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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德鲁克发表了《不流行的克尔凯郭尔》（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一文，他指出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是如何存在的？”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迥异的解答，格兰诺维特镶嵌理论，实质上也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由此拉开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序幕。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来源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波兰尼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学者，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彼得·德鲁克是波兰尼一家人的好友，在《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德鲁克以惊叹的笔调描写道：“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纵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能够被德鲁克喻为圆桌武士，这是非常难得的赞誉。在西方，圆桌武士是指跟随亚瑟王（King Arthur）的一群勇士，他们击溃罗马军队，建立了统一的不列颠国家，然后四处寻找耶稣留下的圣杯，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楷模，是“英勇”、“忠诚”和“信任”的象征。德鲁克以寻找圣杯的圆桌武士比喻波兰尼全家，形象地表达了他们追寻真理、追寻完美、追寻人类社会未来方向的不懈探索。
波兰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思想。在他的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波兰尼指出，19世纪至今，社会经济形成了一个闭锁系统，由相互关联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政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关系，都外在于这个经济系统，不管政权是专制还是民主，不管宗教差别或者民族差别有多么大，市场机制都在那里发挥着作用。然而，经济史告诉我们，事实绝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之前，经济镶嵌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自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社会甚至附属于经济系统。工业革命形成了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进而形成了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哪怕有多么大的优势，一旦自我封闭，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波兰尼提出“还市场于社会”的思路。他强调，正是政治、宗教、经济之间的镶嵌，造就了社会的开放性。波兰尼的意图，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追溯经济史，寻找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护人的社会性之间救赎人类。所以，在波兰尼那里“镶嵌”特别重要，是社会生机之源。
镶嵌理论概述
格兰诺维特的“镶嵌”一词源于波兰尼，但其内涵却已有所变化。在波兰尼的语境中，镶嵌意在表明经济与政治、宗教之间的互相嵌入关系；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则是为了分析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研究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互相嵌入关系。
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所说的镶嵌，与社会网有着密切关系。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社会网的，但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类行为已经变得比较独立了。”另一部分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则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采用低度社会化假设，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即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仍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先前所说的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其实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从亚当·斯密至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以“理性经济人”为分析前提，在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中，理性的个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只是根据利益计算采取行动，“交易双方有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只是自由市场的累赘而已”。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社会关系隐而不见，剩下的只有一个个孤零零的工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换句话说，经济学的主流是忽视社会网络的。
但在社会学那里，往往与主流经济学相反，采用以社会为本位来解释个人行为的观点。多数社会学家认为，人们的行为完全决定于社会化过程，通过教育等手段，社会的风俗和价值观等因素，会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在这种分析思路下，“人们的行动总是被假设‘依从于风俗习惯，或义务，或做当然该做的事，或正确而适当的事，或公平正义的事’。”显然，在这种分析中，个人成为“风俗习惯”的奴隶，他的所有行动只是社会风俗习惯的忠实反映。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人是社会动物”。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换句话说，社会学的主流聚焦于人的社会化。
