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隋和唐初的政权——与吳泽、袁英光两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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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和唐初的政权是一个代表世族地主利益的政权,还是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政权,最早提出这一問题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书中写道:"(唐)自高祖、太宗創业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团体之后裔也"。到了武則天执政以后,由于武則天有"創业垂統之野心",于是破坏了"关中本位政策",大兴科举,进用新兴的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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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教学和研究中,对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很少涉及。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宣传得少;第二、对取胜的原因缺少具体的论述和全面的分析;第三、在引证某些重要史实时,一般是相沿成习,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考证。《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为研究和科学地论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仅就我们学习所得,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新中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展很大,成果甚多。但是,也存在着不少有待改进的弱点,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物评价问题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手头有几个材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是关于一九六一年在武昌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报道。这次会上讨论了八个问题:1.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2.关于会党的阶级成份和性质问题;3.关于新军的成份、性质和作用问题;4.对辛亥革命时期几个代表人物(章太炎、宋教仁、张謇)的评价问题;5.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问
在东方近代史上,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大致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在亚洲和东北非地区的一些主要文明古国,除了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印度以外,大都发生了发韧于上层的改革活动。例如: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波斯的密尔扎·塔吉汗改革。以一八三九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改革;一八四一年告终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一八五五至一八六八年埃塞俄比亚的提奥多二世改革。我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曾经有过较高的发展。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较早地从领主制经济过渡到地主制经济,较早地出现了土地买卖,较早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国。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的封建制典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地方小市场在城市和农村的普遍存在,以及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封建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
唐代前期的主要军队为府兵和兵募。关于府兵,论著甚多;惟独兵募,笔者孤陋,迄今未见专文论述,故试作本文,以补其缺。一、什么叫兵募唐代前期的"兵募"一词,一般都点开理解:或则把兵当成名词,募当成动词:或则把兵募当作并列的两个名词,兵为府兵,募为临时召募之兵。我认为兵募乃一专门名词,系指临时从民丁中征募的军队,又叫募兵、募人、征人等。
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研究明代的历史,对当时全国土田究竟有多少?是亟待澄清的问题之一。由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成书的《诸司职掌》所记该年全国土田数己达到八百四十九万余顷,景泰六年(—四五五年),户部尚书张凤在他的奏文里曾经引用。他说:"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九万顷有余,今止有四百二十八万顷有余。"(《英宗实录》卷二五四)此后几次增修的《大明会典》都沿袭了《诸司职掌》这个土田数字②,等到清修《明史》,又在《食货志》里加以肯定。因此,历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自来传为美谈。近人—些历史著作,谈到周初历史亦曾引用此说作为武王深得民心、士气旺盛之证(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这里的歌舞如理解为人们表示欢庆而载歌载舞,则矛盾牴牾之处甚多。兹据西南少数民族有关习俗,另作新释,供研究古史的参考。
卫匡国,字济泰,西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是明清之际颇有国际影响的一位杰出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在历史学上,他采用编年史体裁著述了一部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十卷》和另一部闻见录性质的历史著作《鞑靼战纪》,比较全面系统地向欧洲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此外,还著有《中国耶稣会教士纪略》、《卫匡国行实》等;在地理学上,他运用科学方法绘制并撰述了一部既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又是中国新地图
正当我国人民豪迈地跨进一九七六年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几问答》公开发表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歌颂了人民的革命斗争,痛斥了现代修正主义者,抒发了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坚强信念和战斗豪情,
新春时节,喜读毛主席的光辉词章《念奴娇·鸟儿问答》,使我们豪情满怀,心潮澎湃。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秋写的这首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生动地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如鲲鹏展翅,直冲霄汉的英雄气概,对那些被人民革命斗争吓破了胆的蓬间雀——苏修叛徒集团,则投之以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笑。这是一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凯歌,一篇声讨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