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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7日，一个小范围的“中部崛起与安徽加快发展”论坛在合肥举行。会上，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克明一句“中部崛起：我们准备好了吗？”语惊四座。
透过纷乱而热闹的表象，发问人所出之命题无疑引发了“中部崛起”话题的一个全新视角：当多年企盼的“中部崛起”战略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准备不足而变得无所适从？
一问：舆论造势准备好了吗
中部崛起，舆论先行。2004年11月份，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牵头的“聚焦中部话崛起”正式启动。这同时也意味着中部媒体舆论造势开始破题。然而，遗憾的是，中部六省最后成行的只有五省。问题出在哪？显然，中部还没有形成一个舆论协调机制。
“目前中部所开的各种论坛为何都冠以学术而非政府名义，且响应者寥寥？因为现在还未形成中部崛起的浓厚舆论氛围。”胡树华感叹道。现代经济是“眼球经济”，只有中部崛起的舆论声音越来越大，才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中部，吸引外来投资者的眼光和注意力，只有吸引别人的注意，投资才会跟过来。“可眼下人们更多是关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国家会跟进什么政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部要借此机会来造势，让外界感到这个战略背后的巨大商机。”许多接受《决策》采访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下的中部，可谓热闹非凡。各种论坛形式的会议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仔细地考量，还是各唱各的调，各弹各的曲，没有影响力。
其实，“东北振兴”舆论宣传先行的做法值得中部借鉴。在国家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后，东北三省就“如何振兴，如何进行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等方面开展大讨论，其目的是借机造势。由此可见，舆论宣传可以给中部创造出一个“名份”。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国忠的《明天的太阳从安徽和江西升起》一文，对中部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一时成为中部地区官员争相传阅的文章。吴克明认为，中央重大的宏观战略决策，是一种巨大的、国际性的“营销”，其效应远比计划经济时代的作用大。中部不缺少企业发展的亮点，关键是要让企业在中部找到商业机会、找到投资机会，整合好自己的资源。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把经济优势变成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才是最根本的“崛起”，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天天喊口号上。
那么，如何建立“中部崛起论坛”协调性的组织？胡树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提出了详细的操作性方案。他认为，中部论坛包括高级别的由中央、各省都参加的论坛，也有分类的专家论坛、企业家论坛和市长论坛等，每年举行1-2次，由中部各省轮流主办。“举办论坛就是造势，中部自己先喊起来，到时候国家慢慢地认可了，帮着造势，那才是中部真正地崛起。”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博士告诉《决策》，“论坛只是一种形式，其目的是搭建一个中部崛起的话语平台。”
二问：政策研究准备好了吗
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许多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不约而同地发问：中部到底需要什么？虽然这个命题对中部来说有些尖锐和尴尬，却道出了中部地区政策研究准备不足的事实。中部崛起到底需要国家哪些政策？目前中部地区理论研究界、经济界和政策咨询界，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如吴克明认为的那样，中部的声音还比较弱，政策建议打得还不准，说服力还不强。
虽然中部六省各自面临的问题和特点大同小异，但是在对中部崛起政策的理解上却各打各的算盘。几年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寻来思去大多囿于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样就与其他三个政策区域板块构成了“政策趋同”，很少去发现中部的特殊性问题。而其他三大政策区域板块所提出的政策概念非常鲜明。譬如，东部是开放政策，西部是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政策，东北是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中部是什么政策？没有形成一个干脆而简洁的政策概念。“在做‘十一五’规划时，我们也想为中部说出几句很有分量的话来，但始终感到力度不够，这与中部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政策概念有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如是说。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政策处副处长刘晓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句话的后面需要什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需要积极的研究。理论和政策研究关键是要说清楚中部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多大？政策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对中部的支持应该采取什么样更有力的措施？中部的问题是什么？中部的特点、优势和基础是什么？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政策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央怎么考虑是中央的事，中部研究不研究是中部自己的事。“如果自己不首先动起来，中央是很难做出具体决策的。”刘晓明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政策研究还要明白‘中部崛起’这个命题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吴克明认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战略问题，深层次看是国家的地区利益分配问题。地区发展战略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种要素都会跟进来。从宏观政策的25年的走势来看，每次被列入国家宏观政策的地区，就会受惠，发展就快，老百姓就得到好处。”
三问：政府准备好了吗
当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中部六省并未出现许多专家学者期望中的“坐到一起”。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各自为政的中部又如何来争取区域政策？在“中部崛起”大背景下，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真的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部要崛起，内部的合作交流机制亟需建立。”这似乎成了经济圈共同体的不二法则。为此，胡树华建议，中部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领导小组，该小组由各省相关领导组成，组长由中央高级别领导担任或由各省领导轮流担任。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中部联动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各省政府办公厅、发改委等负责人组成，负责联动发展工作的推进、协调和组织工作。然而，这只是胡树华一厢情愿的设想，毕竟地理上的中部与经济上的中部不是一个概念。在中部各省还未形成“政策中部”概念，或者说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来谈区域间的合作交流机制还为时尚早。