对于上述偏向于个人和偏向于社会的两个假设，格兰诺维特分别冠之以“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称谓。表面上看，二者处于两个极端，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两种观点“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在前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对自我利益的一味追求；在后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内化”。“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或职业市场区隔一旦是已知，完美的社会化使他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决定了”。两者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其分析同真实的个人行为相差很远。因此，格兰诺维特认为，“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避免机会主义的方式
市场经济是一种信任经济，如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是历代经济学家苦苦思索的主题。在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被假定的“理性经济人”存在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上，由于“看不见的手”起作用，人们采取欺诈行为的动机会因为市场的淘汰而被压制。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理想化的竞争市场，市场参与者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总会存在不均衡，这就为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威廉姆森将机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考量而采取的欺骗式战略行为”。如何解决欺诈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该完善制度，使“欺诈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格兰诺维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者忽视了人际关系和个人义务在防止欺诈上的重要作用。任何制度都会有漏洞，制度限制的往往是遵纪守法的人，对于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一直有效。所以，他认为制度主义的解决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其实质为一种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部分学者认识到制度的局限性，但他们用以弥补制度不足的方式是社会的“普遍道德”，号召“道德的血液”发挥作用。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氛围中，欺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显然，同制度一样，道德的作用也是相对的，在一个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中，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反而会更大，因为在这种氛围中多数人往往容易轻信他人。
格兰诺维特强调，无论是制度还是道德，都不能成功地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人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但是社会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互相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运行，固然离不开个人，但更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产生了相互信任，而信任对社会的顺利运行发挥着重大作用。
例如，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怀疑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会试一试这种信息。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寻求更好的信息”，更好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己的个人经验，一是朋友的经验介绍。之所以说这种信息“更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可或缺的信任因素。
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产生信任，但前者并非信任产生的充分条件。甚至在特殊情况下，社会关系会导致大规模的集体欺诈行为。格兰诺维特指出，信任实际上是将自身的未来押在对方的行为上，这“会真真切切地造成更好的欺诈机会”，另外，在对外进行欺诈的团体内部，往往会存在着较高的互相信任—“盗亦有道”，“道上的朋友”往往能够信任到“两肋插刀”而让常人感叹莫及。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前提，更会影响到欺诈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严重程度。如果被欺诈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种欺诈行为将不会带来大规模混乱，被欺骗的人很可能不得不选择沉默；反之，则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失序。
评点威廉姆森的理论
为了阐明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力，格兰诺维特以威廉姆森的理论为靶子展开评点。威廉姆森是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和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学生，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在经济生活中，企业管理者为了避免欺诈行为，能力允许时往往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将市场交易行为纳入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克服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无独有偶，科斯更进一步，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甚至将企业诞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家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威廉姆森综合了钱德勒、科斯等人的理论，对交易成本影响组织治理结构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因此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认为，决定组织结构形态的直接因素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根据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衡量，二者呈正比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如下的几个因素：首先，环境和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不确定性；其次，资产的专属性（指某一资产可转移给他人并转做其他用途而不损及生产价值的程度，该程度愈高，则资产愈无专属性）导致沉没成本，这种沉没成本一方面使交易双方的互相依赖增加，另一方面也使交易方在面临欺诈行为时更加脆弱，不确定性增加；再次，交易次数影响不确定性，若交易频繁，则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将交易整合入正式组织结构。
