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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武术事业在贺龙元帅的领导下稳步发展。但好景不长，风云突变。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十年“文革”使中国武术的发展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前进的步伐不得不延缓甚或停滞不前。
1966年5月和8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并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由此，党和国家陷入一场延续十年的内乱之中。在“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势下，武术同其它行业一样也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武术活动因与“武斗”相近、被列为“四旧”项目而基本上被禁止，此时大批武术工作者被扣上“封建遗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等帽子而被关进牛棚，一些正常的武术活动被当做封建糟粕进行了批判，一些武术社团被迫关闭、武术器械被收缴与破坏，古老的拳谱和大量的武术书刊被抄缴烧毁，许多武术文物被毁。尽管如此，武术运动还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挫折中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1972年以后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下，全国性的武术表演、竞赛活动在停顿了6年之后还是得到了逐渐恢复，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武术表演竞赛活动的开展
“文革”期间，武术的竞赛表演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期间，尽管有周恩来等同志保护，但由于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其政治目的，大搞形式主义，只讲突出政治，不许讲胜负和名次，否定比分和技术，妨碍了竞技武术的正常发展。多数武术专业队伍被解散，使得武术运动技术水平迅速下降；同时，国际性武术交流活动几乎被取消，许多有才华的武术运动员由此耽误了运动青春。
（一）全面瘫痪的武术竞赛表演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能保证专业运动队的技术水平，荣高棠同志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运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的报告，经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同志同意后转发到各级体委。但是，形势随即发生了逆转。1967年1月，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陶铸，将这份训练建议作为其抵制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状”之一。此后，政治斗争完全代替了运动训练，中国的竞技体育活动由是完全停止，整个训练系统几乎崩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武术的竞赛表演活动已处于几乎瘫痪的状态。但一些有识之士并没有放弃钟爱的武术事业。如北京什刹海体校武术教练吴彬的武术班被解散后，吴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协助下，组织了一支职工武术队。另外，北京顺义体校的杜凤儒、西城体校的张益明、东城体校的李秉慈和刘洪池、少年宫体校的赵惠明、朝阳体校的齐谋业、宣武体校的方世锦和金本禹、怀柔体校的王维发、平谷的赵家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董世明和刘高明等武术教练都像吴彬一样是这个时期“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1〕，为武术血脉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二）武术竞赛表演活动的逐渐恢复
1971年，中国的体育形势出现新的转机，一些省市开始利用简陋的条件积极恢复武术的训练活动。如吴彬在1970年就开始重新着手组建体校的小武术队，他顶着烈日穿梭于北京市的各个学校挑选小运动员，最终挑选出李连杰、李霞、严平、李金恒、张桂凤、崔亚辉、孙建明、张宏梅、唐来伟、喻少文、黄秋燕、王群、王建军、李志洲、郝志华、吕燕等二十余人〔2〕。这些人后来均成为中国的优秀武术运动员。
1971年，王猛将军被周恩来点将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在王猛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武术事业又开始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197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上重要的一年。2月1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达了《关于国家体委改由国务院领导的通知》，由此，国家体委的工作关系开始理顺。该年不但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会议，而且武术表演大会开始启动。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吴彬的小武术队的表演成为重大活动开幕式必不可少的节目。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花儿朵朵》，副标题为“记北京业余体校少年武术班”，拿到国内外放映，成为介绍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3〕。
1972年，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武术表演大会。尽管当时没有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但在当时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电影枯燥地充斥人们业余生活的时代里，武术表演大会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是引来了众多的观众。表演一开始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等到“扁担与大铲”对练最后出场时，更是把表演推向高潮。套路中严谨合理的攻防，连贯顺达的动作引来观众一阵阵的掌声。
1972年，还在山东济南举行了由夏柏华出任裁判长、十几个单位参加、“文革”期间恢复的第一次武术比赛——华东地区武术比赛。这次比赛中裁判长夏柏华发现，参赛的武术套路带有浓烈的“文革色彩”，与芭蕾舞没有什么区别，远远看去，又特别像自由体操。套路中那飘然的动作自然而然使人们想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主人公吴琼华；起势和停顿动作又搀杂了样板戏的亮相，有的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有的像《沙家浜》中的郭建光等。武术已经被舞蹈、体操替代了。尽管如此，北京北海公园的武术表演大会和华东地区武术比赛的成功举办，还是打破了“文革”以来武术运动的沉寂局面。由此，武术竞赛活动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发展。
