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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谈到如何运用社会关系找工作，人们总要提到格兰诺维特。实际上，格兰诺维特的学术贡献远远超出大众的想象。赞誉者称他为“名满社会学界和管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尽管格兰诺维特是社会学家，然而，由于他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开创性研究，冲击着经典的组织理论，使他在管理学界的影响迅速扩展。他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韦伯（Max Weber）以来的组织理论进行了重构，为组织领域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20世纪初，韦伯从组织权威出发提出的理性官僚制，在组织理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一般认为，理性官僚制（科层制），是组织理论的经典范式，尽管二战以后韦伯的观点遭到了众多批评，但依然占据着组织理论的主流位置。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沃伦 · 本尼斯（Warren G. Bennis）发起的，他认为，“官僚体系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不再是有用的工具了。”然而，后来的事实并不如本尼斯想象的那么乐观。任何学术批评，哪怕是十分犀利、富有远见的批评，当没有寻找出更好的替代理论时，这种批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完成对旧理论的解构，无法实现新理论的建构。真正从理论基础上撼动官僚制，是从格兰诺维特开始的。自从社会网络分析法诞生以后，韦伯的经典范式遇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研究，体现了组织理论的当代发展方向。
20世纪70年代起，哈佛大学教授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 White）及其一大批学生（包括格兰诺维特）发展并完善了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个人、组织间关系网络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使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走出官僚制的束缚。
1943年，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出生于美国的泽西市（Jersey City），他的父亲是西德尼（Sidney Granovetter），母亲是维奥列塔（Violet Granovetter）。格兰诺维特所在的泽西市，人口有20余万，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城市中名列第二。新泽西州北接纽约（New York），南邻费城（Philadelphia），位于美国东部大都市区的中央，地理位置优越，面积虽然不大，人口密度极高。北部居民往往到纽约上班，南部则受到费城影响。在美国东北部居于中心位置。新泽西这种与周边各州的紧密联系，恰好是社会网研究的一个地理范本。
美国东北部地区高校林立，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等都坐落于此，是世界上著名高校最集中的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格兰诺维特家乡西南方向的普林斯顿大学距离他家仅有一小时车程，年轻的格兰诺维特就是在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攻读学士学位。
普林斯顿大学古朴典雅，科研实力雄厚。同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的追求不同，普林斯顿一直坚持大学的象牙塔性质，拒绝举办实用性的法学院和商学院，在基础研究上名列前茅。同坐落于大都市的高校相比，普林斯顿大学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学生可以在此坐而论道，老师可以在此潜心学问。该校先后培养出3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就是在这里读书任教。获得8项奥斯卡奖提名的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讲的就是纳什在普林斯顿的故事。纳什提出“纳什均衡”的最重要论文，就是他在普林斯顿就读博士时写就的。几十年的精神疾病折磨，使纳什这样孤独怪异的学者，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道风景线，这所大学可以让精神失常的纳什得到足够的关爱，它对学者的尊重和关怀，体现了普林斯顿的学术精神。这样一所学校，从来不以世俗评价为荣。当然，这并不排斥普林斯顿为世俗社会培养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如美国国父詹姆斯 · 麦迪逊（James Madison）、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格兰诺维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读到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分析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这对他日后进行社会网络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多数史学家往往从该时期法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生活水平、舆论氛围、制度设置等方面进行阐述。勒费弗尔则在他的著作中展开了另一种角度的分析论证，即传言网络的研究。《1789年的大恐怖》“追溯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传播流言蜚语的社会网络，贵族上层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是通过这一社会网络传播开去的。这一传言网络成就了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部分”。例如，王后玛丽（Marie An-toinette）同自己的亲生儿子之间发生乱伦关系的谣言（此谣言纯属编造），成为革命暴民将其送上断头台的借口；贵族囤积粮食制造饥荒的谣言，则导致农民起来反抗并大肆屠杀贵族。对于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格兰诺维特于1988年在与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的谈话中说道，“这才是所发生事情的真正直接原因。它解释了这次运动或事件。它给了你一个机制。其他较大的力量如社会阶级和一般经济状况等等，很明显也都重要，但要从中找出人民实实在在做的事情，还必须要有某种机制。对我来说，网络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勒费弗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成为格兰诺维特进入社会网络研究的引导。在以后的日子里，格兰诺维特一直试图建立针对革命、暴动类事件的分析模型。1978年，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提出了初步的研究纲领。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任教的格兰诺维特同博士生宋以朗（Roland Soong）合作，逐步完善“门槛模型”，并将其扩展运用到消费者的决策、中国人的行为研究等方面，使人们对群体行为的认识，逐步从非理性层面深入到理性层面。
1965年，格兰诺维特获得美国和现代欧洲史学士学位，从普林斯顿大学顺利毕业。本科毕业之后，他随即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网络分析在哈佛大学正如火如荼展开，“我发现在哈里森·怀特的周围已经有了一群人，他们都对社会网络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跟哈里森·怀特一起研究，并醉心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了。”
