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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十岁从党政机关半路出家做学问的，由于不是什么特别正规的科班出身，所以缺乏名师指点，完全靠自己的悟性“摸着石头过河”颇为艰难。后来在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会议上认识了陆学艺先生，自此便有了更为明确的研究方向，屡得指教，学术上有了长足进展。现逢陆学艺先生八十华诞，回忆和感念其教诲，写以下文字是为纪念。
“仙人指路”本是黄山一景，后来常被比喻当事人山穷水复疑无路，百般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遇高人指点，立即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境况。如果对这种说法陆老谦让，那么还有一种比较朴实低调的说法叫做“老马识途”，说的是当年管仲随齐桓公远征误入“迷谷”，管仲想出用老马领路的方法使大军走出险境。总之不论“仙人指路”也好，“老马识途”也罢，在我学术道路上的几个关键阶段，陆先生对我的几次点拨，使我受益匪浅。
一、就搞社会预警
初入学术殿堂，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大观园，竟一时感到迷茫。后来学习孔德的社会学，说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就是发现社会规律，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应用目标则是将所得到的预测现象发生的原则应用于社会，指导社会活动。但令人诧异的是，社会学自孔德开始已有100多年，其分支社会学也有了100多个，其中竟不见社会预测学的踪影。于是我在写了《试论社会科学与社会预测》（1997）和《论社会学中社会预测学的学科建设》（2003）下决心开拓这块处女地。陆先生当时是《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的主编之一，当然非常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后来我写了有关社会预测的书，抱着交卷的心理将书稿送给陆先生，陆先生非常高兴地为我写了序言，称之为“大胆的尝试和富于意义的探索”，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但陆先生同时也认为社会预测要比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和经济现象的预测存在着特殊的困难：社会系统是比自然系统更具有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超复杂系统，很难把所有相关变量纳入自己的视野，无法像预测自然现象那样，可以进行准确的量化和预测。而且社会预测和经济预测也不同，由于“我国现时的特有国情，很多重要的社会统计数据不能及时、公开地宣布，有不少社会问题的资料也不能及时获得。这就使我们进行社会预测更加困难。”[1]可能是鉴于这种情况，陆先生建议我“就搞社会预警”。其实自从我写出《社会预测导论》之后就陷入“预测之难”的困惑之中，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看了我的书就要我预测这个预测那个的，搞得我十分尴尬。我只好解释说我是研究预测理论和方法的，不是做具体预测的。有时候还拿古人“善易者不占”的话来搪塞。总之，说预测原理好办，说几条怎么说都行，可一旦你要去预测什么事情，那太难了。所以陆先生的“就搞社会预警”的点拨，不仅是降低难度的路径，也是学以致用的通途。当然陆先生绝不是个保守的知难而退的人，他仍然鼓励我说“这并不是说社会预测在量化预测面前就无所作为了，我们的社会学者能不能搞出一个社会计量学呢？至少，现在应当尝试用计量的方法进行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在陆先生的点拨和鼓励下，我于2004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稳定的计量与预警预控系统的构建》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第二年又出版了《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一书，得到学界的好评，有包括陆先生本人在内的多位学者写了书评，国家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门自2007年起至今，几乎每年都有关于社会预警的课题委托给我做。这些都多多得益于陆老的点拨。
二、再向前走一步
2005年我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预测基本原理研究》，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按照原计划，我是准备出系列丛书的，其中包括社会预测方法、传统预测与现代科学、社会预测相关学科、社会预测名人名著等等一共6个专题。现在想来，如果这样搞，一辈子皓首穷经也搞不完，而且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所幸的是陆老及时打电话跟我说：“我劝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开始以为陆老要我戒骄戒躁继续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但其实不然。陆老说：“我们搞社会预测和预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搞好社会控制。现在我们国家在经济预测之后有很多调控的方法跟上，但是社会预测之后的调控方法就欠缺。我劝你再往前走一步，将预测、预警和预控结合起来……”陆老的话犹如电光石火在我脑中一亮，我不仅击掌叫绝，而且一下激发了灵感——前馈控制！前馈控制的基础和前提是预测和预警，而且本身也内在地包含预测和预警。预测和预警是手段，预控才是目的。我们传统的以反馈控制模式为主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非常需要前馈控制。我异常兴奋起来，放下电话就去搜集和研阅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论证，写出了以《在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建立前馈控制系统》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申报书。现在这个国家课题已经完成，其研究成果《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一书，正好算是向陆先生交答卷，也算是送给他老人家80岁生日的礼物。