（三）武术竞赛规则的修改
随着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旧的规则已不能适应竞技武术的发展。1973年，国家体委决定对1959年制定的《武术竞赛规则》进行修订。北京体育学院的张文广、国家体委的李天骥、成都体育学院的习云泰、武汉体育学院的温敬铭、上海体育学院的王菊蓉、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德印、云南省武术队的何福生、人民体育出版社的王杰等接受了这项修订任务。由于武术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已经成为群众性的一项重要体育运动项目，所以这次修订规则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突出武术运动的特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在重点发展长拳、太极拳等项目的基础上，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拳种，如形意、八卦、通臂、软器械、对练等加以发展；同时，扶植一部分成熟的武术新动作、新技术”〔4〕。在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新的武术竞赛规则终于修订成功。 （四）武术姓“武”还是姓“舞”的争论
“遍地花草”，与戏剧、舞蹈、体操相结合的武术表演，使参观的民间武术家形成了对武术运动的错误认识，误导了众多的民间武术家。从而使民间武术家把这种“舞术”当成了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登上“大雅之堂”——全国武术比赛的赛场。
北京郊县一个先进的“样板村”有一位民间武术家，在当地十分有名望。这位武术家一直想参加全国武术比赛，但未能如愿。为此，他自费到济南观摩了那次武术比赛。看后，他恍然大悟，认为自己所练的武术太土了，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回到北京后，他马上请一位“舞蹈派”的“高师”到村里教授武术，怕别人看见，还特意搞了一个“封闭式训练”。有一次，一位来“样板村”参观的外国人要求学习老武术家的武术，这位武术家把自己练了几十年的传统拳法教给了这个外国人，事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说：“我教的全是我师傅传下来的那些土玩艺，咱们那些新东西我一点儿都没露”〔5〕。这不是笑话，而是民间传统武术的悲哀，“样板武术”的消极影响可见一斑。
在“样板武术”的影响下，有些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为此武术界关于“武”、“舞”的争论不断升级。1972年之后，“两派”之争相持不下。
对于武术的这种“革命化”、“样板式”转化，国家体委的部分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国家体委一位分管武术的领导在会上对武术的发展前景表示了由衷的乐观，他认为“武术已经成功地走入了一个新纪元”，他说：“我们武术技巧的发展太快了，现在运动员表演一个套路，我计算了一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空中做动作，十分精彩，希望同志们总结经验，大力推广”。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武术姓“武”还是姓“舞”的争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讲技击是国民党的武术观〔6〕。他这种“扣高帽”的做法果然奏效，一些提倡武术姓“武”者，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教的老拳师哑口无言，因为他们知道在“文革”这种特殊时期这句话的分量。
“大炮”夏柏华对领导的这些话有不同的意见，在这场“武”与“舞”的争论中，他始终坚持武术集教育、健身、防身三大功能为一体、删掉任何一部分都不是武术的观点。他说：“我真想不到，在70年代第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比赛之后，竟然还会飞出吓人的大帽子！反右时‘惟技击论’是定右派的标准之一，现在又改为国民党的武术观？国民党的武术观讲技击，难道共产党的武术观就不讲技击吗？”〔7〕
以夏柏华为代表的这些人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武术过于“舞化”的倾向、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为改革开放后武术对抗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风雨飘零的学校武术
1971年，在“四人帮”一伙控制、策划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将“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来的教育概括为“两个估计”：解放后17年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论”）；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新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教育事业被全盘否定，学校武术教育遭受严重的摧残。1971年，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尤其是同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自我毁灭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秩序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武术又重新得到了学校的重视。此时，北京体育学院的武术教学具有典型意义，其主要活动如下：
（一）“样板武术”的创编活动
武术要从“四旧”中走出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为此武术教研室的老师们灵机一动，打着岳飞抗金的旗号开始传授《满江红》。这一“革命行动”果然奏效，院领导对此大加称赞。沿着这个思路，武术教研室的教师又以武术动作为元素创编了好几套语录拳。
1966年4月，北京体育学院武术教研室根据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编排了武舞《蝶恋花》。在这套武舞里，加入了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亮相、《沙家浜》中新四军的造型，同时还可以边唱边练〔8〕。这种新颖的形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传承武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以后武术套路的变革提供了思路。