威廉姆森关于组织结构的理论如图4所示。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无疑要视交易成本而定。交易成本并非仅仅是金钱，企业家的精力、时间等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按照威廉姆森的逻辑，企业家之所以力求把市场交易纳入组织结构内部，取决于两个具体原因：第一，企业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能力预测并安排长期经济交往中的一切事务，当交易被纳入企业内部时，管理者的行为将不用再取决于他人的状况，从而能够大大降低不确定性。第二，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上难以避免，但是交易被纳入内部以后，机会主义行为会因权威命令关系以及团队意识而迅速减少。当然，把市场交易纳入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成本（即组织内部交易成本）又会大大增加。所以，企业治理在何处何事何时采用何种治理结构，要比较市场、网络、层级这三种治理方式的成本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威廉姆森的上述分析，表面看来没有问题。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观点中既有低度社会化的缺陷又有过度社会化的错误。他指出，在威廉姆森笔下，“市场”犹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除了尔虞我诈，相互竞争之外，没有其他关系；相反的一面，组织内部权威命令的效果则被夸大，人们会忠实地执行管理者的命令，而不会产生任何偏差。
针对威廉姆森关于“市场”的低度社会化论点，格兰诺维特反驳道，市场参与者之间毫无联系的市场“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所有的交易都充斥着社会接触”。例如，在组织高层，领导者的人际关系对企业的市场交易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面临争端时，组织领导也一般不会轻易搬出契约条文诉诸法律解决。“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一边凉快去，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对这种争端解决方式，汉迪曾经以“中国式契约”为题，鼓励西方国家的管理者重视合作，尽可能少采取诉讼解决方式，以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组织竞争力。社会关系当然不仅存在于组织领导人之间，“与交易有涉的任何一层都会有关系”。在采购中，采购员一般喜欢与熟人打交道，即使熟人的报价可能较高，然而多数组织却仍然会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在销售中，销售员往往也依赖同采购员之间的关系，特定的销售员和采购员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保持很久。在这种充斥着社会关系的经济行为中，争端的解决可以变得很简单，双方一般不会按照协议行动，而是给对方留一条后路，同对方一起协商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诉诸法律，意味着今后不再打交道。“如果一个人还想保持商业关系，他/她不会随便把律师找来，而必须保持良好的风度。”
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影响经济行为，还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日益盛行的外包制中，甚至大公司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包制经营。在威廉姆森的理论模型中，公司之间密集的外包网络，是市场向科层制组织转变的中间形态。然而，格兰诺维特却认为，外包制有助于组织之间产生持久的关系，“它不是经验上的中间形态”，而是一种独立的组织结构，其存在本身，就暴露了威廉姆森观点的缺陷。因为现实中的外包制公司之间并没有出现集中化或科层化的趋势，相反，大量中小企业一直依靠密集的合作关系网络进行生产，其竞争力并不比大公司差，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中，拥有密集外包网络的中小企业因为其生产弹性甚至在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这方面的例子，以“第三意大利”的陶瓷业和时装业、中国台湾新竹的高科技制造及组装业最为典型。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也通过外包制突出其核心业务，降低非核心业务的成本，取得相应的优势。
格兰诺维特对关系网络的重视，并不是孤立的。在管理学领域中，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组织间关系的重要性，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管理学的发展潮流。1990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簇群”理论，认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不取决于资源、劳动力等静态因素，而在于高素质的上下游产业和紧密协调的关系网络。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鲁克一再呼吁要重视日本式的“企业集团”，其实质亦在于提醒管理者要重视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能仅仅依靠冷冰冰的规章制度。
针对威廉姆森关于“科层制”组织结构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格兰诺维特认为，组织内部的权威命令关系，并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交易成本问题，因为组织成员不可能绝对服从组织命令，而是会利用规章制度的漏洞，针对高层的政策，制定相应的对策。所以，他认为“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组织成员的对策，往往不是由单个的成员制定并实施的，他们只有互相抱团，才能有效抵制来自高层的命令，这显示出人际关系在正式组织结构中的重要性。而这一点，也被威廉姆森忽略不计。
至于实际管理者，他们不可能无视正式组织内关系的存在，但却往往只关注关系的危害性，忽视关系的建设性的一面。为了克服组织中的抱团现象，管理者往往制定频繁的换岗规定，以抑制组织中的派系力量。这些措施要么执行不力，流于形式，派系依然存在；要么执行得当，有效瓦解了组织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使他们成为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人。然而，社会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如果社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必然导致组织成员情绪低落、效率低下，造成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紧张状态。
