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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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增加了企业转型的阵痛,也带来了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的动态失衡问题,由此导致监管低效,重大事故频发,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以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的监管失败为例,以有限理性行为假设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和利益分析方法,对政府与企业面临价值抉择与行为博弈从项目引入阶段—经营发展阶段—后事故阶段进行多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新常态下企业发展遇到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困境,企业基于盈利目标,在监管部门的宽松监管下存在追求超额收益的投机行为,容易选择消极管控和规避监管策略;地方政府在市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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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0003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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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不仅增加了企业转型的阵痛,也带来了政府安全生产监管的动态失衡问题,由此导致监管低效,重大事故频发,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以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的监管失败为例,以有限理性行为假设为基础,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和利益分析方法,对政府与企业面临价值抉择与行为博弈从项目引入阶段—经营发展阶段—后事故阶段进行多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新常态下企业发展遇到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困境,企业基于盈利目标,在监管部门的宽松监管下存在追求超额收益的投机行为,容易选择消极管控和规避监管策略;地方政府在市场监管中,出于多重利益考量,对监管频度和力度会维持基本底线思维,并保持宽松监管策略,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导致监管流于形式.因此,政府安全监管博弈策略需要基于成本收益均衡的利益价值杠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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