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首要使命是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并不是滋润中国人的肠胃，但是，为了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教义，这些西方传教士以推介西方饮食的借口进行铺路，于是，西方的饮食进入了中国。当时，中国人把黄头发、大鼻子的西方人称为“洋人”，那么，洋人带来的西方饮食就被称为“洋食”，所谓洋食，就是后来中国人所说的西餐。
　　清朝初年的顺治年间，已经在北京居住的32岁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颇受顺治皇帝的看重，委任汤若望做了当时的天文台台长，并被授予太常寺卿和通政使，成了朝廷的一品大员。在所有当官的外国人中，汤若望的级别是最高的一个。为了和自己的同事搞好关系，汤若望就做了洋食请大家品尝，汤若望做的洋食是西洋饼，其主要原料是蜂蜜、小麦粉和鸡蛋，类似于后来的蛋糕。大家兴致勃勃地品尝了汤若望做的西洋饼这种洋食之后，纷纷称赞。
　　对于洋食在中国的传播，汤若望是有一定贡献的，他在75岁去世后，葬在了北京西面的马尾沟，这是顺治皇帝亲赐的墓地。后来，以汤若望的墓地为基础，办起了一所神学院，同时请来了法国的酿酒匠人，建起了一家葡萄酒作坊，生产葡萄酒。葡萄酒当然也成了一种深受许多中国人欢迎的洋食。
　　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江南才子袁枚出版了他的饮食专著《随园食单》。在《随园食单》中，袁枚提到了当年汤若望做的西洋饼这种洋食。不过，袁枚将其称为“杨中丞西洋饼”，并详细描写了它的做法：“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如碟大，上下两面合缝处不到一分。”接着，生烈火烘铜夹，一糊、一夹、一烤，“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清朝的时候，“中丞”是巡抚的别称，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袁枚所说的杨中丞，是当时一位姓杨的省长。《随园食单》里的“杨中丞西洋饼”这种洋食，可能是这位姓杨的省长在工作中和西方传教士接触的时候学到手的。后来，袁枚又学到了这种洋食的做法，并将其写进了《随园食单》中。
　　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当时住在天津租界的英国牧师印森在天津租界开办了一家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的名为“利顺德”的铺子，这里的餐饮经营的是洋食。而且，利顺德的餐饮部在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打制了一套金银餐具，这套金银餐具一直保存了下来，是洋食在清朝传入中国的实物明证。
　　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的美华书馆刊印了一本中文版的《造洋饭书》。所谓“洋饭”，就是清朝时人们说的“洋食”。《造洋饭书》里介绍了200多种洋食的做法。这本《造洋饭书》作者是美国传教士高迪匹的夫人，她在中国居住了58年。高迪匹本人也是不可小觑的，他曾经拜访过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还编写过一本《上海土音字写法》。看来，对于洋人的作用，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清朝时的官场上并未流行洋食。曾经做过光绪皇帝英语老师的张德彝，在他写的《航海述奇》一书中，详细描写了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乘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时在船上吃的伙食，其中就有洋食：“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吃洋食用的餐具是“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张德彝是当时同文馆的第一批学生，也就是官办外语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这次乘坐轮船去上海时，已经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即将去西洋考察，学了三年西洋话的张德彝，最后还是在西洋船上开的洋荤，由此可见洋食在京城官场上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大约与当时官场上排外的大环境有关。
　　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的时候，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的张荫桓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是太常寺的二把手。太常寺的职责是为朝廷祭祀和祭典执掌礼仪，再加上操办祭器和祭物，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然而，这件事却遭到了大臣徐致祥的强烈反对。徐致祥在奏折中宣称，他与张荫桓毫无过节，甚至彼此素不相识，但就是要彻底反对张荫桓出任太常寺少卿，其理由是：“查张荫桓出身卑微，幼习洋业，故夷情略悉，已为自爱者所鄙。”所谓“夷情略悉”，就是大略了解了洋人的生活状况。按照徐致祥的说法，张荫桓只是大略了解了一些洋人的生活状况，便已经被徐致祥这样排外的官员所鄙视并且不遗余力地进行弹劾，妨碍了升迁，如果当时有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肆无忌惮地大吃洋食，恐怕就会被千夫所指，一败涂地。
　　到了清朝末年之后，洋食才被满清政府的官场上正式接纳。当时，末代皇帝溥仪在聘请洋教师给他讲课的同时，还曾找擅长做洋食的厨师为他做洋食吃。不过，这时的时局已然今非昔比，溥仪这位被称为末代皇帝的满清皇族后人已不是大清的宣统皇帝，而是在紫禁城中难以自保的退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