格兰诺维特指出，威廉姆森关于“市场或科层”的论断，没有注意组织及其成员间的关系，“一个较均衡而对称的想法会注意到市场内各公司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公司内的社会连带”。同威廉姆森预见到长期的复杂交易会导致科层制的正式组织结构不同，格兰诺维特认为：“即使在处理复杂交易时，市场上—也就是在公司之间—仍可见到高度的秩序，公司内也可以见到相当程度的失序。并不如威廉姆森所预期的，相反，这些实际上取决于公司间及公司内个人关系及关系网络的性质。我以为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较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格兰诺维特指出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可或缺性，并不是彻底否定或者取代威廉姆森的理论，而是对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模型形成补充。格兰诺维特强调，在组织及其成员之间不存在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威廉姆森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信任关系，交易成本一旦过高，组织自然会产生将交易内化的动力。所以，分析人们的行为时，将威廉姆森的理论同格兰诺维特的理论结合起来，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将来在‘市场或科层’这个议题上的研究应该有系统、更细心地注意经济交易中人际关系的种类。这样的注意不仅可以找出垂直整合的动机，而且也可以帮助了解理想中的社会性孤立化市场与完全整合公司间的种种过渡形式，比如上面讨论的制造业中的‘准公司’形态。”循着格兰诺维特指出的未来研究方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家德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将信任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加入威廉姆森的理论模型，他将镶嵌理论与交易成本结合起来，提出了图5所示的理论构架。
显然，经过镶嵌理论修改的理论构架，比单纯的交易成本更加贴近实际，罗家德将其称之为交易成本-镶嵌模型。通过评析威廉姆森的理论，格兰诺维特不仅成功地指出了原有理论的不足，更展示了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时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有效性。实际上，对威廉姆森理论的分析，“只是用来做一个说明范例”。由于长久以来经济学的强大影响力，使得孤立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被多数人接受，社会学家也很自觉的避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为社会学进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可以说，镶嵌理论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镶嵌理论的贡献
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要为威廉姆森的理论提供补充，也不仅仅是为了同经济学家展开论战，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矫正斯密以来流行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两百多年以来，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前提，然而，学者们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和修正也一直不绝于耳。梅奥等学者通过霍桑实验，提出“社会人”假设，从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角度补充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不足；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 · 西蒙（Herbert A. Simon）则从理性本身的角度矫正理性经济人假设，将韦伯、泰罗式的完全理性转变为“有限理性”学说；还有人从斯密的著作出发，认为斯密从来没有主张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反而主张经济学要同伦理学、政治学有机结合，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其主张可以称之为“伦理理性”；镶嵌理论同梅奥的“社会人”假设相近，将人们的行为放入到所处的社会情境和关系网络，从社会关系网的角度进一步补充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不足，是一种“关系理性”（林南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关系理性”在丰富、发展和校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上有着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整合不同治理结构上提供新的思路，考虑到学界对治理理论的日益重视，这一贡献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笔者认为，镶嵌理论及其“关系理性”的思路，有可能带来委托－代理理论的新突破。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矫正韦伯式“官僚制”的不足。官僚制是20世纪组织理论的经典范式，这一理论立足于权威，而镶嵌理论立足于社会网络形成的信任。由信任出发，有可能对官僚制理论产生范式革命。虽然批评官僚制的学者已经相当多见，但是真正从理论基础上对官僚制形成突破的，不是矩阵制等组织结构，而是社会关系网络；不是本尼斯，而是以哈里森·怀特、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如果说巴纳德的组织理论是化解官僚制层级森严的壁垒之先声，那么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就很有可能是官僚制神话的终结者。从理论基础的逻辑关系来看，由韦伯的权威类型分析，到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再到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连带信任关系，组织理论产生革命性变革的路线越来越清晰。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问题上，还是在官僚制问题上，格兰诺维特的学术贡献，并未彻底否定此前的理论。他的学说，既不会否定亚当·斯密，也不会否定马克斯·韦伯。这种学术理论的发展，类似于物理学中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关系。爱因斯坦之前，牛顿的经典力学是统治物理学的主流范式，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了牛顿经典力学的不足，重新界定了经典力学的范围。在限定的范围内，牛顿的理论仍然适用。同样，格兰诺维特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官僚制理论放到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关系网络中，指出了二者的适用范围，在该范围之内，无论是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还是韦伯描述的官僚制机器，其分析论证依然适用。至于格兰诺维特以及社会网络研究群体能不能完成爱因斯坦式的突破，还有待时日。正因为如此，格兰诺维特在学术上的前瞻意义更为重大。
