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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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北方蒙古政权崇儒兴学,在南宋造成了文化危机意识,从而促进了理宗朝理学官学化的进程.然而,考诸载籍,13世纪前60年的大蒙古国与"儒教帝国"的形象相去甚远;南宋文化精英对"夷狄"始终持有一种刻板认知,对北方社会的文化状况亦十分隔膜,且缺乏兴趣.蒙古国家和华北社会从未被感知为"文化威胁"的来源.敌国外患造成的军事压力,虽为理学地位的抬升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但理学官学化的成因,当于南宋内部政治与思想的发展脉络求之,而与当时北方社会保存汉文化的努力无涉.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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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北京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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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北方蒙古政权崇儒兴学,在南宋造成了文化危机意识,从而促进了理宗朝理学官学化的进程.然而,考诸载籍,13世纪前60年的大蒙古国与"儒教帝国"的形象相去甚远;南宋文化精英对"夷狄"始终持有一种刻板认知,对北方社会的文化状况亦十分隔膜,且缺乏兴趣.蒙古国家和华北社会从未被感知为"文化威胁"的来源.敌国外患造成的军事压力,虽为理学地位的抬升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但理学官学化的成因,当于南宋内部政治与思想的发展脉络求之,而与当时北方社会保存汉文化的努力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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