三、学术界做领导的“三要”
我当秘书出身，见过不少领导者自己不学无术、谄上欺下还以马列主义自居，自以为高明、甚至飞扬跋扈，轻则不尊重知识分子，重则到处整人乱打棍子，真是面目可憎。本以为到了学术界这样的领导不会再有，但没想到哪里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在学术界当领导更糟糕。因为学术界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高智商的人扎堆儿的群体中需要有一个素养更高的领导。2007年我到天津工业大学担任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陆先生给我说了学术界当好领导的“三要”：第一是自己要有绝活；第二是要有组织能力；第三是要做个好人。这“三要”乍看平实无奇，其实细细体会，完全可以说是学术界为政的处世金箴。
先说“要有绝活”。尤其是所级领导，你有绝活才能引领下属，给大家学术上的点拨和提携，赢得大家认可，才能服众，大家才能发自内心的“听你的”，而不仅仅是看在面子上听你的；你有绝活才会有独特的资源，也就不需要去和下属争公共资源；你有绝活就不会武大郎开店压制下属怕人家超过你，因为根本没必要。否则由于私心作怪，难免有意无意的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有损领导威信。
再说“要有组织能力”。按说当领导要有组织能力是个常识性问题。可在学术界不那么简单。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学术届当领导的组织能力要比在军队、在行政部门要求更高或者说有更加特殊的要求。因为军队的组织能力可以借助“命令”和“军阶”以及严厉的“军纪”来施展；行政部门的组织能力可以借助“科层制度”和“行政命令”以及每一级官员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来施展；可是学术部门就不能依靠或者不能完全依靠这些来实现对学术活动的组织。因为论级别待遇，正高职称享受的是正局级以上待遇，如果是院士或学部委员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你区区所长的级别是压不住人的。而且学术研究是自由的，你组织的课题我不想参加就可以不参加，你是不可以用命令强迫的。再者你如果不是个行家，不谙熟不同学科和学者的特点和联系，你根本无法完成学术活动的组织。
最后说“要做个好人”。好人的标准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作为一所之长这个角色，怎样才算一个好人呢？或者说其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陆先生的理解就是为人要宽厚，要有容纳百川的度量。我接触过不少领导，说好说坏的都有。我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交往20多年，有很多朋友，都说“老陆”是个好人。说老陆的宽厚到什么程度呢，有些同志是犯了错，但只要你不犯法，只要你热爱并且能搞研究就行。这样是否妥当咱暂且不论，但仅从做下属的角度来想，领导有担当、大家有安全感、能從事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有谁不想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呢？！老陆今天已经离开所长的位子十多年了，可是社会学所还给他留着一间办公室，他也常来常往的，大家亲切地称他“老陆”，对他仍然十分敬重，因为“老陆指路”这种事情不仅仅是在我身上发生过。
“仙人指路”本是黄山一景，后来常被比喻当事人山穷水复疑无路，百般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遇高人指点，立即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境况。如果对这种说法陆老谦让，那么还有一种比较朴实低调的说法叫做“老马识途”，说的是当年管仲随齐桓公远征误入“迷谷”，管仲想出用老马领路的方法使大军走出险境。总之不论“仙人指路”也好，“老马识途”也罢，在我学术道路上的几个关键阶段，陆先生对我的几次点拨，使我受益匪浅。
一、就搞社会预警
初入学术殿堂，面对林林总总的学术大观园，竟一时感到迷茫。后来学习孔德的社会学，说社会学的理论目标就是发现社会规律，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应用目标则是将所得到的预测现象发生的原则应用于社会，指导社会活动。但令人诧异的是，社会学自孔德开始已有100多年，其分支社会学也有了100多个，其中竟不见社会预测学的踪影。于是我在写了《试论社会科学与社会预测》（1997）和《论社会学中社会预测学的学科建设》（2003）下决心开拓这块处女地。陆先生当时是《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的主编之一，当然非常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后来我写了有关社会预测的书，抱着交卷的心理将书稿送给陆先生，陆先生非常高兴地为我写了序言，称之为“大胆的尝试和富于意义的探索”，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但陆先生同时也认为社会预测要比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和经济现象的预测存在着特殊的困难：社会系统是比自然系统更具有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超复杂系统，很难把所有相关变量纳入自己的视野，无法像预测自然现象那样，可以进行准确的量化和预测。而且社会预测和经济预测也不同，由于“我国现时的特有国情，很多重要的社会统计数据不能及时、公开地宣布，有不少社会问题的资料也不能及时获得。这就使我们进行社会预测更加困难。”[1]可能是鉴于这种情况，陆先生建议我“就搞社会预警”。其实自从我写出《社会预测导论》之后就陷入“预测之难”的困惑之中，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看了我的书就要我预测这个预测那个的，搞得我十分尴尬。我只好解释说我是研究预测理论和方法的，不是做具体预测的。有时候还拿古人“善易者不占”的话来搪塞。总之，说预测原理好办，说几条怎么说都行，可一旦你要去预测什么事情，那太难了。所以陆先生的“就搞社会预警”的点拨，不仅是降低难度的路径，也是学以致用的通途。当然陆先生绝不是个保守的知难而退的人，他仍然鼓励我说“这并不是说社会预测在量化预测面前就无所作为了，我们的社会学者能不能搞出一个社会计量学呢？至少，现在应当尝试用计量的方法进行社会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在陆先生的点拨和鼓励下，我于2004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稳定的计量与预警预控系统的构建》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第二年又出版了《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一书，得到学界的好评，有包括陆先生本人在内的多位学者写了书评，国家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门自2007年起至今，几乎每年都有关于社会预警的课题委托给我做。这些都多多得益于陆老的点拨。
