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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在位于香港北角的一座写字楼里有着著名作家和报人查良镛先生的办公室，八年前我也是在这里跟他做了第一个访问，记得当初我们两个人一坐下来，他就问我要我手里的那个采访提纲，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公平，哪有两个人一过招，先把对方的招数先预习一遍的？还好，我手里拿的并不是什么武林秘籍，只不过是一张字迹潦草的提纲，现在想起来，还让我觉得非常的惭愧。所以这次我学聪明了，所有的问题没有写在纸上，而是记在了这里。
杨澜：查先生，非常感谢您在八年之后再一次接受我的访问，还是在这个办公室，还是有无敌海景。
金庸：希望再过八年，我在16年之后再见到你，但不一定，这个办公室可能没有了。
杨澜：我们约定好啊，我数着日子啊。
金庸：如果八年之后我再有价值，你觉得访问有意思，我跟你谈谈天，聊聊天很高兴的。
杨澜：谢谢您，受宠若惊。查先生，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呢，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不是您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说不要让青少年去学习韦小宝，所以要把他的那个结局写得差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金庸：有过这个想法，因为现在武侠小说修改，改了七年，我全部改完 了。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改，有15 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大概差不多要改，有时候要改大半年，有时候改差不多一年，所以前后改了差不多七年，现在已经全部改完了，新的修改本也已经全部出版了。《鹿鼎记》我酝酿很久，常常也觉得有很多年轻读者他写信给我，说他最喜欢韦小宝，他想模仿韦小宝。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不一定要教人家怎么样做，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一种感染，所以我曾经想过把《鹿鼎记》的结论最后大大修改一下。我想了故事，我想韦小宝他喜欢赌博，他现在很有钱了，我想把他赌博跟人家遇到高手，人家骗他，他把钱输得很厉害，而且现在皇帝很宠幸他，但是后来他走了，皇帝到处找他找不到，所以他跑到云南去，我想就碰到几个老的，老朋友，有个老朋友敲他竹杠，要他多少钱，他就给他钱了，这个老朋友很坏了，要把他抓到北京去见皇帝，他就很怕了，再给他贿赂倒出来，我想在他很倒霉的时候，他几个很不喜欢的太太，逃走三四个人。
杨澜：逃走三四个人，还有三四个人留下来。
金庸：我想使他倒霉的时候受点教训，我想对读者而言这个印象好一 点，但是有很多读者表示反对，实际上我写小说人家赞不赞赏，我不去理他的，但是人家的反对我觉得很有理由。
杨澜：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金庸：他们认为《鹿鼎记》本身这部讽刺性的小说并不是叫人家学哪一个，韦小宝也不是正面的主人公，而且这个小说不是要以主题为主的，我一直主张写小说不要主题为主，而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所以韦小宝这种人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存在，民国时候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上有，台湾有，香港也有，而且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所以我写韦小宝这个人，写他这种个性，写他吹牛，他求生存，这种人中国人好像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就有，是一种特别的现象。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 主要是写阿Q 的一种精神胜利法，我就觉得精神胜利，中国人性格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不打死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且要赚钱，要想自己要发达，什么事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所以我想写这样一种人，韦小宝就是这样一种人，而且无往不利的。韦小宝，中国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人，我就写这样一人，不一定要人家学。所以最后我想既然有这样一种人，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会输的。
杨澜：所以您决定不改这个结局了，还让他继续有着七个老婆和很多的钱财。
金庸：嗯，七个老婆，是。
金庸最终并未修改韦小宝的结局，这也让很多“金迷”都长舒一口气。而在八岁那年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的金庸，又怎会料到日后的自己居然成了万千书迷心中功力最高的那位"帮主"。其实对于当初年幼的金庸来说，他最初的偶像并非是任何奇侠好汉，而就是自己的祖父查文清。
杨澜：我记得八年前跟你做访问的时候，你曾经谈到过自己的祖父他在丹阳做县令，做知县，而且很快要升知府了，是吧？
金庸：对。
杨澜：因为丹阳的教案，他庇护了当地百姓，所以辞官不做。应该说他对您幼年的所谓这种正义感，为民请命这种基本的价值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金庸：不单单是祖父，而且从小受这个教育，中国人教育都是教育做个好人，做正派点的人，都不要做坏事。我祖父干了这个事情对我当然有切身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好人好像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也不能说是希望做好事将来有好报，我今年八十岁，我自己人生经验就是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的。
杨澜：但是仍然要做，是吧？
金庸：好像是问心无愧，然后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好像都对他得起，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唯一觉得心里良心不好过的，就是我跟我太太结了婚之后我有婚外情，我就对她不起。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办法补救了，除此之外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问心无愧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为了将来有好报，好报恐怕没有。
杨澜：除了您祖父的影响之外，像父亲和母亲对您在这方面影响大吗？您当时跟父亲和母亲哪个更加亲密一些？
金庸：我母亲是个很正派的女人，她不会做坏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影响。我父亲开钱庄，做企业，一个地主，但是我觉得他人很好的，但是没什么用，庸庸碌碌的，所以也没什么很重要的影响，我只有一个印象就觉得，我这个父亲好像没用。
杨澜：那时候觉得父亲没有用啊？