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由此拉开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序幕。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来源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波兰尼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学者，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彼得·德鲁克是波兰尼一家人的好友，在《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德鲁克以惊叹的笔调描写道：“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纵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能够被德鲁克喻为圆桌武士，这是非常难得的赞誉。在西方，圆桌武士是指跟随亚瑟王（King Arthur）的一群勇士，他们击溃罗马军队，建立了统一的不列颠国家，然后四处寻找耶稣留下的圣杯，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楷模，是“英勇”、“忠诚”和“信任”的象征。德鲁克以寻找圣杯的圆桌武士比喻波兰尼全家，形象地表达了他们追寻真理、追寻完美、追寻人类社会未来方向的不懈探索。
波兰尼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思想。在他的代表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中，波兰尼指出，19世纪至今，社会经济形成了一个闭锁系统，由相互关联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政治状况、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关系，都外在于这个经济系统，不管政权是专制还是民主，不管宗教差别或者民族差别有多么大，市场机制都在那里发挥着作用。然而，经济史告诉我们，事实绝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之前，经济镶嵌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自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社会甚至附属于经济系统。工业革命形成了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进而形成了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哪怕有多么大的优势，一旦自我封闭，就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波兰尼提出“还市场于社会”的思路。他强调，正是政治、宗教、经济之间的镶嵌，造就了社会的开放性。波兰尼的意图，大致可以概括为通过追溯经济史，寻找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护人的社会性之间救赎人类。所以，在波兰尼那里“镶嵌”特别重要，是社会生机之源。
镶嵌理论概述
格兰诺维特的“镶嵌”一词源于波兰尼，但其内涵却已有所变化。在波兰尼的语境中，镶嵌意在表明经济与政治、宗教之间的互相嵌入关系；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镶嵌，则是为了分析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而研究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互相嵌入关系。
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所说的镶嵌，与社会网有着密切关系。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社会网的，但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类行为已经变得比较独立了。”另一部分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则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采用低度社会化假设，在这些经济学家眼里，“即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仍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先前所说的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其实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从亚当·斯密至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以“理性经济人”为分析前提，在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中，理性的个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只是根据利益计算采取行动，“交易双方有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只是自由市场的累赘而已”。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社会关系隐而不见，剩下的只有一个个孤零零的工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换句话说，经济学的主流是忽视社会网络的。
但在社会学那里，往往与主流经济学相反，采用以社会为本位来解释个人行为的观点。多数社会学家认为，人们的行为完全决定于社会化过程，通过教育等手段，社会的风俗和价值观等因素，会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在这种分析思路下，“人们的行动总是被假设‘依从于风俗习惯，或义务，或做当然该做的事，或正确而适当的事，或公平正义的事’。”显然，在这种分析中，个人成为“风俗习惯”的奴隶，他的所有行动只是社会风俗习惯的忠实反映。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人是社会动物”。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换句话说，社会学的主流聚焦于人的社会化。
