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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空前繁盛，但多数译作因过多偏离原文而饱受传统译论的批判，被排挤在正统“翻译作品”之外，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转化研究视角，去描述和理解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遵循的翻译规范。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许多变异现象并非译者恣意改写原作的畸形产物，而是他们充分考虑了目标语读者的诗学、伦理及审美期待后主动调节译作的结果。
关键词：期待规范 翻译小说 翻译变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空前繁盛，谱写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厚厚的章节。然而，此期间的绝大多数译作因偏离原作较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饱受指责，无法跻身于正统“翻译文学”之列，规定性的传统译论也无法对发生在其间的翻译活动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描述性翻译规范理论为研究这段时期的小说翻译提供了绝佳的理论视角，它的研究重点不是译作应该如何，而是译作为何如此，以及导致译作偏离原作的种种社会文化限制。基于迥异的理论视角，我们必然可以对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获得不同的认识。
二 翻译活动中的期待规范
“规范”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理论家吉瑞·列维率先将“规范”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1967年，列维在其构建的“生成模式”中提出：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决策的过程”。这句话的潜在之意是说，无论是在翻译的哪个阶段，包括从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具体翻译时的词句选择，译者都需要从诸多选项中作出惟一的选择。随后，以色列学者图里首次明确提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认为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之间取舍的产物。基于图里的研究，芬兰学者切斯特曼设想，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存在众多地位、作用和影响均不尽相同的“文化基因”，其中某些“文化基因”会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获得势力和影响力，继而获得大众认可的标准和典范的地位。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基因就是规范。切氏继而将翻译规范划分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期待规范是由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组成的。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流行的期待规范并不相同，读者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目标语文化中流行的翻译传统、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可以决定译作最终的文学样式和接受形式。译作进入陌生文化环境时，必然会受到该文化读者期待的制约，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能否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则取决于他们的接受能力。如果译作投合了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则极易在他们内心深处形成共鸣，从而促进译作的接受。因而，译者会主动将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因素合理地加以改写，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
三 期待规范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影响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过程是将外国小说引上本土化道路并加以改造的过程，主要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使用中国人熟悉的人名、地名和符合中国人审美标准的人物形象；（2）保留原作故事情节，换用中国传统小说的体裁和叙事方式；（3）大量删减不符合中国伦理、文学规范的内容；（4）译者借译书添加符合中国传统礼教的内容，以寄托改良社会的理想；（5）时译时著，译著不分，译者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清末民初的读者在诗学、伦理和审美方面对译作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述变异。
1 诗学期待
诗学是一种文化中文学体裁、创作方法以及文学观念的总和。根据勒菲弗尔的解释，“诗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全部的文学手法、体裁、主题、人物、场景原型及其象征意义；二是一种观念：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应该扮演的角色。”清末民初译者为了满足读者的诗学期待，通常顺势而为，启用他们早已轻车熟路的传统文学资源，将外国小说尽可能地向中国传统小说靠拢。首先，在译作的体裁方面，清末民初译者在翻译外国长篇小说时，在宏观结构上大多遵循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有时还会增加原文所没有的回目。据郭延礼统计，在具有代表性的《新小说》、《新新小说》和《绣像小说》这三种期刊上的22篇长篇翻译小说中，60%以上采用章回体。其次，译者常改变外国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为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以此投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不仅如此，传统章回小说中衔接上下文的套话也得以沿袭，译作的每个章节大多以“话说”、“且说”、“上回说到”等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话分两头”结束一章内容，有时还会为了展示诗词歌赋才华使用“有诗为证”，给译作蒙上了浓厚的评书色彩。再次，西洋小说中有着大段的自然环境、人物肖像和心理活动的描写，这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并不多见。清末民初译者担心这些描写与主旨无关紧要，甚至可能会使读者烦闷，所以将其直接删去，或者用很短的篇幅加以概括。如林纾所译《黑奴吁天录》，在原作的第一章，斯托夫人花了124个单词来描绘奴隶贩子Haley的外貌和衣着打扮，而到了林纾译文中，这段肖像描写被压缩到31个字，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样的例子在清末民初的译作中不胜枚举。最后，受到“以文胜质”的翻译传统的影响，清末民初译者大多格外重视译作的文采。在当时的译界，文笔远远比译笔重要。因而，考虑到读者对文采的偏好，译者大多会将译作重新进行润色，如此一来，译作偏离原作更加不足为奇了。
2 伦理期待
