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印度人Sharma往微信群丢了份调研报告。他是一家中国初创公司合伙人，从大公司出来创业后，经常熬夜到凌晨。
　　 清晨6点，刚醒来的Arun在昌平区租来的公寓里练瑜伽。两个小时后，他吃过妻子准备的早餐，花一个多小时坐地铁，抵达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互联网大厂上班。
　　 2015年，国内掀起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潮，印度是主战场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出现在中国互联网大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看准时机，在北京创立公司承接出海公司的业务。
　　 这些年轻人不满足于仅在印度发展，他们带着冒险精神，奔赴陌生国度，在北京不断打拼。有的人从一份苦工做起、不断跳槽、一漂再漂;有的人在北京求学，追寻中国梦，默默地在这片土地上累积财富，并试图实现人生转变。

希望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Arun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到中国北京，辗转飞了16个小时。那是2014年的冬天，他只身一人投奔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到北京的那天，很冷。即便穿了夹克外套，还是无法适应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冻到头晕。他在印度就拿到入职offer，在北京落地的第二天，就要在北京开始他的第一份“洋漂”工作。
　　 Arun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包公司为诺基亚手机做初级硬件测试，不需要过多的专业技能，基本英语交流无障碍就可以胜任。在中国工作两年后，Arun把在印度的妻子接到北京，并介绍她入职同家公司。此时，更好的机会摆在Arun面前，他把个人简历放到招聘平台，乐视手机向他抛出橄榄枝。当时，乐视也有海外业务，他们需要国际化人才，Arun的履历与之契合。
　　 “这个团队给了我快乐和归属感，同事是美国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我们经常一起聚餐、度假，关系亲密且融洽。也是从这份工作开始，我才打开在中国的社交面。”Arun毫不掩饰地传递出对那份工作的怀念，“乐视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也设立办公室，可还是有很多印度人特意来到北京应聘。”
　　 好景不长，2017年夏天，作为基础性平台的乐视云服务关停，乐视手机的海外业务也受到影响。业务线开始裁员，不少拿着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失业之后必须在两个月内找到新工作。
　　 Arun也被裁了，他是幸运的，一家中国人开的创业公司愿意聘用他做市场经理。但他也是不幸的，“我很快就辞职了。”这次，与工作内容无关，与公司发展状态无关，只与人际交流有关。“这家不到50人的小公司，只有创始人跟我用英语交流，但是他不经常在公司。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7点，期间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很孤独很自闭。”
　　 时至今日，Arun还对如何与中国人交朋友感到困惑。
　　 Arun的家乡在印度东南部一座叫金奈的城市。那是印度第四大都市，人口超千万，与郑州、西安等国内城市同挤入“千万级人口俱乐部”。他在那里生活20多年，到北京工作的第五年，拿到第四份工作的offer。这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大厂，5万多名员工在高效运转状态中前行。Arun在公司出海产品部门工作，统领一支在印度当地的小团队，频繁地在中国和印度两地奔波。
　　 高强度的工作之外，平时，Arun会利用业余时间结交同在北京打拼的他国洋漂。他不太喜欢与印度老乡见面，他们总会向Arun扑面抛来一堆问题，“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你的工资是多少？你怎么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你能不能帮我？”
　　 这些问题会让他感到烦闷。Arun更喜欢与其他国家的人交朋友，也更希望融入到中国的主流社会。他曾受邀去参加一位中国朋友的婚礼，远在苏州。朋友帮他安排整个行程，面面俱到，每个细节都让他感到很贴心。Arun知道在中国参加婚礼有送红包的习俗，于是包了点金子。他说这是印度的习俗。他祝朋友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而他与妻子洋漂多年，至今还没有孩子。

围城中的“洋漂妻子”