“文革”中，原有的大学教师由于被认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而让分赴农村、工厂、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和再教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北京体育学院“武术革命战斗队”来到了南口机械车辆厂探索体育教育改革、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这里，武术教研室的老师们根据工人劳动的特点，创编、改编了一些武术套路。如张文广创编了“大小铁锤”套路，深受人们喜爱。后来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十一”庆祝晚会和北京体育学院接待外宾时表演过〔9〕；门惠丰则把工人锉锉的“革命动作”编进了太极拳。为了“突出政治”，夏柏华和门惠丰还给工人们表演了由刀与朴刀对练演变而来的扁担和铁锨对练〔10〕，对当时丰富工人们的业余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北京体育学院武术教研室创编的集戏剧、舞蹈、歌剧于一体的武术“混血儿”——《蝶恋花》武术套路，还是张文广创编的“大小铁锤”套路，既突出了政治，又符合了当时的要求。这种新颖的形式，在得到人们赞赏、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巧妙地保证了武术技术的传承。
（二）“青训队”的武术训练活动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影响，体育项目已受到严重的影响，出现了后备人才不足的情况。周恩来高瞻远瞩，为全面培养各个体育项目的后备力量、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责令成立“青训队”。为响应这一号召，北京体育学院各专业也开始成立中队，其中武术青训队由夏柏华和门惠丰负责。
夏柏华、门惠丰因材施教，他们根据这些少年儿童的特点，以武术的基本功、基本动作为基础专门为青训队创编了一套“小拳”。训练没有多长时间，他们那整齐划一、快速有力的动作，连贯流畅的招法，充满稚气的脸庞很惹人注目。
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乘坐的“76精神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没过多久，基辛格博士就在江青和国家体委副主任李青川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武术表演。孩子们鲜艳的服装，干脆利落的动作，引来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基辛格博士连连称赞，高兴地问：“这真好！我从未见过！它叫什么运动项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青川说这是中国武术。随后，基辛格博士试探性地问：“我们想邀请中国武术团到美国去访问，行吗？”后来，经过双方的努力，终于在1974年成行〔11〕。 北京体育学院小青训队在中国体育文化荒芜的岁月里，就像一粒耀眼的火种，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振奋，更重要的是向人们传播着武术千百年来坚韧不拔的精神〔12〕。基辛格的到来，又无意间给武术运动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武术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三、挫折中的群众武术活动
十年“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武术活动虽然被作为“四旧”列入禁止行列，但武术运动依然在群众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地传承和发展。
（一）大寨村里的武术队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的一封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对这个说法进行批驳，毛泽东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13〕。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中国急需要一个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样板”，大寨适时出现了。在陈永贵的带领下，1953年至1963年，大寨人经过艰苦劳动、科学种田而逐渐受到了上级有关领导的关注。1964年，毛泽东把大寨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成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人为迎接四面八方的“取经”队伍，为突出“占领农村业余文化阵地”而组织了专门的体育和文艺队伍。也许由于中国武术的独特魅力，也许由于中国武术的“草根性”，它与农民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大寨人研究决定组建一支娃娃武术队。于是，1974年，北京体育学院的夏柏华被中央征调前往大寨村组建、训练这支队伍。
在夏柏华的精心培育下，“大寨小武术队”渐渐有了名气，曾到国外作巡回演出。有一次，江青到大寨参观，看罢武术表演连连称赞，并责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到大寨，专门为小武术队拍了部彩色专题片在全国放映，引起轰动。各地纷纷效仿大寨的这种做法，成立了小武术班。如1975年康戈武就先后到河北省遵化市沙石峪、天津小靳庄、大庆体校武术队指导、教授武术，武术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发展。
（二）陈照丕、陈照奎传拳陈家沟
河南温县陈家沟是陈式太极拳的发源地，从明末陈王廷以来习武不断。1958年春节，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班的陈照丕回乡探亲令他大失所望。此时能够传授太极拳的人所剩无几。陈家沟只有陈发科的一个徒弟王雁还带着几个徒弟练习太极拳。眼看故乡的太极拳濒临失传，65岁的陈照丕心如刀割，毅然决定退休回家教拳，把陈家沟太极拳的香火传递下去。就这样，陈家沟习拳的热闹场面逐渐恢复。
1966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揭开陈家沟的盖子》在《河南日报》上刊发，文章说陈家沟搞家族制、宗派主义，是封建的堡垒。六七月间，集结起来的二百多个红卫兵直扑陈家祖坟，平了陈家祖坟，砸了陈家碑林。当天晚上，陈小旺、陈正雷等陈氏族人悄悄来到坟地，偷偷将陈卜、陈王廷等主要人物的石碑挖个坑藏了起来。而其它的则被红卫兵运走修桥、铺路或砌了猪圈。更为气愤的是，1968年因为公社要建面粉厂，陈家祠堂也被拆毁了。就这样，满载陈式太极拳历史信息的陈家碑林、家庙被毁了。
为更好地传承太极拳，陈照丕采取了“随屈就伸，人刚我柔”的策略，创编了“语录拳”、“诗词拳”。走到那里就唱到那里，走到那里就练到那里。这样一转化，造反派再没有人敢反对老人打拳了。1969年“九大”召开后，毛泽东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全国的局势逐渐好转。就在这一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毛主席语录：“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爬山、游泳、打太极拳。……”有了这一“最高指示”，陈家沟练拳开始由秘密转向公开。1973年陈照丕不幸病逝后，陈家沟党支部副书记王西安等特派陈茂森赴北京请回陈照奎继续传授太极拳。