金庸：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把钱借给人家，他有时去讨钱，带我一起去了，我觉得人家请他喝酒讲好话，父亲就好像良心很好的，就好像老朋友，这个钱你不还了就算了，人家存钱存在你这里你要还给人家的，所以搞到后来我也很狼狈的，人家问你讨钱，人家借钱不还，我只好自己卖田地卖了垫了还给人家，我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法的。
（本文摘自《杨澜访谈录2008Ⅱ》，杨澜，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杨澜：查先生，非常感谢您在八年之后再一次接受我的访问，还是在这个办公室，还是有无敌海景。
金庸：希望再过八年，我在16年之后再见到你，但不一定，这个办公室可能没有了。
杨澜：我们约定好啊，我数着日子啊。
金庸：如果八年之后我再有价值，你觉得访问有意思，我跟你谈谈天，聊聊天很高兴的。
杨澜：谢谢您，受宠若惊。查先生，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说您正在修改自己的武侠小说，特别是《鹿鼎记》里韦小宝这个人物呢，好像您会对他的结局有所修改，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不是您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了，说不要让青少年去学习韦小宝，所以要把他的那个结局写得差一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金庸：有过这个想法，因为现在武侠小说修改，改了七年，我全部改完 了。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改，有15 部小说，每一部小说大概差不多要改，有时候要改大半年，有时候改差不多一年，所以前后改了差不多七年，现在已经全部改完了，新的修改本也已经全部出版了。《鹿鼎记》我酝酿很久，常常也觉得有很多年轻读者他写信给我，说他最喜欢韦小宝，他想模仿韦小宝。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虽然小说不是社会教科书，不一定要教人家怎么样做，但是如果社会影响不好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好的，所以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的小说之后受到良好的一种感染，所以我曾经想过把《鹿鼎记》的结论最后大大修改一下。我想了故事，我想韦小宝他喜欢赌博，他现在很有钱了，我想把他赌博跟人家遇到高手，人家骗他，他把钱输得很厉害，而且现在皇帝很宠幸他，但是后来他走了，皇帝到处找他找不到，所以他跑到云南去，我想就碰到几个老的，老朋友，有个老朋友敲他竹杠，要他多少钱，他就给他钱了，这个老朋友很坏了，要把他抓到北京去见皇帝，他就很怕了，再给他贿赂倒出来，我想在他很倒霉的时候，他几个很不喜欢的太太，逃走三四个人。
杨澜：逃走三四个人，还有三四个人留下来。
金庸：我想使他倒霉的时候受点教训，我想对读者而言这个印象好一 点，但是有很多读者表示反对，实际上我写小说人家赞不赞赏，我不去理他的，但是人家的反对我觉得很有理由。
杨澜：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金庸：他们认为《鹿鼎记》本身这部讽刺性的小说并不是叫人家学哪一个，韦小宝也不是正面的主人公，而且这个小说不是要以主题为主的，我一直主张写小说不要主题为主，而要表现人性，表现人的情感，所以韦小宝这种人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存在，民国时候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上有，台湾有，香港也有，而且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所以我写韦小宝这个人，写他这种个性，写他吹牛，他求生存，这种人中国人好像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就有，是一种特别的现象。我写韦小宝就想到鲁迅先生写阿Q，他写阿Q 主要是写阿Q 的一种精神胜利法，我就觉得精神胜利，中国人性格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求生存，只要人家不打死我，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而且要赚钱，要想自己要发达，什么事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所以我想写这样一种人，韦小宝就是这样一种人，而且无往不利的。韦小宝，中国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人，我就写这样一人，不一定要人家学。所以最后我想既然有这样一种人，就不一定写他赌钱输了，因为这种人不大会输的。
杨澜：所以您决定不改这个结局了，还让他继续有着七个老婆和很多的钱财。
金庸：嗯，七个老婆，是。
金庸最终并未修改韦小宝的结局，这也让很多“金迷”都长舒一口气。而在八岁那年第一次读武侠小说的金庸，又怎会料到日后的自己居然成了万千书迷心中功力最高的那位"帮主"。其实对于当初年幼的金庸来说，他最初的偶像并非是任何奇侠好汉，而就是自己的祖父查文清。
杨澜：我记得八年前跟你做访问的时候，你曾经谈到过自己的祖父他在丹阳做县令，做知县，而且很快要升知府了，是吧？
金庸：对。
杨澜：因为丹阳的教案，他庇护了当地百姓，所以辞官不做。应该说他对您幼年的所谓这种正义感，为民请命这种基本的价值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金庸：不单单是祖父，而且从小受这个教育，中国人教育都是教育做个好人，做正派点的人，都不要做坏事。我祖父干了这个事情对我当然有切身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好人好像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也不能说是希望做好事将来有好报，我今年八十岁，我自己人生经验就是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的。
杨澜：但是仍然要做，是吧？
金庸：好像是问心无愧，然后朋友也好，子女也好，好像都对他得起，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唯一觉得心里良心不好过的，就是我跟我太太结了婚之后我有婚外情，我就对她不起。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没办法补救了，除此之外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问心无愧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为了将来有好报，好报恐怕没有。
杨澜：除了您祖父的影响之外，像父亲和母亲对您在这方面影响大吗？您当时跟父亲和母亲哪个更加亲密一些？
金庸：我母亲是个很正派的女人，她不会做坏事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的影响。我父亲开钱庄，做企业，一个地主，但是我觉得他人很好的，但是没什么用，庸庸碌碌的，所以也没什么很重要的影响，我只有一个印象就觉得，我这个父亲好像没用。
杨澜：那时候觉得父亲没有用啊？
金庸：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把钱借给人家，他有时去讨钱，带我一起去了，我觉得人家请他喝酒讲好话，父亲就好像良心很好的，就好像老朋友，这个钱你不还了就算了，人家存钱存在你这里你要还给人家的，所以搞到后来我也很狼狈的，人家问你讨钱，人家借钱不还，我只好自己卖田地卖了垫了还给人家，我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法的。
（本文摘自《杨澜访谈录2008Ⅱ》，杨澜，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