,二十多年来,许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实践不仅没有按照现代民主化治理的逻辑演进予以整体推进,反而或者因为着力于嵌入性民主制度的建构,忽视内生性基础制度的修复;或者集中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忽视其他民主制度的构建;或者因为在国家层面对一些基础性、共性的制度缺乏统一的构建,导致各地各部门无所适从、政出多门。
德性对于人的兴盛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道德德性,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动物性理智到实践推理的转变,其次不能继续有推理的实践;如果不发展某种程度的德性,我们就不能适当地关怀和教育他人。所以,德性必须首先获得,然后才能维持在推理的实践之中。最后,我们在成为实践推理者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他人的维护,这种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对德性的需要。
胡希东撰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是对1980年代之前文学史模式政治意识形态的突破,有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的倾向,但这一文学史命题的时间性,亦照样建筑在意识形态上。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与政治的纠缠,它很难以纯文学姿态呈现于文学史叙述中,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文学史叙述并非真正回归了文学自身,而仅以时间维度而言,其本身即是一带悖论的意识形态文学观。
姜广辉、程晓峰撰文《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指出,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
郝宇青撰文《焦虑: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焦虑,但是,那只是表现为某一社会成员个体性的或部分人群的心理现象,而且一般情况下,他在经过自身的调整和反思或借助于心理医生来进行干预和矫正,从而缓解或走出焦虑的困境。然而,
吴忠民撰文《中国劳资不对称博弈现象分析》指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劳资关系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社会关系之一,即“雇主方”和“受雇方”。然而在中国的转型期,在正常的现代社会结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即: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出现了不对称和不平等现象,即“强资本、弱劳动”。如何才能有效地改善劳动者的地位,使劳资之间的博弈趋于对称和平等?这一问题虽然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十分复杂。
张云、喻常森撰文《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指出,作为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日本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问里始终在实力上强于中国,而在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时间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出现了中日同强的局面,这在中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再加上中日地理相近,双方关系跌宕起伏等使得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感受比其他国家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