在陈照丕和陈照奎的努力下，陈家沟涌现出了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朱天才等一大批优秀太极拳传承者，从而使太极拳这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保护。
四、武术的对外交往活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的外事工作一度陷入混乱和困境。1971年“乒乓外交”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亚洲体育运动联合会的权利得以确认，并参加了1974年在伊朗德黑兰举办的第7届亚运会。武术的对外交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一）访问美国
1971年10月，美国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曾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提出邀请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周恩来给予了肯定回答，并责成外交部、文化部和国家体委共同负责此事。1973年访问任务正式下达，武术代表队成为继乒乓球、国家体操队之后于中美正式建交前访美的第三支代表队。党中央和国家体委对此极为重视，为充分展现武术的风采、提高表演效果，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最后，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由郭雷任团长、张山和王家栋任副团长的中国武术代表团正式成立。
1974年6月21日至7月15日，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先后在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表演了16场。美国政府对中国武术代表团的访问特别重视，派出专机到香港接运代表团成员；在美国境内，安排专职安全保卫人员24人（其中4-5人为贴身警卫）进行保护。中国武术代表团来到华盛顿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德森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说：我代表美国国务院热烈欢迎中国武术代表团来访。你们的访问进一步标志着美中两国关系的日益发展。”正在欧洲访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也表示要观看中国武术代表团的表演。果然，7月10日回到华盛顿的基辛格夫妇观看了表演，12日下午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在白宫玫瑰园会见了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员。李连杰、吕燕、崔亚辉向尼克松献了花，吕燕演练了峨嵋剑，李连杰、吕燕和崔亚辉共同演练了三人对拳。尼克松看后发表感慨说：“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国之间从1972年开始的一系列互访中的一次。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又一明证。”〔14〕 需要注意的是，1974年6月5日至6月21日，中国武术代表团还访问了墨西哥，美国回来经过香港时（7月17日至22日），又在香港进行了表演，同样引起轰动。正是在香港期间，长城电影公司的傅奇发现了李连杰的表演天赋，欲邀其充任该公司武打演员，但遭到了教练吴彬的婉言谢绝〔15〕。
（二）对其它国家的访问及来访
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并观看了运动员的精彩表演，这对国内外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6〕。随后，中外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从1975-1985年的10年中，每年都有2-3次武术代表团出国访问的任务。有时还安排不开。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期间，已访问了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17〕，其中尤其与日本（下转第26页）（上接第5页）的武术交流更为频繁。
1974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我国的少年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日本的东京、藤泽、金泽、松元等地，表演43场〔18〕。
1975年5月13日至7月8日，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参加了莫桑比克的独立大典，并访问了南布拉等城市，共表演了30场。1975年10月3日至12月11日，中国武术、技巧代表团又访问了埃及、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6个国家的22个城市，表演44场。
1976年5月13日至6月28日，中国武术、技巧代表团访问了菲律宾和缅甸。同年11月2日至16日，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了越南〔19〕。
出访之外，也有来访。1974年6月5日至17日，日本太极拳代表团访问了我国的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1975年2月21日至3月12日，以宗道臣为团长的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我国的北京、西安、南京、扬州、苏州、上海等地。1975年10月3日至24日，以三浦英夫为团长的日本太极拳代表团访问了我国的北京、上海、延安、西安等地。〔20〕
1976年5月6日至23日，以宗道臣为团长的日本少林寺拳法地代表团再次访问了我国的北京、哈尔滨、大庆油田、长春、沈阳等地。另外，1976年11月10日至24日，日本太极拳学习团访问了我国的北京、广州、桂林和上海等地〔21〕。
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武术成为出访地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显现，为以后武术走向世界做好了良好的铺垫。
“文革”十年，中国武术依然在困境中前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武术的顽强生命力。这也预示着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中国武术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参考文献
〔1〕〔2〕〔3〕〔5〕〔6〕〔7〕〔8〕〔10〕〔11〕〔12〕〔14〕〔17〕昌沧，王友唐，郭博文等??四牛武缘〔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4〕〔9〕张文广??我的武术生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13〕陈春梅??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5〕老来??李连杰画传〔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16〕昌沧??人心齐 泰山移——忆《中华武术》杂志创刊前后〔J〕??体育文化导刊，2002，1：71.