对于上述偏向于个人和偏向于社会的两个假设，格兰诺维特分别冠之以“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称谓。表面上看，二者处于两个极端，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这两种观点“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在前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对自我利益的一味追求；在后者的观点中，孤立来自于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内化”。“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或职业市场区隔一旦是已知，完美的社会化使他的行为方式已经被决定了”。两者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都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其分析同真实的个人行为相差很远。因此，格兰诺维特认为，“对人类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避免机会主义的方式
市场经济是一种信任经济，如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是历代经济学家苦苦思索的主题。在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被假定的“理性经济人”存在于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上，由于“看不见的手”起作用，人们采取欺诈行为的动机会因为市场的淘汰而被压制。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理想化的竞争市场，市场参与者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总会存在不均衡，这就为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威廉姆森将机会主义定义为“一种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考量而采取的欺骗式战略行为”。如何解决欺诈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该完善制度，使“欺诈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格兰诺维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者忽视了人际关系和个人义务在防止欺诈上的重要作用。任何制度都会有漏洞，制度限制的往往是遵纪守法的人，对于机会主义行为不可能一直有效。所以，他认为制度主义的解决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其实质为一种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另一部分学者认识到制度的局限性，但他们用以弥补制度不足的方式是社会的“普遍道德”，号召“道德的血液”发挥作用。在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氛围中，欺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低。显然，同制度一样，道德的作用也是相对的，在一个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中，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反而会更大，因为在这种氛围中多数人往往容易轻信他人。
格兰诺维特强调，无论是制度还是道德，都不能成功地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人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但是社会并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互相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所以，社会的运行，固然离不开个人，但更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之间产生了相互信任，而信任对社会的顺利运行发挥着重大作用。
例如，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怀疑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的真实性，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会试一试这种信息。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寻求更好的信息”，更好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己的个人经验，一是朋友的经验介绍。之所以说这种信息“更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可或缺的信任因素。
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产生信任，但前者并非信任产生的充分条件。甚至在特殊情况下，社会关系会导致大规模的集体欺诈行为。格兰诺维特指出，信任实际上是将自身的未来押在对方的行为上，这“会真真切切地造成更好的欺诈机会”，另外，在对外进行欺诈的团体内部，往往会存在着较高的互相信任—“盗亦有道”，“道上的朋友”往往能够信任到“两肋插刀”而让常人感叹莫及。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前提，更会影响到欺诈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严重程度。如果被欺诈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这种欺诈行为将不会带来大规模混乱，被欺骗的人很可能不得不选择沉默；反之，则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失序。
评点威廉姆森的理论
为了阐明社会网络理论的解释力，格兰诺维特以威廉姆森的理论为靶子展开评点。威廉姆森是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和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学生，根据钱德勒的研究，在经济生活中，企业管理者为了避免欺诈行为，能力允许时往往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将市场交易行为纳入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克服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无独有偶，科斯更进一步，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甚至将企业诞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家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威廉姆森综合了钱德勒、科斯等人的理论，对交易成本影响组织治理结构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因此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认为，决定组织结构形态的直接因素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根据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衡量，二者呈正比关系。他进一步指出，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如下的几个因素：首先，环境和交易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不确定性；其次，资产的专属性（指某一资产可转移给他人并转做其他用途而不损及生产价值的程度，该程度愈高，则资产愈无专属性）导致沉没成本，这种沉没成本一方面使交易双方的互相依赖增加，另一方面也使交易方在面临欺诈行为时更加脆弱，不确定性增加；再次，交易次数影响不确定性，若交易频繁，则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将交易整合入正式组织结构。
