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是199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该奖的唯一黑人女性得主,莫里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秀拉》是她的第二部小说,也是其成功之作,国内外学者从种族、文化、叙事及女性主义等不同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细致的阐释,但异化这一主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早在她关于伍尔夫和福克纳的论文中,莫里森就曾提到,异化是二十世纪的定义。西方社会在经历了该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灰暗迷茫、空虚绝望的心理,随之而来的是人的异化和失落,有的人陷入虚无、迷乱、堕落,有的采取自残,有的则使用极端的手段对付他人和社会。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异化活动中, 人丧失了自我能动性, 被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所奴役, 致使人的个性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黑人作为一独特的社会群体,作为白人社会的“局外人”和“他者”,其遭受的异化更为深刻、强烈。在《秀拉》中,莫里森不仅对黑人的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努力为他们寻求一条符合黑人群体特点的摆脱异化之路。
　　(一)在一开始的“1919”这一章,莫里森就为我们介绍了夏德拉克这个创立“全国自杀节”的疯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夏德拉克像千千万万的黑人男子一样,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亲历了残酷的战争。战争中“死亡的气味”使他在一刻间突然丧失了理性和自我,从一个无忧无虑、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举止粗鄙、头脑错乱的疯子。战后,他孤身一人住在河边的一所简陋的小木屋里,除了二战期间,每年的1月3日他都要出来,“手里摇晃着母牛的颈铃”告诉人们这是“他们自杀或他杀的唯一机会”。刚开始,人们被他吓住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对他每年一度的孤独的游行漠然置之,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愿意去了解他,夏德拉克从此成为一个“底层”居民眼里的另类和“局外人”。
　　无独有偶,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里的塞普蒂默斯也是一位在战火中受过精神刺激的老兵。他在战前曾是一个有高尚理想的人;残酷的战争使他丧失了理智,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杀却不能做出符合常理的反应,这使他的内心充满“罪”的感觉,时刻处于焦虑之中而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最终因不堪心理重负而自杀身亡。战争不仅摧毁了人的肉体, 更推毁了人的意志、信仰和理想。
　　如果说塞普蒂默斯选择自杀是残酷的战争对人性异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夏德拉克也是完全有可能自杀的。然而,在特别强调黑人的自我和个体生存的莫里森笔下,这位心灵遭受极端异化的老兵,却在牢房的马桶里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在那片水里他看到了一副正经的黑脸孔”。莫里森并未让夏德拉克迷失在这个异化的荒原里, 而是从让他从自己的“黑脸孔”里找到了精神寄托和心灵的栖息地,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找回自我的夏德拉克为了排遣和抗拒死亡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创立了“全国自杀节”。根据他的想法,人们应预先对恐惧做一番安排以便于控制它,如果人们“把一年中的某一天花在这上面”,想着死亡,那么“这一年中的其它时间就会变得安全和自由”。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自杀节”不仅渐渐融入了黑人群体的生活,成了“底层”居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最终改变了整个黑人社区的意识,人们开始起来为自己的权力而抗争。
　　由夏德拉克疯癫的回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黑人身上那种顽强的生存勇气,而且,他用黑人特有的智慧给我们以启迪:黑人的自我只有与黑人群体及其传统相联系才更有力量。
　　(二)和夏德拉克一样,小说中的另一退伍兵“李子”也是被战争利用后无情地抛弃了,战争让他变得麻木不仁,整天除了喝酒、吸毒就是睡觉。母亲夏娃对儿子的这种状况深感绝望,竟然在一个夜晚亲自点火烧死了他。这一幕让人触目惊心而又颇感费解,也使莫里森遭到一些读者和评论家的批评。
　　其实,莫里森在其长篇力作《宠儿》中也有相似描写。塞丝为了让女儿免受奴隶制的摧残而锯断其喉咙,这是种族压迫的罪恶;而夏娃的杀子事件则是她为了生存,长期在痛苦和不幸中奋力挣扎造成的异化和扭曲的心理情感使然。夏娃在生下三个孩子后被丈夫遗弃,当时家中只剩下不到两美元和五个鸡蛋,三个甜菜根。面对饥饿的孩子们,作为单身母亲的她在试图挣扎后铤而走险,用自己的一条腿为代价换来了孩子的活命钱。“李子”便秘濒死,她忍着恶心用她仅剩的一点猪油掏通他的肛门救活了他。为了孩子,她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做出了非常的牺牲。她曾这样向女儿汉娜描述她为了孩子耗费了自己全部的精力:
　　没空。是没空。没一点空,我一天忙完就到了晚上。你们都咳嗽,我看护着,以免肺结核把你们带走。要是你们不出声地睡着了,我想,主啊,他们死了,就把手放在你们嘴上感觉是不是还在出气。你说什么,我爱你们吗？丫头,我是为你们活着,你的笨脑瓜连这也想不通啊,你两个耳朵间长的什么东西,小崽子？