“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只是政策的外部效应，中部真正崛起还要靠内生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叶裕民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说中部最缺什么的话，缺少的是政府职能转变。”
在最新公布的世界银行2004年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估报告中，中部最好的南昌、武汉是B+；长沙、郑州是B。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立国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将目前中部投资环境形象地概括为“谈判承诺易，进来兑现难；前任承诺易，后任兑现难；领导承诺易，部门兑现难。”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在发展思路方面准备好了吗？换句话说，中部应该走怎样的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中部的发展要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部的发展阶段。而中部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对应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吴克明也同样认为，目前中部还很难在技术上有根本性的创新。技术创新需要雄厚的资金投入、发达的风险投资和技术市场，中部不能太过倚重于高新科技，这在中部太难，成本太高，不能起到牵动全局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就是中部的风险投资机制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中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最具有典型性。中国能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关键看中部地区的二元结构能不能解决，所谓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就在于中部的劳动力城乡转化，通过它来带动全国的发展。由于没有抓住中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所以10年来全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城乡结构都发生“逆转”。
可现实的情形是，中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一般把中部崛起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在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中部崛起之路如何走？显然不能再走“唯GDP论”的老路，而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协调发展。所以中部崛起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应是一种协调式的崛起。“中部的发展可以慢一点，但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建设和谐社会上。”许多专家发出一致的声音。
虽有智慧，不如趁势。“中部崛起虽然来得晚了，可毕竟还是来了。但是各方面的准备，还显得不足。我们不能埋怨过去也不能埋怨现在，而应做好准备，寻找机会。”吴克明做了这样的总结。
“中部崛起”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去准备？这给中部拉出了一个长长的问号。
透过纷乱而热闹的表象，发问人所出之命题无疑引发了“中部崛起”话题的一个全新视角：当多年企盼的“中部崛起”战略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准备不足而变得无所适从？
一问：舆论造势准备好了吗
中部崛起，舆论先行。2004年11月份，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牵头的“聚焦中部话崛起”正式启动。这同时也意味着中部媒体舆论造势开始破题。然而，遗憾的是，中部六省最后成行的只有五省。问题出在哪？显然，中部还没有形成一个舆论协调机制。
“目前中部所开的各种论坛为何都冠以学术而非政府名义，且响应者寥寥？因为现在还未形成中部崛起的浓厚舆论氛围。”胡树华感叹道。现代经济是“眼球经济”，只有中部崛起的舆论声音越来越大，才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中部，吸引外来投资者的眼光和注意力，只有吸引别人的注意，投资才会跟过来。“可眼下人们更多是关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国家会跟进什么政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部要借此机会来造势，让外界感到这个战略背后的巨大商机。”许多接受《决策》采访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下的中部，可谓热闹非凡。各种论坛形式的会议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仔细地考量，还是各唱各的调，各弹各的曲，没有影响力。
其实，“东北振兴”舆论宣传先行的做法值得中部借鉴。在国家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后，东北三省就“如何振兴，如何进行观念更新和体制创新”等方面开展大讨论，其目的是借机造势。由此可见，舆论宣传可以给中部创造出一个“名份”。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国忠的《明天的太阳从安徽和江西升起》一文，对中部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一时成为中部地区官员争相传阅的文章。吴克明认为，中央重大的宏观战略决策，是一种巨大的、国际性的“营销”，其效应远比计划经济时代的作用大。中部不缺少企业发展的亮点，关键是要让企业在中部找到商业机会、找到投资机会，整合好自己的资源。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把经济优势变成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才是最根本的“崛起”，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天天喊口号上。
那么，如何建立“中部崛起论坛”协调性的组织？胡树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提出了详细的操作性方案。他认为，中部论坛包括高级别的由中央、各省都参加的论坛，也有分类的专家论坛、企业家论坛和市长论坛等，每年举行1-2次，由中部各省轮流主办。“举办论坛就是造势，中部自己先喊起来，到时候国家慢慢地认可了，帮着造势，那才是中部真正地崛起。”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博士告诉《决策》，“论坛只是一种形式，其目的是搭建一个中部崛起的话语平台。”
二问：政策研究准备好了吗
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许多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不约而同地发问：中部到底需要什么？虽然这个命题对中部来说有些尖锐和尴尬，却道出了中部地区政策研究准备不足的事实。中部崛起到底需要国家哪些政策？目前中部地区理论研究界、经济界和政策咨询界，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如吴克明认为的那样，中部的声音还比较弱，政策建议打得还不准，说服力还不强。