实际上，哈佛大学具有浓厚的社会网络分析传统。20世纪30年代，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等人指导的“霍桑实验”，在关注效率的前提下，开始研究非正式组织以及员工之间的关系，开创了“人际关系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的繁荣，成为60～70年代哈里森·怀特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先声。1963年，怀特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研究群体，试图突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忆及这段经历时，强调他们“自认是反抗社会学中传统的帕森斯统治的勇士，……意在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在怀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上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中心，“一份怀特学生的名单就好像是一张社会网络分析的人物表。他所有的博士生都在社会网络领域出版过书籍。尽管其中有一些并没有继续进行网络分析研究，但他们中有许多仍然走在这一领域的前沿。……大多数在这一领域出版的书籍都出自于怀特及其以前的学生”。
在怀特的指导下，格兰诺维特逐步掌握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工具。为了系统阐述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试图将婚姻与家庭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但由于个人兴趣以及参考资料不充裕等原因，他转而分析社会网络在人们找工作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初出茅庐的格兰诺维特无意中闯入了传统上公认的经济学的势力范围。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劳动力市场同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自亚当·斯密以来，历代经济学家发展出了日益精致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模型。纵观这些模型，它们要么侧重分析个人，要么侧重分析职位。格兰诺维特认为，对个人和职位进行分析并不能成功地解释人们找到工作的事实。部分人之所以能够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拥有较佳的社会关系网。
格兰诺维特的博士论文，成为他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博士论文中探讨的找工作问题，亦成为贯穿其学术生涯的研究主题。1970年，格兰诺维特顺利通过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哈佛毕业之后，他进入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关系学系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霍普金斯大学距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Baltimore），由银行家、贵格会教徒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捐资创办于1876年，是一所研究型私立大学。在霍普金斯大学教学之余，格兰诺维特一方面对博士论文中的课题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对找工作问题进行相应的理论总结。
1973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弱连带的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举奠定了他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将人们之间的联系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并指出弱连带在信息传播中具有显著优势，弱连带有助于人们接受新事物、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保持社区稳定。从此，弱连带理论成为格兰诺维特最经常被引用的理论之一，此后直到80年代初，他相继发表过几篇论文，对弱连带的观点进行完善补充，从而形成了社会网络研究领域颇具说服力的重要理论分支。
1973年，格兰诺维特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理教授，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该书上承哈里森·怀特的《机会链：组织中流动的系统模型》（Chains of Opportunity: System Models of Mobility in Organizations），下启罗纳德 ·伯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立足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所获取的资料，对劳动力市场上人们找工作的过程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偏差，成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经典之作。
《找工作》的出版，给格兰诺维特带来了巨大声誉，1975年他受邀担任《美国社会学杂志》编辑；1977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邀请他担任该校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加盟该校后，他继续深化以前的研究工作，完善弱连带理论和门槛模型，并逐步将视野放宽，试图运用社会网络来分析更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格兰诺维特身边聚集了一批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生，他们接受了必要的社会网络分析训练。日后，他的博士生分散到世界各地，对传播社会网络理论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中国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和香港知名人士宋以朗先生，都出自格兰诺维特门下。罗家德教授致力于“推广社会网研究以及关系管理学”，宋以朗先生则同格兰诺维特合作，不断完善门槛模型，用于分析群体事件。
随着研究的深入，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抱负不断增强，为了同“经济学帝国主义”相抗衡，他针锋相对地将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传统经济学分析领域。1985年，美国社会学年会在华盛顿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其意在一方面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试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取代经济学的解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的传统，正视社会网络在经济结果分析中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主张建立新经济社会学，并非仅仅限于一般性的倡议，而是伴随着富有创建的深入研究。同年，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他指出了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不足之处，而社会网络分析恰恰能够弥补这些不足，通过社会网络，人们之间的信任问题得到重视，从而在原有的官僚制和市场之外，补充了第三种治理方式—网络。此外，该文还指出了以后新经济社会学的努力方向，从而被学者们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鉴于格兰诺维特对群体和个人行为的开创性分析，他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为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为新经济社会学指出了研究方向，此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主要围绕解决该文中提出的问题而展开。随着声誉的提高，邀请他担任访问教授的机构日益增加。1986~1987年，他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商学院担任访问教授。在斯坦福的教学和工作，为他日后到斯坦福大学工作作了铺垫。1989年，格兰诺维特到德国柏林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访问研究教授。此时正值东欧剧变、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身处柏林，他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格兰诺维特注意到，在制度缺失的社会环境下，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经济活动才能够得以开展。