清末民初虽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流入，但此涓涓细流一经汇入中国积累了数千年文化的历史长河，便被吞噬，难寻踪迹。封建礼教仍旧是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行为准则，译作倘若与当时中国主流的伦理价值体系发生冲突，其结果无异于飞蛾扑火。因此，译作中不符合中国读者伦理期待的内容大多得以删除。下面这个例子在译界广为人知：蟠溪子在翻译英国小说《迦茵小传》的时侯，便迁就了当时中国的传统礼教，在译文中刻意隐去了迦茵与亨利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除了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同时把亨利违抗父母命令与迦茵自由恋爱的内容也避而不谈，刻画给读者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女子形象。晚清小说理论家寅半生这样赞誉蟠溪子笔下的迦茵，“为人清洁娟好，不染污浊，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实情界中之天仙”。与此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纾数年后的译本中保留了所有的情节，结果非但没有受到好评，反而遭到中国读者的猛烈抨击。迦茵“圣洁高尚”的形象荡然无存，被扣上“淫贱卑鄙，不知廉耻”的骂名，林纾的译文也因不符合中国的伦理规范，被寅半生斥为“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林纾的遭遇使译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与其违背读者的伦理意识，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去投合读者的伦理期待。于是乎，译者千方百计地把外国小说中的各种人际情感与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联系起来，以满足读者的伦理需求，同时也衍生了许多在现代人看来荒诞可笑的译例。比如在陈景韩翻译的《义勇军》中，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法国少妇玲多娘竟然对交战中的普鲁土士兵称妾：“少妇指大桌子之两侧交并之木椅，语普兵云：‘请少坐，妾为汝等烧肉汁，医汝等饥饿。’”又如林纾自觉地将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和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分别译为《孝女耐儿传》和《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而且把《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和《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中的千里寻亲和为母报仇都归结为“孝”的力量。清末民初译者除了积极删改原作以外，还经常增加一些原文所没有的情节，以符合读者的伦理标准。周桂笙在翻译《毒蛇圈》时就在第九回增加了福瑞外出赴宴深夜未归，女儿思念他的一段描写。用吴趼人的话说，因为考虑到既然父亲在外未归时牵念女儿既殷且挚，“若不略写妙儿思念父亲，则以慈、孝两字相衡，未免似有缺点”。又如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对其中提到的哈姆雷特，深恐国人不解，特阐释为“罕木勒特，孝子也”。可见，译者利用读者对传统伦理的期待，尽可能使译作中人物的品性举止符合中国的伦理判断，消除中西方的伦理差异，在促进译作接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作的变异。
3 审美期待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对人物的描写显得脸谱化、程式化。根据美国传教士A.H.史密斯的调查，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对于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认识标准是：男性“眉清目秀、方面大耳，鼻直口宽，面如敷粉，唇若涂朱”；女性美则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口，瓜子脸，杨柳腰”。这种脸谱式的人物描写方式一直沿袭到晚清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羸弱不堪，徘徊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但受数千年大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国民却深怀民族自豪感，认为符合中华民族审美观的事物才有可能是美好的。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译者们纷纷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去嫁接或改造外国人物形象，以符合国人的审美判断。其结果便是，外国小说中的洋人形象最终以国人耳熟能详的形象出现了。且看程小青的译作《海军密约》中对南欧美人安娜的肖像描写：“安娜貌颇逸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面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惟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She was a striking-looking woman,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large,dark,Italian eyes,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原文中相貌不凡、身材略矮、稍显丰满、长着浓密黑发和美丽橄榄色皮肤的南欧美人，在程小青的笔下被改造成“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斜波流媚，轻盈动人”的中国传统美女。原文中安娜坚强的形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女子弱柳扶风的柔弱形象。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对男性形象的刻画同样落入窠臼，请看周桂笙在译作《毒蛇圈》中对男子的描写：“父女之间没有一点相像的，生成浓眉大眼，粗臂阔肩，矮壮身材，卷曲头发，颔下更生就一部连鬓的浓须。”译作中的洋人男子除了头发卷曲以外，已与中国矮壮男人的形象别无二致。再看吴趼人《电术奇谈》中对青年男子的描写，“此人姓喜，名仲达，伦敦人氏，年方二十八九，身材魁梧，眉清目秀。”此处若不是译者道明男子国籍，现代的读者肯定会误以为译者描述的是一位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可在当时，这种抹杀文化差异的做法却为翻译小说赢得了宝贵的读者资源，成就了译者名利双收的梦想。
四 结语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界对于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误解和偏见不仅使得这段时期的翻译小说被排挤在正统“翻译作品”之外，而且抹杀了译者为促成译作接受而付出的努力。从翻译小说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来看，译者主动迎合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各种期待，积极调节译作的举动无疑是成功的。因而，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我们不能局限于文字或文学价值的判断，还要考虑目标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要求。只有真实地还原出译作的接受环境，我们才有可能开展客观、公正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注：本文系盐城工学院校级课题“描述性翻译规范理论的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KR2010081。
参考文献：
[1] Lev Ji í.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in Venuti,Lawrence（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48.
[2]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7:64.
[3]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26.