二、再向前走一步
2005年我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预测基本原理研究》，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按照原计划，我是准备出系列丛书的，其中包括社会预测方法、传统预测与现代科学、社会预测相关学科、社会预测名人名著等等一共6个专题。现在想来，如果这样搞，一辈子皓首穷经也搞不完，而且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所幸的是陆老及时打电话跟我说：“我劝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开始以为陆老要我戒骄戒躁继续完成既定的研究计划，但其实不然。陆老说：“我们搞社会预测和预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搞好社会控制。现在我们国家在经济预测之后有很多调控的方法跟上，但是社会预测之后的调控方法就欠缺。我劝你再往前走一步，将预测、预警和预控结合起来……”陆老的话犹如电光石火在我脑中一亮，我不仅击掌叫绝，而且一下激发了灵感——前馈控制！前馈控制的基础和前提是预测和预警，而且本身也内在地包含预测和预警。预测和预警是手段，预控才是目的。我们传统的以反馈控制模式为主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非常需要前馈控制。我异常兴奋起来，放下电话就去搜集和研阅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论证，写出了以《在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建立前馈控制系统》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申报书。现在这个国家课题已经完成，其研究成果《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一书，正好算是向陆先生交答卷，也算是送给他老人家80岁生日的礼物。
三、学术界做领导的“三要”
我当秘书出身，见过不少领导者自己不学无术、谄上欺下还以马列主义自居，自以为高明、甚至飞扬跋扈，轻则不尊重知识分子，重则到处整人乱打棍子，真是面目可憎。本以为到了学术界这样的领导不会再有，但没想到哪里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在学术界当领导更糟糕。因为学术界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需要一个更加宽松的学术环境。高智商的人扎堆儿的群体中需要有一个素养更高的领导。2007年我到天津工业大学担任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陆先生给我说了学术界当好领导的“三要”：第一是自己要有绝活；第二是要有组织能力；第三是要做个好人。这“三要”乍看平实无奇，其实细细体会，完全可以说是学术界为政的处世金箴。
先说“要有绝活”。尤其是所级领导，你有绝活才能引领下属，给大家学术上的点拨和提携，赢得大家认可，才能服众，大家才能发自内心的“听你的”，而不仅仅是看在面子上听你的；你有绝活才会有独特的资源，也就不需要去和下属争公共资源；你有绝活就不会武大郎开店压制下属怕人家超过你，因为根本没必要。否则由于私心作怪，难免有意无意的做出不道德的事情，有损领导威信。
再说“要有组织能力”。按说当领导要有组织能力是个常识性问题。可在学术界不那么简单。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学术届当领导的组织能力要比在军队、在行政部门要求更高或者说有更加特殊的要求。因为军队的组织能力可以借助“命令”和“军阶”以及严厉的“军纪”来施展；行政部门的组织能力可以借助“科层制度”和“行政命令”以及每一级官员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来施展；可是学术部门就不能依靠或者不能完全依靠这些来实现对学术活动的组织。因为论级别待遇，正高职称享受的是正局级以上待遇，如果是院士或学部委员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你区区所长的级别是压不住人的。而且学术研究是自由的，你组织的课题我不想参加就可以不参加，你是不可以用命令强迫的。再者你如果不是个行家，不谙熟不同学科和学者的特点和联系，你根本无法完成学术活动的组织。
最后说“要做个好人”。好人的标准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作为一所之长这个角色，怎样才算一个好人呢？或者说其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陆先生的理解就是为人要宽厚，要有容纳百川的度量。我接触过不少领导，说好说坏的都有。我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交往20多年，有很多朋友，都说“老陆”是个好人。说老陆的宽厚到什么程度呢，有些同志是犯了错，但只要你不犯法，只要你热爱并且能搞研究就行。这样是否妥当咱暂且不论，但仅从做下属的角度来想，领导有担当、大家有安全感、能從事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有谁不想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呢？！老陆今天已经离开所长的位子十多年了，可是社会学所还给他留着一间办公室，他也常来常往的，大家亲切地称他“老陆”，对他仍然十分敬重，因为“老陆指路”这种事情不仅仅是在我身上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