威廉姆森关于组织结构的理论如图4所示。
在威廉姆森的理论中，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无疑要视交易成本而定。交易成本并非仅仅是金钱，企业家的精力、时间等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按照威廉姆森的逻辑，企业家之所以力求把市场交易纳入组织结构内部，取决于两个具体原因：第一，企业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没有能力预测并安排长期经济交往中的一切事务，当交易被纳入企业内部时，管理者的行为将不用再取决于他人的状况，从而能够大大降低不确定性。第二，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上难以避免，但是交易被纳入内部以后，机会主义行为会因权威命令关系以及团队意识而迅速减少。当然，把市场交易纳入组织结构内部，管理成本（即组织内部交易成本）又会大大增加。所以，企业治理在何处何事何时采用何种治理结构，要比较市场、网络、层级这三种治理方式的成本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威廉姆森的上述分析，表面看来没有问题。然而，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观点中既有低度社会化的缺陷又有过度社会化的错误。他指出，在威廉姆森笔下，“市场”犹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除了尔虞我诈，相互竞争之外，没有其他关系；相反的一面，组织内部权威命令的效果则被夸大，人们会忠实地执行管理者的命令，而不会产生任何偏差。
针对威廉姆森关于“市场”的低度社会化论点，格兰诺维特反驳道，市场参与者之间毫无联系的市场“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所有的交易都充斥着社会接触”。例如，在组织高层，领导者的人际关系对企业的市场交易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面临争端时，组织领导也一般不会轻易搬出契约条文诉诸法律解决。“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一边凉快去，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对这种争端解决方式，汉迪曾经以“中国式契约”为题，鼓励西方国家的管理者重视合作，尽可能少采取诉讼解决方式，以减少交易成本，增强组织竞争力。社会关系当然不仅存在于组织领导人之间，“与交易有涉的任何一层都会有关系”。在采购中，采购员一般喜欢与熟人打交道，即使熟人的报价可能较高，然而多数组织却仍然会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在销售中，销售员往往也依赖同采购员之间的关系，特定的销售员和采购员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保持很久。在这种充斥着社会关系的经济行为中，争端的解决可以变得很简单，双方一般不会按照协议行动，而是给对方留一条后路，同对方一起协商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诉诸法律，意味着今后不再打交道。“如果一个人还想保持商业关系，他/她不会随便把律师找来，而必须保持良好的风度。”
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影响经济行为，还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日益盛行的外包制中，甚至大公司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包制经营。在威廉姆森的理论模型中，公司之间密集的外包网络，是市场向科层制组织转变的中间形态。然而，格兰诺维特却认为，外包制有助于组织之间产生持久的关系，“它不是经验上的中间形态”，而是一种独立的组织结构，其存在本身，就暴露了威廉姆森观点的缺陷。因为现实中的外包制公司之间并没有出现集中化或科层化的趋势，相反，大量中小企业一直依靠密集的合作关系网络进行生产，其竞争力并不比大公司差，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中，拥有密集外包网络的中小企业因为其生产弹性甚至在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这方面的例子，以“第三意大利”的陶瓷业和时装业、中国台湾新竹的高科技制造及组装业最为典型。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也通过外包制突出其核心业务，降低非核心业务的成本，取得相应的优势。
格兰诺维特对关系网络的重视，并不是孤立的。在管理学领域中，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组织间关系的重要性，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管理学的发展潮流。1990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簇群”理论，认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不取决于资源、劳动力等静态因素，而在于高素质的上下游产业和紧密协调的关系网络。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鲁克一再呼吁要重视日本式的“企业集团”，其实质亦在于提醒管理者要重视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能仅仅依靠冷冰冰的规章制度。
针对威廉姆森关于“科层制”组织结构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格兰诺维特认为，组织内部的权威命令关系，并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交易成本问题，因为组织成员不可能绝对服从组织命令，而是会利用规章制度的漏洞，针对高层的政策，制定相应的对策。所以，他认为“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组织成员的对策，往往不是由单个的成员制定并实施的，他们只有互相抱团，才能有效抵制来自高层的命令，这显示出人际关系在正式组织结构中的重要性。而这一点，也被威廉姆森忽略不计。
至于实际管理者，他们不可能无视正式组织内关系的存在，但却往往只关注关系的危害性，忽视关系的建设性的一面。为了克服组织中的抱团现象，管理者往往制定频繁的换岗规定，以抑制组织中的派系力量。这些措施要么执行不力，流于形式，派系依然存在；要么执行得当，有效瓦解了组织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使他们成为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人。然而，社会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如果社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必然导致组织成员情绪低落、效率低下，造成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紧张状态。