由于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络分析群体中地位不断提高，他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随之成为美国社会网络研究的重镇。1989年，格兰诺维特升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然而，格兰诺维特运用社会网络进行社会分析的同时，其他学者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例如，针对格兰诺维特运用社会学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行为，有人戏称说，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帝国主义”。对于质疑，他并没有回避，而是承认不足，以求解决问题。1990年，他发表《在社会科学中作为独立理论之社会网络分析的神话》（The Myth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s a Separate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承认在运用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往往过于关注细枝末节，“对社会理论面对的较大问题毫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贬抑了文化、政治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使得社会网络分析欠缺社会背景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扩展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范围。受到博士生帕特里克 · 麦圭尔（Patrick McGuire）的启发，格兰诺维特开始关注美国电力行业结构的形成，分析社会网络在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关于组织结构问题，企业史大师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曾提出“战略决定结构”这一著名命题。钱德勒认为，企业的结构，取决于企业执行的战略，当旧的组织结构不能适应现行的战略时，改革的需要就产生了。他认为，美国大企业普遍实行的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就是多元化战略的客观产物。与钱德勒关注组织结构的视角不同，格兰诺维特及其学生注重分析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形成的网络状产业结构，由此，组织的网络联系、外包和嵌入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格兰诺维特等人认为，在产业的形成期“用社会网络来考虑问题非常重要”。为了系统研究社会网络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及其学生对美国的电力行业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调查，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至今，该研究项目仍在持续进行。
深入调查电力行业形成期社会网络的同时，格兰诺维特的工作发生了变动。1992年，他辞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一职，转赴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任社会学教授，并兼任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教授。然而，格兰诺维特在西北大学仅仅工作了短短的三年时间。1995年，他转到斯坦福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格兰诺维特潜心研究，成果迭出。除继续研究以前的理论课题之外，他开始关注硅谷（Silicon Valley）繁荣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硅谷同斯坦福大学密切相关。斯坦福大学由著名实业家、政治家老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创建于1885年，其目的是为了纪念早逝的爱子—小利兰 · 斯坦福。当时，老斯坦福决定将面积达8180英亩（约49653亩）的农场作为大学校园。所以，斯坦福大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大”，致使大面积的空地闲置。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资源，20世纪50年代，副校长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同校长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协商决定，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划拨出一片闲置土地，以低廉的价格长期出租，鼓励企业家和校友到此设立高科技公司。特尔曼的这一政策，成为斯坦福大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包括惠普、谷歌、雅虎、太阳、苹果、英特尔等公司纷纷到此落户，不久就超出了斯坦福大学能够提供的土地范围，逐步形成了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孕育了硅谷，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又反过来支撑着斯坦福大学的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尚为美国西部不为人知的“乡村大学”，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斯坦福大学已经成为同哈佛、普林斯顿、耶鲁齐名的一流大学。
对于硅谷的成功，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等高校同众多高科技公司之间良好的“产学研”互动。然而在美国高校林立的东北部长期生活过的格兰诺维特却不同意这种观点。2000年，在巴切德基金会（Bechtel Foundation）资助下，格兰诺维特同学生玛格丽特 · 韩柯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黄浩秋（Hokyu Hwang）、埃米利奥 · 卡斯蒂拉（Emilio J. Castilla）、艾琳 · 格兰诺维特（Ellen Granovetter）等人开始着手调查“硅谷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调查结果显示，硅谷存在的社会网络，更能够解释其成功。在同硅谷的竞争中，同样拥有高校林立、高科技企业众多这一优势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其缺乏个人、企业、产业、高校间密切的社会网络。当然，硅谷成功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社会网络，为了解开硅谷成功的奥秘，格兰诺维特及其学生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研究。
最近十年以来，格兰诺维特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构建、企业集团、电力行业的产业结构分析、硅谷的社会网络等方面。前两项都是理论课题，一方面对构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架构提出见解，另一方面补充科斯（Ronald H. Coase）、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人主张的交易成本理论的不足。后两项则为实际调研项目，通过对美国电力行业和硅谷的调查，一方面证明社会网络对产业结构的形成以及地区成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网络分析法有助于人们避免偏见，理解现实。