　　 一条新微信通知在提醒恩迪。她解锁屏幕，开始读取。“早上好，你吃早饭了吗？”
　　 透过这条微信，恩迪能感受到发送者的小心翼翼和无从排遣的孤独。她是印度女孩，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研究生。身为女性，她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这种心情，但是除了同情以外，并没有时间去陪伴对方。
　　 像这样的人，恩迪还认识很多，她們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印度洋漂妻子”（下文简称“洋漂妻子”），那些中国互联网公司印度男员工的家属。
　　 在印度，不少父母会把自己适婚子女的星座信息送到婚介机构，婚介机构通过星座信息进行运算和匹配，若发现某一对男女匹配值较高，机构会把男女资料告知双方。子女父母综合其他原因，最后做出抉择。近年来，一个新的因素在影响他们的决断。
　　 “如果家里有女儿，父母得知谁的儿子在中国做研发，且单身，都会抢着把女儿嫁过来。”恩迪说，很多女孩因此被牵线认识了在中国做研发的印度男生，婚前他们通过微信、视频通话等远程通信方式来维系这段感情。
　　 一般，一个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印度籍研发人员，工资可拿到3万元左右。这对大多印度老百姓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多数女孩子对这段恋情充满向往和期待。只是，当她们来到中国才发现，3万月薪在北京的生活，与在印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恩迪说。在印度，月收入3万元可以过上“富人的生活”，但这3万在北京不仅要用于房租开支、生活日常开销，大多数印度洋漂还要给家里寄钱。
　　 不仅如此，不少嫁过来的洋漂妻子，并不会说英语和汉语，她们更习惯用印度小语种交流。沟通障碍让她们鲜少出门，丈夫是她们生活的全部。但Arun不希望他是妻子生活的全部，他鼓励妻子走出去与人交流，有一次，他还邀请妻子看了舞台剧。
　　 不是所有洋漂丈夫都鼓励妻子出去工作，有些人要求妻子不能跟其他男人讲话。恩迪有一个陪丈夫来北京工作的女性朋友，她在印度已经拿到数学硕士学位，英语也很流利。“前几天我约她见面，她带了丈夫一起来。全程都是丈夫一直不停地在高谈阔论，她有几次说话都被他打断了，丈夫告诉她要保持安静。”恩迪说。

“绝不后悔，决不后退”

　　 “你想怎么写我的故事呢？请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公司名也别提了，北京的洋漂圈很小的，大家一猜就猜到了。” 10月26日下午，Sharma穿着卫衣搭配牛仔裤、背着双肩包、戴着黑框眼镜，出现在五道口一家外国人偏爱的咖啡馆。
　　 和多数印度人热情外放的目光不同，Sharma眼神沉着，多了一丝冷静和审视。他来中国八年，头几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形势还算不错，他凭借土木工程专业背景，和流利的中英文语言技能，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谋得一职，一度做到公司中层管理岗。
　　 2016年，互联网出海行业飞速发展，Sharma看中这一风口，离开房地产行业，投身到一家中国出海公司，并以此为跳板，进入一家以智能手机业务为主、在印度市场占很大份额的头部互联网科技公司。2019年夏天，他离开大厂、加入一家内容电商出海创业公司，担任合伙人。
　　 “我已经5个月没有收入了。”但他说，“因为合伙创业，觉得值得。”
　　 值得之外也有不适感，Sharma觉得，“中國的创业者太激进，在硅谷投资一块钱，十年之后回报一百块就很好了。这里追求3年内IPO。我常常睡不着觉，脑子里都是工作。”
　　 Sharma创业之前，在互联网行业担任商务拓展员，提及对大厂出海产品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拍脑袋做决定的是中国高层，但这些人不懂印度市场，更不懂印度文化。印度人只能做一些很基础的执行性工作，基础管理岗可能就是职业天花板了，产品线总监级的职位不会招印度人。”
　　 “出海印度的互联网公司在招聘方面也有问题，很多印度产品线上的中国员工，只会说点英语，懂印度语的很少，了解印度文化的更少。这样的员工被派去常驻印度，拿着非常高的薪水，不少印度人内心不服气，更不会认同。”也这是Sharma从大厂转身离开的原因。
　　 在中国漂泊的八年，经历了太多事情，但Sharma只对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他胖了60斤;二是有一次喝酒喝断篇儿了。八年间认识了很多人，微信好友有3400人，但常联系的只有一两个。
　　 “要不你这么写我的故事吧：一个来中国奋斗失败了又回去的印度人。”Sharma自嘲着给自己这八年下定义，“我的终点不会在这里，已经开始寻找合适的回国（印度）机会了。”
　　 Sharma的状态很矛盾，一边在中国创业，一边心里想着退路在哪儿。而他微信朋友圈的主页签名上写着：“绝不后悔，决不后退。”
　　 据网络 编辑/王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