〔18〕〔19〕〔20〕〔21〕中国体育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体育年鉴（1973-1974）〔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阎 彬）
1966年5月和8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并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由此，党和国家陷入一场延续十年的内乱之中。在“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势下，武术同其它行业一样也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武术活动因与“武斗”相近、被列为“四旧”项目而基本上被禁止，此时大批武术工作者被扣上“封建遗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等帽子而被关进牛棚，一些正常的武术活动被当做封建糟粕进行了批判，一些武术社团被迫关闭、武术器械被收缴与破坏，古老的拳谱和大量的武术书刊被抄缴烧毁，许多武术文物被毁。尽管如此，武术运动还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挫折中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1972年以后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下，全国性的武术表演、竞赛活动在停顿了6年之后还是得到了逐渐恢复，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武术表演竞赛活动的开展
“文革”期间，武术的竞赛表演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期间，尽管有周恩来等同志保护，但由于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其政治目的，大搞形式主义，只讲突出政治，不许讲胜负和名次，否定比分和技术，妨碍了竞技武术的正常发展。多数武术专业队伍被解散，使得武术运动技术水平迅速下降；同时，国际性武术交流活动几乎被取消，许多有才华的武术运动员由此耽误了运动青春。
（一）全面瘫痪的武术竞赛表演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能保证专业运动队的技术水平，荣高棠同志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运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的报告，经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同志同意后转发到各级体委。但是，形势随即发生了逆转。1967年1月，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陶铸，将这份训练建议作为其抵制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状”之一。此后，政治斗争完全代替了运动训练，中国的竞技体育活动由是完全停止，整个训练系统几乎崩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武术的竞赛表演活动已处于几乎瘫痪的状态。但一些有识之士并没有放弃钟爱的武术事业。如北京什刹海体校武术教练吴彬的武术班被解散后，吴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协助下，组织了一支职工武术队。另外，北京顺义体校的杜凤儒、西城体校的张益明、东城体校的李秉慈和刘洪池、少年宫体校的赵惠明、朝阳体校的齐谋业、宣武体校的方世锦和金本禹、怀柔体校的王维发、平谷的赵家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董世明和刘高明等武术教练都像吴彬一样是这个时期“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1〕，为武术血脉的传承奠定了基础。
（二）武术竞赛表演活动的逐渐恢复
1971年，中国的体育形势出现新的转机，一些省市开始利用简陋的条件积极恢复武术的训练活动。如吴彬在1970年就开始重新着手组建体校的小武术队，他顶着烈日穿梭于北京市的各个学校挑选小运动员，最终挑选出李连杰、李霞、严平、李金恒、张桂凤、崔亚辉、孙建明、张宏梅、唐来伟、喻少文、黄秋燕、王群、王建军、李志洲、郝志华、吕燕等二十余人〔2〕。这些人后来均成为中国的优秀武术运动员。
1971年，王猛将军被周恩来点将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在王猛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武术事业又开始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197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上重要的一年。2月1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达了《关于国家体委改由国务院领导的通知》，由此，国家体委的工作关系开始理顺。该年不但召开了全国训练工作会议，而且武术表演大会开始启动。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吴彬的小武术队的表演成为重大活动开幕式必不可少的节目。后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花儿朵朵》，副标题为“记北京业余体校少年武术班”，拿到国内外放映，成为介绍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3〕。
1972年，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武术表演大会。尽管当时没有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但在当时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电影枯燥地充斥人们业余生活的时代里，武术表演大会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是引来了众多的观众。表演一开始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等到“扁担与大铲”对练最后出场时，更是把表演推向高潮。套路中严谨合理的攻防，连贯顺达的动作引来观众一阵阵的掌声。
1972年，还在山东济南举行了由夏柏华出任裁判长、十几个单位参加、“文革”期间恢复的第一次武术比赛——华东地区武术比赛。这次比赛中裁判长夏柏华发现，参赛的武术套路带有浓烈的“文革色彩”，与芭蕾舞没有什么区别，远远看去，又特别像自由体操。套路中那飘然的动作自然而然使人们想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主人公吴琼华；起势和停顿动作又搀杂了样板戏的亮相，有的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有的像《沙家浜》中的郭建光等。武术已经被舞蹈、体操替代了。尽管如此，北京北海公园的武术表演大会和华东地区武术比赛的成功举办，还是打破了“文革”以来武术运动的沉寂局面。由此，武术竞赛活动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发展。