[4]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徐修鸿，男，1979—，江苏南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英语教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
关键词：期待规范 翻译小说 翻译变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空前繁盛，谱写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厚厚的章节。然而，此期间的绝大多数译作因偏离原作较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饱受指责，无法跻身于正统“翻译文学”之列，规定性的传统译论也无法对发生在其间的翻译活动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描述性翻译规范理论为研究这段时期的小说翻译提供了绝佳的理论视角，它的研究重点不是译作应该如何，而是译作为何如此，以及导致译作偏离原作的种种社会文化限制。基于迥异的理论视角，我们必然可以对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获得不同的认识。
二 翻译活动中的期待规范
“规范”这一概念源自社会学，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理论家吉瑞·列维率先将“规范”概念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1967年，列维在其构建的“生成模式”中提出：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决策的过程”。这句话的潜在之意是说，无论是在翻译的哪个阶段，包括从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到具体翻译时的词句选择，译者都需要从诸多选项中作出惟一的选择。随后，以色列学者图里首次明确提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认为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之间取舍的产物。基于图里的研究，芬兰学者切斯特曼设想，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存在众多地位、作用和影响均不尽相同的“文化基因”，其中某些“文化基因”会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获得势力和影响力，继而获得大众认可的标准和典范的地位。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基因就是规范。切氏继而将翻译规范划分为期待规范和专业规范。期待规范是由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期待组成的。不同的文化历史时期，流行的期待规范并不相同，读者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目标语文化中流行的翻译传统、文学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可以决定译作最终的文学样式和接受形式。译作进入陌生文化环境时，必然会受到该文化读者期待的制约，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能否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则取决于他们的接受能力。如果译作投合了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则极易在他们内心深处形成共鸣，从而促进译作的接受。因而，译者会主动将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因素合理地加以改写，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
三 期待规范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影响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过程是将外国小说引上本土化道路并加以改造的过程，主要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使用中国人熟悉的人名、地名和符合中国人审美标准的人物形象；（2）保留原作故事情节，换用中国传统小说的体裁和叙事方式；（3）大量删减不符合中国伦理、文学规范的内容；（4）译者借译书添加符合中国传统礼教的内容，以寄托改良社会的理想；（5）时译时著，译著不分，译者拥有很大的自由度。清末民初的读者在诗学、伦理和审美方面对译作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述变异。
1 诗学期待
诗学是一种文化中文学体裁、创作方法以及文学观念的总和。根据勒菲弗尔的解释，“诗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全部的文学手法、体裁、主题、人物、场景原型及其象征意义；二是一种观念：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应该扮演的角色。”清末民初译者为了满足读者的诗学期待，通常顺势而为，启用他们早已轻车熟路的传统文学资源，将外国小说尽可能地向中国传统小说靠拢。首先，在译作的体裁方面，清末民初译者在翻译外国长篇小说时，在宏观结构上大多遵循传统小说的章回体，有时还会增加原文所没有的回目。据郭延礼统计，在具有代表性的《新小说》、《新新小说》和《绣像小说》这三种期刊上的22篇长篇翻译小说中，60%以上采用章回体。其次，译者常改变外国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为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以此投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不仅如此，传统章回小说中衔接上下文的套话也得以沿袭，译作的每个章节大多以“话说”、“且说”、“上回说到”等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话分两头”结束一章内容，有时还会为了展示诗词歌赋才华使用“有诗为证”，给译作蒙上了浓厚的评书色彩。再次，西洋小说中有着大段的自然环境、人物肖像和心理活动的描写，这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并不多见。清末民初译者担心这些描写与主旨无关紧要，甚至可能会使读者烦闷，所以将其直接删去，或者用很短的篇幅加以概括。如林纾所译《黑奴吁天录》，在原作的第一章，斯托夫人花了124个单词来描绘奴隶贩子Haley的外貌和衣着打扮，而到了林纾译文中，这段肖像描写被压缩到31个字，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这样的例子在清末民初的译作中不胜枚举。最后，受到“以文胜质”的翻译传统的影响，清末民初译者大多格外重视译作的文采。在当时的译界，文笔远远比译笔重要。因而，考虑到读者对文采的偏好，译者大多会将译作重新进行润色，如此一来，译作偏离原作更加不足为奇了。
2 伦理期待