　　与此同时,在受到传统观念深刻影响的夏娃看来,贤妻良母是女人理所应当的角色,女性长大成人后必然要选择婚姻。她时常告诫“底层”的妇女们要扮演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角色,伺候好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生活要以丈夫、子女为中心。因此,被丈夫遗弃和独自养家的极端艰难困苦的经历给她的身心留下极深的创伤,使她的人性扭曲异化。结果,她就像《儿子与情人》中的莫雷尔夫人一样,她将自我追求与发展都寄托在子女身上,想从孩子身上找到自我的归宿。于是,面对自己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不成器的儿子,正如杜志卿先生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所作的阐释②,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自我实现落空了;她终于不能够再忍受下去,将无私的爱转化成具有毁灭性的恨,在绝望中采用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做出了违反天性、母性、人性的行为。她的这种轻掷生命的行为表现了她在极限生存困境中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绝望情绪,是其母性被异化的结果。
　　通过塑造在极限生存困境中精神遭到极端异化的夏娃形象,莫里森细腻而深刻地展现了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作为母亲和养育者的黑人女性在生活的重压下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悲剧命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坚持黑人的传统美德固然重要,但如果失去了自我,不追求发展与进步必将会走向毁灭。
　　(三）同样作为女性,秀拉与夏娃则完全相反。她是一位为了追求自我而彻底抛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新女性”。在“底层”这个在地理位置、经济、种族、性别各个方面都受到歧视压迫和孤立的黑人居住区长大,秀拉亲身经历了白人对黑人的欺压,亲眼目睹了黑人对白人的屈辱忍让以及传统黑人妇女虽生犹死的生活,生性倔强的她从小便形成了反叛的性格。不满于“底层”社会的沉闷生活,秀拉在好朋友奈儿结婚成家后,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外出求学、游历生涯。但在漂泊游历中她深切体会到了内心的孤独和无人能理解她内心感受的苦闷。她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自己的真情和感受的对象,找不到她希望的那种可以不戴手套伸出手去握住对方的朋友。历尽沧桑后她带着失望又回到“底层”镇。不听外婆夏娃的劝告,她一反传统妇女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依靠男人生活的观念,拒绝结婚生子;背着传统把外婆夏娃送进了养老院;在行为举止方面也对陈规陋习不屑一顾;她不断地“试用”并“抛弃”男人,感到只有在性爱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作为黑人社区的极端异类,她感到孤独、寂寞,内心十分压抑、痛苦。她用性爱来发泄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这种孤寂正来源于她深层次的异化感
　　社区的人们给秀拉贴上“恶”的标签,认为如果没有了她,他们会过得更好。但她死后,“底层”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寒流袭击,农作物被毁,家禽灭绝。没有了秀拉作反衬,人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也回到了从前的麻木不仁。接着,隧道塌方又压死了许多游行狂欢的黑人。所以这些不幸似乎在暗示:黑人民族需要秀拉这样的创新精神,她使人们认识到,固守传统不思改变必将会走向毁灭。然而,由于其藐视传统的生活方式为黑人社区所不容,秀拉在三十岁时便心力交瘁,大张着嘴巴和眼睛,满怀孤独、绝望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成为“莫里森作品中最典型的为社会所遗弃者”。
　　通过夏德拉克这一角色,莫里森告诉人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充满敌意、战争与种族歧视的世界;由秀拉这一人物,莫里森则让我们看到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为我们阐释和揭示了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人如何更好地存在和生活的重要理念。因此,二者在精神上是殊途同归的。然而,虽然同被社区人视为魔鬼、异类,黑人社区对待秀拉和夏德拉克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夏德拉克最终为社区所接受,秀拉邪恶、激进与怪异的反抗方式却把自己与黑人社区分离开来,遭到黑人社区的误解和孤立,成了一只失群的“知更鸟”。
　　夏娃固守传统,为了子女而牺牲了自我的完整发展。与夏娃完全不同,秀拉一生都在追求个性解放,要做真正的完整的人,然而,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她孤军奋战,彻底抛弃了黑人传统,完全放弃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最终把自己推向黑人社区的对立方。以秀拉在抗争中遭受异化和孤立的悲剧,莫里森为我们指出了其行为不可否认的局限性。夏德拉克用疯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他的“自杀节”融入了群体的生活,成了“底层”居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秀拉则把融入黑人群体与自我的身份对立起来。在追求自我的同时,她公然挑战黑人社区的传统美德和集体意识,完全抛弃责任、义务、婚姻、爱情、友谊等等,这种极端的行为来把她自己推向黑人社区的对立方。
　　至此,作者创作意图也就十分明确了。通过探讨这些异化灵魂的抗争和他们的悲剧命运,托尼·莫里森不仅表达了对黑人遭遇的深切同情,而且为他们指出了一条符合黑人群体特点的摆脱异化之路:黑人既要追求自我的发展与进步,同时又要坚守本民族特色;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走出异化的荒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