（三）武术竞赛规则的修改
随着武术竞赛活动的开展，旧的规则已不能适应竞技武术的发展。1973年，国家体委决定对1959年制定的《武术竞赛规则》进行修订。北京体育学院的张文广、国家体委的李天骥、成都体育学院的习云泰、武汉体育学院的温敬铭、上海体育学院的王菊蓉、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德印、云南省武术队的何福生、人民体育出版社的王杰等接受了这项修订任务。由于武术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已经成为群众性的一项重要体育运动项目，所以这次修订规则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突出武术运动的特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在重点发展长拳、太极拳等项目的基础上，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拳种，如形意、八卦、通臂、软器械、对练等加以发展；同时，扶植一部分成熟的武术新动作、新技术”〔4〕。在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新的武术竞赛规则终于修订成功。 （四）武术姓“武”还是姓“舞”的争论
“遍地花草”，与戏剧、舞蹈、体操相结合的武术表演，使参观的民间武术家形成了对武术运动的错误认识，误导了众多的民间武术家。从而使民间武术家把这种“舞术”当成了武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登上“大雅之堂”——全国武术比赛的赛场。
北京郊县一个先进的“样板村”有一位民间武术家，在当地十分有名望。这位武术家一直想参加全国武术比赛，但未能如愿。为此，他自费到济南观摩了那次武术比赛。看后，他恍然大悟，认为自己所练的武术太土了，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回到北京后，他马上请一位“舞蹈派”的“高师”到村里教授武术，怕别人看见，还特意搞了一个“封闭式训练”。有一次，一位来“样板村”参观的外国人要求学习老武术家的武术，这位武术家把自己练了几十年的传统拳法教给了这个外国人，事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说：“我教的全是我师傅传下来的那些土玩艺，咱们那些新东西我一点儿都没露”〔5〕。这不是笑话，而是民间传统武术的悲哀，“样板武术”的消极影响可见一斑。
在“样板武术”的影响下，有些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为此武术界关于“武”、“舞”的争论不断升级。1972年之后，“两派”之争相持不下。
对于武术的这种“革命化”、“样板式”转化，国家体委的部分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国家体委一位分管武术的领导在会上对武术的发展前景表示了由衷的乐观，他认为“武术已经成功地走入了一个新纪元”，他说：“我们武术技巧的发展太快了，现在运动员表演一个套路，我计算了一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空中做动作，十分精彩，希望同志们总结经验，大力推广”。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武术姓“武”还是姓“舞”的争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讲技击是国民党的武术观〔6〕。他这种“扣高帽”的做法果然奏效，一些提倡武术姓“武”者，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教的老拳师哑口无言，因为他们知道在“文革”这种特殊时期这句话的分量。
“大炮”夏柏华对领导的这些话有不同的意见，在这场“武”与“舞”的争论中，他始终坚持武术集教育、健身、防身三大功能为一体、删掉任何一部分都不是武术的观点。他说：“我真想不到，在70年代第一次全国性的武术比赛之后，竟然还会飞出吓人的大帽子！反右时‘惟技击论’是定右派的标准之一，现在又改为国民党的武术观？国民党的武术观讲技击，难道共产党的武术观就不讲技击吗？”〔7〕
以夏柏华为代表的这些人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武术过于“舞化”的倾向、促进了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为改革开放后武术对抗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风雨飘零的学校武术
1971年，在“四人帮”一伙控制、策划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将“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来的教育概括为“两个估计”：解放后17年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论”）；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其影响，新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教育事业被全盘否定，学校武术教育遭受严重的摧残。1971年，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尤其是同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自我毁灭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秩序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武术又重新得到了学校的重视。此时，北京体育学院的武术教学具有典型意义，其主要活动如下：
（一）“样板武术”的创编活动
武术要从“四旧”中走出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为此武术教研室的老师们灵机一动，打着岳飞抗金的旗号开始传授《满江红》。这一“革命行动”果然奏效，院领导对此大加称赞。沿着这个思路，武术教研室的教师又以武术动作为元素创编了好几套语录拳。
1966年4月，北京体育学院武术教研室根据毛泽东的诗词《蝶恋花》编排了武舞《蝶恋花》。在这套武舞里，加入了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亮相、《沙家浜》中新四军的造型，同时还可以边唱边练〔8〕。这种新颖的形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传承武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以后武术套路的变革提供了思路。
“文革”中，原有的大学教师由于被认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而让分赴农村、工厂、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和再教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北京体育学院“武术革命战斗队”来到了南口机械车辆厂探索体育教育改革、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这里，武术教研室的老师们根据工人劳动的特点，创编、改编了一些武术套路。如张文广创编了“大小铁锤”套路，深受人们喜爱。后来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十一”庆祝晚会和北京体育学院接待外宾时表演过〔9〕；门惠丰则把工人锉锉的“革命动作”编进了太极拳。为了“突出政治”，夏柏华和门惠丰还给工人们表演了由刀与朴刀对练演变而来的扁担和铁锨对练〔10〕，对当时丰富工人们的业余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北京体育学院武术教研室创编的集戏剧、舞蹈、歌剧于一体的武术“混血儿”——《蝶恋花》武术套路，还是张文广创编的“大小铁锤”套路，既突出了政治，又符合了当时的要求。这种新颖的形式，在得到人们赞赏、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巧妙地保证了武术技术的传承。