清末民初虽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流入，但此涓涓细流一经汇入中国积累了数千年文化的历史长河，便被吞噬，难寻踪迹。封建礼教仍旧是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行为准则，译作倘若与当时中国主流的伦理价值体系发生冲突，其结果无异于飞蛾扑火。因此，译作中不符合中国读者伦理期待的内容大多得以删除。下面这个例子在译界广为人知：蟠溪子在翻译英国小说《迦茵小传》的时侯，便迁就了当时中国的传统礼教，在译文中刻意隐去了迦茵与亨利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除了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同时把亨利违抗父母命令与迦茵自由恋爱的内容也避而不谈，刻画给读者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女子形象。晚清小说理论家寅半生这样赞誉蟠溪子笔下的迦茵，“为人清洁娟好，不染污浊，甘牺牲生命以成人之美，实情界中之天仙”。与此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纾数年后的译本中保留了所有的情节，结果非但没有受到好评，反而遭到中国读者的猛烈抨击。迦茵“圣洁高尚”的形象荡然无存，被扣上“淫贱卑鄙，不知廉耻”的骂名，林纾的译文也因不符合中国的伦理规范，被寅半生斥为“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林纾的遭遇使译者们深刻地意识到，与其违背读者的伦理意识，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去投合读者的伦理期待。于是乎，译者千方百计地把外国小说中的各种人际情感与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联系起来，以满足读者的伦理需求，同时也衍生了许多在现代人看来荒诞可笑的译例。比如在陈景韩翻译的《义勇军》中，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法国少妇玲多娘竟然对交战中的普鲁土士兵称妾：“少妇指大桌子之两侧交并之木椅，语普兵云：‘请少坐，妾为汝等烧肉汁，医汝等饥饿。’”又如林纾自觉地将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和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分别译为《孝女耐儿传》和《英孝子火山报仇录》，而且把《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和《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中的千里寻亲和为母报仇都归结为“孝”的力量。清末民初译者除了积极删改原作以外，还经常增加一些原文所没有的情节，以符合读者的伦理标准。周桂笙在翻译《毒蛇圈》时就在第九回增加了福瑞外出赴宴深夜未归，女儿思念他的一段描写。用吴趼人的话说，因为考虑到既然父亲在外未归时牵念女儿既殷且挚，“若不略写妙儿思念父亲，则以慈、孝两字相衡，未免似有缺点”。又如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对其中提到的哈姆雷特，深恐国人不解，特阐释为“罕木勒特，孝子也”。可见，译者利用读者对传统伦理的期待，尽可能使译作中人物的品性举止符合中国的伦理判断，消除中西方的伦理差异，在促进译作接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译作的变异。
3 审美期待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对人物的描写显得脸谱化、程式化。根据美国传教士A.H.史密斯的调查，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对于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认识标准是：男性“眉清目秀、方面大耳，鼻直口宽，面如敷粉，唇若涂朱”；女性美则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口，瓜子脸，杨柳腰”。这种脸谱式的人物描写方式一直沿袭到晚清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羸弱不堪，徘徊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但受数千年大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国民却深怀民族自豪感，认为符合中华民族审美观的事物才有可能是美好的。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译者们纷纷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去嫁接或改造外国人物形象，以符合国人的审美判断。其结果便是，外国小说中的洋人形象最终以国人耳熟能详的形象出现了。且看程小青的译作《海军密约》中对南欧美人安娜的肖像描写：“安娜貌颇逸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面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惟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She was a striking-looking woman,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large,dark,Italian eyes,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原文中相貌不凡、身材略矮、稍显丰满、长着浓密黑发和美丽橄榄色皮肤的南欧美人，在程小青的笔下被改造成“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斜波流媚，轻盈动人”的中国传统美女。原文中安娜坚强的形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女子弱柳扶风的柔弱形象。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对男性形象的刻画同样落入窠臼，请看周桂笙在译作《毒蛇圈》中对男子的描写：“父女之间没有一点相像的，生成浓眉大眼，粗臂阔肩，矮壮身材，卷曲头发，颔下更生就一部连鬓的浓须。”译作中的洋人男子除了头发卷曲以外，已与中国矮壮男人的形象别无二致。再看吴趼人《电术奇谈》中对青年男子的描写，“此人姓喜，名仲达，伦敦人氏，年方二十八九，身材魁梧，眉清目秀。”此处若不是译者道明男子国籍，现代的读者肯定会误以为译者描述的是一位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可在当时，这种抹杀文化差异的做法却为翻译小说赢得了宝贵的读者资源，成就了译者名利双收的梦想。
四 结语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界对于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误解和偏见不仅使得这段时期的翻译小说被排挤在正统“翻译作品”之外，而且抹杀了译者为促成译作接受而付出的努力。从翻译小说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来看，译者主动迎合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各种期待，积极调节译作的举动无疑是成功的。因而，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我们不能局限于文字或文学价值的判断，还要考虑目标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要求。只有真实地还原出译作的接受环境，我们才有可能开展客观、公正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注：本文系盐城工学院校级课题“描述性翻译规范理论的研究和运用”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KR2010081。
参考文献：
[1] Lev Ji í.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in Venuti,Lawrence（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48.
[2]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7:64.
[3]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26.
[4]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徐修鸿，男，1979—，江苏南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英语教学，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