格兰诺维特指出，威廉姆森关于“市场或科层”的论断，没有注意组织及其成员间的关系，“一个较均衡而对称的想法会注意到市场内各公司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公司内的社会连带”。同威廉姆森预见到长期的复杂交易会导致科层制的正式组织结构不同，格兰诺维特认为：“即使在处理复杂交易时，市场上—也就是在公司之间—仍可见到高度的秩序，公司内也可以见到相当程度的失序。并不如威廉姆森所预期的，相反，这些实际上取决于公司间及公司内个人关系及关系网络的性质。我以为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较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格兰诺维特指出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可或缺性，并不是彻底否定或者取代威廉姆森的理论，而是对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模型形成补充。格兰诺维特强调，在组织及其成员之间不存在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威廉姆森的分析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信任关系，交易成本一旦过高，组织自然会产生将交易内化的动力。所以，分析人们的行为时，将威廉姆森的理论同格兰诺维特的理论结合起来，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将来在‘市场或科层’这个议题上的研究应该有系统、更细心地注意经济交易中人际关系的种类。这样的注意不仅可以找出垂直整合的动机，而且也可以帮助了解理想中的社会性孤立化市场与完全整合公司间的种种过渡形式，比如上面讨论的制造业中的‘准公司’形态。”循着格兰诺维特指出的未来研究方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家德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将信任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加入威廉姆森的理论模型，他将镶嵌理论与交易成本结合起来，提出了图5所示的理论构架。
显然，经过镶嵌理论修改的理论构架，比单纯的交易成本更加贴近实际，罗家德将其称之为交易成本-镶嵌模型。通过评析威廉姆森的理论，格兰诺维特不仅成功地指出了原有理论的不足，更展示了在解释人们的行为时社会网络分析法的有效性。实际上，对威廉姆森理论的分析，“只是用来做一个说明范例”。由于长久以来经济学的强大影响力，使得孤立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被多数人接受，社会学家也很自觉的避开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为社会学进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可以说，镶嵌理论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镶嵌理论的贡献
格兰诺维特的镶嵌理论，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要为威廉姆森的理论提供补充，也不仅仅是为了同经济学家展开论战，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矫正斯密以来流行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两百多年以来，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前提，然而，学者们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和修正也一直不绝于耳。梅奥等学者通过霍桑实验，提出“社会人”假设，从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角度补充了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不足；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 · 西蒙（Herbert A. Simon）则从理性本身的角度矫正理性经济人假设，将韦伯、泰罗式的完全理性转变为“有限理性”学说；还有人从斯密的著作出发，认为斯密从来没有主张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反而主张经济学要同伦理学、政治学有机结合，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其主张可以称之为“伦理理性”；镶嵌理论同梅奥的“社会人”假设相近，将人们的行为放入到所处的社会情境和关系网络，从社会关系网的角度进一步补充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不足，是一种“关系理性”（林南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关系理性”在丰富、发展和校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上有着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整合不同治理结构上提供新的思路，考虑到学界对治理理论的日益重视，这一贡献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笔者认为，镶嵌理论及其“关系理性”的思路，有可能带来委托－代理理论的新突破。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矫正韦伯式“官僚制”的不足。官僚制是20世纪组织理论的经典范式，这一理论立足于权威，而镶嵌理论立足于社会网络形成的信任。由信任出发，有可能对官僚制理论产生范式革命。虽然批评官僚制的学者已经相当多见，但是真正从理论基础上对官僚制形成突破的，不是矩阵制等组织结构，而是社会关系网络；不是本尼斯，而是以哈里森·怀特、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家。如果说巴纳德的组织理论是化解官僚制层级森严的壁垒之先声，那么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就很有可能是官僚制神话的终结者。从理论基础的逻辑关系来看，由韦伯的权威类型分析，到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再到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连带信任关系，组织理论产生革命性变革的路线越来越清晰。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在理性经济人假设问题上，还是在官僚制问题上，格兰诺维特的学术贡献，并未彻底否定此前的理论。他的学说，既不会否定亚当·斯密，也不会否定马克斯·韦伯。这种学术理论的发展，类似于物理学中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关系。爱因斯坦之前，牛顿的经典力学是统治物理学的主流范式，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了牛顿经典力学的不足，重新界定了经典力学的范围。在限定的范围内，牛顿的理论仍然适用。同样，格兰诺维特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官僚制理论放到了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关系网络中，指出了二者的适用范围，在该范围之内，无论是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还是韦伯描述的官僚制机器，其分析论证依然适用。至于格兰诺维特以及社会网络研究群体能不能完成爱因斯坦式的突破，还有待时日。正因为如此，格兰诺维特在学术上的前瞻意义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