（二）“青训队”的武术训练活动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文革”的影响，体育项目已受到严重的影响，出现了后备人才不足的情况。周恩来高瞻远瞩，为全面培养各个体育项目的后备力量、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责令成立“青训队”。为响应这一号召，北京体育学院各专业也开始成立中队，其中武术青训队由夏柏华和门惠丰负责。
夏柏华、门惠丰因材施教，他们根据这些少年儿童的特点，以武术的基本功、基本动作为基础专门为青训队创编了一套“小拳”。训练没有多长时间，他们那整齐划一、快速有力的动作，连贯流畅的招法，充满稚气的脸庞很惹人注目。
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乘坐的“76精神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没过多久，基辛格博士就在江青和国家体委副主任李青川的陪同下参观了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武术表演。孩子们鲜艳的服装，干脆利落的动作，引来阵阵掌声。表演结束后，基辛格博士连连称赞，高兴地问：“这真好！我从未见过！它叫什么运动项目？”国家体委副主任李青川说这是中国武术。随后，基辛格博士试探性地问：“我们想邀请中国武术团到美国去访问，行吗？”后来，经过双方的努力，终于在1974年成行〔11〕。 北京体育学院小青训队在中国体育文化荒芜的岁月里，就像一粒耀眼的火种，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振奋，更重要的是向人们传播着武术千百年来坚韧不拔的精神〔12〕。基辛格的到来，又无意间给武术运动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武术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三、挫折中的群众武术活动
十年“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武术活动虽然被作为“四旧”列入禁止行列，但武术运动依然在群众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地传承和发展。
（一）大寨村里的武术队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的一封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对这个说法进行批驳，毛泽东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13〕。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中国急需要一个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样板”，大寨适时出现了。在陈永贵的带领下，1953年至1963年，大寨人经过艰苦劳动、科学种田而逐渐受到了上级有关领导的关注。1964年，毛泽东把大寨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成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人为迎接四面八方的“取经”队伍，为突出“占领农村业余文化阵地”而组织了专门的体育和文艺队伍。也许由于中国武术的独特魅力，也许由于中国武术的“草根性”，它与农民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大寨人研究决定组建一支娃娃武术队。于是，1974年，北京体育学院的夏柏华被中央征调前往大寨村组建、训练这支队伍。
在夏柏华的精心培育下，“大寨小武术队”渐渐有了名气，曾到国外作巡回演出。有一次，江青到大寨参观，看罢武术表演连连称赞，并责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到大寨，专门为小武术队拍了部彩色专题片在全国放映，引起轰动。各地纷纷效仿大寨的这种做法，成立了小武术班。如1975年康戈武就先后到河北省遵化市沙石峪、天津小靳庄、大庆体校武术队指导、教授武术，武术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发展。
（二）陈照丕、陈照奎传拳陈家沟
河南温县陈家沟是陈式太极拳的发源地，从明末陈王廷以来习武不断。1958年春节，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班的陈照丕回乡探亲令他大失所望。此时能够传授太极拳的人所剩无几。陈家沟只有陈发科的一个徒弟王雁还带着几个徒弟练习太极拳。眼看故乡的太极拳濒临失传，65岁的陈照丕心如刀割，毅然决定退休回家教拳，把陈家沟太极拳的香火传递下去。就这样，陈家沟习拳的热闹场面逐渐恢复。
1966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揭开陈家沟的盖子》在《河南日报》上刊发，文章说陈家沟搞家族制、宗派主义，是封建的堡垒。六七月间，集结起来的二百多个红卫兵直扑陈家祖坟，平了陈家祖坟，砸了陈家碑林。当天晚上，陈小旺、陈正雷等陈氏族人悄悄来到坟地，偷偷将陈卜、陈王廷等主要人物的石碑挖个坑藏了起来。而其它的则被红卫兵运走修桥、铺路或砌了猪圈。更为气愤的是，1968年因为公社要建面粉厂，陈家祠堂也被拆毁了。就这样，满载陈式太极拳历史信息的陈家碑林、家庙被毁了。
为更好地传承太极拳，陈照丕采取了“随屈就伸，人刚我柔”的策略，创编了“语录拳”、“诗词拳”。走到那里就唱到那里，走到那里就练到那里。这样一转化，造反派再没有人敢反对老人打拳了。1969年“九大”召开后，毛泽东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全国的局势逐渐好转。就在这一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毛主席语录：“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爬山、游泳、打太极拳。……”有了这一“最高指示”，陈家沟练拳开始由秘密转向公开。1973年陈照丕不幸病逝后，陈家沟党支部副书记王西安等特派陈茂森赴北京请回陈照奎继续传授太极拳。
在陈照丕和陈照奎的努力下，陈家沟涌现出了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朱天才等一大批优秀太极拳传承者，从而使太极拳这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保护。
四、武术的对外交往活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的外事工作一度陷入混乱和困境。1971年“乒乓外交”后，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3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亚洲体育运动联合会的权利得以确认，并参加了1974年在伊朗德黑兰举办的第7届亚运会。武术的对外交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一）访问美国