虽然中部六省各自面临的问题和特点大同小异，但是在对中部崛起政策的理解上却各打各的算盘。几年来，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寻来思去大多囿于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样就与其他三个政策区域板块构成了“政策趋同”，很少去发现中部的特殊性问题。而其他三大政策区域板块所提出的政策概念非常鲜明。譬如，东部是开放政策，西部是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政策，东北是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中部是什么政策？没有形成一个干脆而简洁的政策概念。“在做‘十一五’规划时，我们也想为中部说出几句很有分量的话来，但始终感到力度不够，这与中部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政策概念有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如是说。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政策处副处长刘晓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句话的后面需要什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需要积极的研究。理论和政策研究关键是要说清楚中部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多大？政策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对中部的支持应该采取什么样更有力的措施？中部的问题是什么？中部的特点、优势和基础是什么？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政策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央怎么考虑是中央的事，中部研究不研究是中部自己的事。“如果自己不首先动起来，中央是很难做出具体决策的。”刘晓明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政策研究还要明白‘中部崛起’这个命题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吴克明认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战略问题，深层次看是国家的地区利益分配问题。地区发展战略一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种要素都会跟进来。从宏观政策的25年的走势来看，每次被列入国家宏观政策的地区，就会受惠，发展就快，老百姓就得到好处。”
三问：政府准备好了吗
当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中部六省并未出现许多专家学者期望中的“坐到一起”。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各自为政的中部又如何来争取区域政策？在“中部崛起”大背景下，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真的准备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部要崛起，内部的合作交流机制亟需建立。”这似乎成了经济圈共同体的不二法则。为此，胡树华建议，中部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领导小组，该小组由各省相关领导组成，组长由中央高级别领导担任或由各省领导轮流担任。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策中部联动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各省政府办公厅、发改委等负责人组成，负责联动发展工作的推进、协调和组织工作。然而，这只是胡树华一厢情愿的设想，毕竟地理上的中部与经济上的中部不是一个概念。在中部各省还未形成“政策中部”概念，或者说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来谈区域间的合作交流机制还为时尚早。
“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只是政策的外部效应，中部真正崛起还要靠内生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叶裕民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说中部最缺什么的话，缺少的是政府职能转变。”
在最新公布的世界银行2004年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估报告中，中部最好的南昌、武汉是B+；长沙、郑州是B。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立国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将目前中部投资环境形象地概括为“谈判承诺易，进来兑现难；前任承诺易，后任兑现难；领导承诺易，部门兑现难。”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在发展思路方面准备好了吗？换句话说，中部应该走怎样的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认为，“中部的发展要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部的发展阶段。而中部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对应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吴克明也同样认为，目前中部还很难在技术上有根本性的创新。技术创新需要雄厚的资金投入、发达的风险投资和技术市场，中部不能太过倚重于高新科技，这在中部太难，成本太高，不能起到牵动全局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就是中部的风险投资机制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中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最具有典型性。中国能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关键看中部地区的二元结构能不能解决，所谓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就在于中部的劳动力城乡转化，通过它来带动全国的发展。由于没有抓住中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所以10年来全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城乡结构都发生“逆转”。
可现实的情形是，中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一般把中部崛起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在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中部崛起之路如何走？显然不能再走“唯GDP论”的老路，而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协调发展。所以中部崛起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扩大，而应是一种协调式的崛起。“中部的发展可以慢一点，但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建设和谐社会上。”许多专家发出一致的声音。
虽有智慧，不如趁势。“中部崛起虽然来得晚了，可毕竟还是来了。但是各方面的准备，还显得不足。我们不能埋怨过去也不能埋怨现在，而应做好准备，寻找机会。”吴克明做了这样的总结。
“中部崛起”需要做哪些准备？怎样去准备？这给中部拉出了一个长长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