1971年10月，美国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曾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提出邀请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周恩来给予了肯定回答，并责成外交部、文化部和国家体委共同负责此事。1973年访问任务正式下达，武术代表队成为继乒乓球、国家体操队之后于中美正式建交前访美的第三支代表队。党中央和国家体委对此极为重视，为充分展现武术的风采、提高表演效果，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最后，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由郭雷任团长、张山和王家栋任副团长的中国武术代表团正式成立。
1974年6月21日至7月15日，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先后在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表演了16场。美国政府对中国武术代表团的访问特别重视，派出专机到香港接运代表团成员；在美国境内，安排专职安全保卫人员24人（其中4-5人为贴身警卫）进行保护。中国武术代表团来到华盛顿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德森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说：我代表美国国务院热烈欢迎中国武术代表团来访。你们的访问进一步标志着美中两国关系的日益发展。”正在欧洲访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也表示要观看中国武术代表团的表演。果然，7月10日回到华盛顿的基辛格夫妇观看了表演，12日下午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在白宫玫瑰园会见了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员。李连杰、吕燕、崔亚辉向尼克松献了花，吕燕演练了峨嵋剑，李连杰、吕燕和崔亚辉共同演练了三人对拳。尼克松看后发表感慨说：“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国之间从1972年开始的一系列互访中的一次。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又一明证。”〔14〕 需要注意的是，1974年6月5日至6月21日，中国武术代表团还访问了墨西哥，美国回来经过香港时（7月17日至22日），又在香港进行了表演，同样引起轰动。正是在香港期间，长城电影公司的傅奇发现了李连杰的表演天赋，欲邀其充任该公司武打演员，但遭到了教练吴彬的婉言谢绝〔15〕。
（二）对其它国家的访问及来访
1974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并观看了运动员的精彩表演，这对国内外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6〕。随后，中外武术交流越来越多，“从1975-1985年的10年中，每年都有2-3次武术代表团出国访问的任务。有时还安排不开。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期间，已访问了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17〕，其中尤其与日本（下转第26页）（上接第5页）的武术交流更为频繁。
1974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我国的少年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日本的东京、藤泽、金泽、松元等地，表演43场〔18〕。
1975年5月13日至7月8日，中国武术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参加了莫桑比克的独立大典，并访问了南布拉等城市，共表演了30场。1975年10月3日至12月11日，中国武术、技巧代表团又访问了埃及、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6个国家的22个城市，表演44场。
1976年5月13日至6月28日，中国武术、技巧代表团访问了菲律宾和缅甸。同年11月2日至16日，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了越南〔19〕。
出访之外，也有来访。1974年6月5日至17日，日本太极拳代表团访问了我国的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1975年2月21日至3月12日，以宗道臣为团长的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我国的北京、西安、南京、扬州、苏州、上海等地。1975年10月3日至24日，以三浦英夫为团长的日本太极拳代表团访问了我国的北京、上海、延安、西安等地。〔20〕
1976年5月6日至23日，以宗道臣为团长的日本少林寺拳法地代表团再次访问了我国的北京、哈尔滨、大庆油田、长春、沈阳等地。另外，1976年11月10日至24日，日本太极拳学习团访问了我国的北京、广州、桂林和上海等地〔21〕。
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武术成为出访地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武术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显现，为以后武术走向世界做好了良好的铺垫。
“文革”十年，中国武术依然在困境中前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武术的顽强生命力。这也预示着一旦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中国武术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参考文献
〔1〕〔2〕〔3〕〔5〕〔6〕〔7〕〔8〕〔10〕〔11〕〔12〕〔14〕〔17〕昌沧，王友唐，郭博文等??四牛武缘〔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4〕〔9〕张文广??我的武术生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13〕陈春梅??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5〕老来??李连杰画传〔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16〕昌沧??人心齐 泰山移——忆《中华武术》杂志创刊前后〔J〕??体育文化导刊，2002，1：71.
〔18〕〔19〕〔20〕〔21〕中国体育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体育年鉴（1973-1974）〔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