2011年，格兰诺维特出版了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合著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第三版。虽然他已经68岁，但这位温文尔雅、喜欢吃中国菜的社会学教授，依然不知疲倦地站在经济社会学的前沿，同“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抗争，为社会学的研究在经济领域开疆辟土。
20世纪初，韦伯从组织权威出发提出的理性官僚制，在组织理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一般认为，理性官僚制（科层制），是组织理论的经典范式，尽管二战以后韦伯的观点遭到了众多批评，但依然占据着组织理论的主流位置。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沃伦 · 本尼斯（Warren G. Bennis）发起的，他认为，“官僚体系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不再是有用的工具了。”然而，后来的事实并不如本尼斯想象的那么乐观。任何学术批评，哪怕是十分犀利、富有远见的批评，当没有寻找出更好的替代理论时，这种批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完成对旧理论的解构，无法实现新理论的建构。真正从理论基础上撼动官僚制，是从格兰诺维特开始的。自从社会网络分析法诞生以后，韦伯的经典范式遇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研究，体现了组织理论的当代发展方向。
20世纪70年代起，哈佛大学教授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 White）及其一大批学生（包括格兰诺维特）发展并完善了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个人、组织间关系网络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使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走出官僚制的束缚。
1943年，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出生于美国的泽西市（Jersey City），他的父亲是西德尼（Sidney Granovetter），母亲是维奥列塔（Violet Granovetter）。格兰诺维特所在的泽西市，人口有20余万，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城市中名列第二。新泽西州北接纽约（New York），南邻费城（Philadelphia），位于美国东部大都市区的中央，地理位置优越，面积虽然不大，人口密度极高。北部居民往往到纽约上班，南部则受到费城影响。在美国东北部居于中心位置。新泽西这种与周边各州的紧密联系，恰好是社会网研究的一个地理范本。
美国东北部地区高校林立，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等都坐落于此，是世界上著名高校最集中的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格兰诺维特家乡西南方向的普林斯顿大学距离他家仅有一小时车程，年轻的格兰诺维特就是在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攻读学士学位。
普林斯顿大学古朴典雅，科研实力雄厚。同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的追求不同，普林斯顿一直坚持大学的象牙塔性质，拒绝举办实用性的法学院和商学院，在基础研究上名列前茅。同坐落于大都市的高校相比，普林斯顿大学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学生可以在此坐而论道，老师可以在此潜心学问。该校先后培养出3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就是在这里读书任教。获得8项奥斯卡奖提名的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讲的就是纳什在普林斯顿的故事。纳什提出“纳什均衡”的最重要论文，就是他在普林斯顿就读博士时写就的。几十年的精神疾病折磨，使纳什这样孤独怪异的学者，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道风景线，这所大学可以让精神失常的纳什得到足够的关爱，它对学者的尊重和关怀，体现了普林斯顿的学术精神。这样一所学校，从来不以世俗评价为荣。当然，这并不排斥普林斯顿为世俗社会培养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如美国国父詹姆斯 · 麦迪逊（James Madison）、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格兰诺维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读到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分析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这对他日后进行社会网络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多数史学家往往从该时期法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生活水平、舆论氛围、制度设置等方面进行阐述。勒费弗尔则在他的著作中展开了另一种角度的分析论证，即传言网络的研究。《1789年的大恐怖》“追溯了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传播流言蜚语的社会网络，贵族上层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是通过这一社会网络传播开去的。这一传言网络成就了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部分”。例如，王后玛丽（Marie An-toinette）同自己的亲生儿子之间发生乱伦关系的谣言（此谣言纯属编造），成为革命暴民将其送上断头台的借口；贵族囤积粮食制造饥荒的谣言，则导致农民起来反抗并大肆屠杀贵族。对于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格兰诺维特于1988年在与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的谈话中说道，“这才是所发生事情的真正直接原因。它解释了这次运动或事件。它给了你一个机制。其他较大的力量如社会阶级和一般经济状况等等，很明显也都重要，但要从中找出人民实实在在做的事情，还必须要有某种机制。对我来说，网络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勒费弗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成为格兰诺维特进入社会网络研究的引导。在以后的日子里，格兰诺维特一直试图建立针对革命、暴动类事件的分析模型。1978年，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提出了初步的研究纲领。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任教的格兰诺维特同博士生宋以朗（Roland Soong）合作，逐步完善“门槛模型”，并将其扩展运用到消费者的决策、中国人的行为研究等方面，使人们对群体行为的认识，逐步从非理性层面深入到理性层面。
1965年，格兰诺维特获得美国和现代欧洲史学士学位，从普林斯顿大学顺利毕业。本科毕业之后，他随即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网络分析在哈佛大学正如火如荼展开，“我发现在哈里森·怀特的周围已经有了一群人，他们都对社会网络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跟哈里森·怀特一起研究，并醉心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了。”
实际上，哈佛大学具有浓厚的社会网络分析传统。20世纪30年代，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等人指导的“霍桑实验”，在关注效率的前提下，开始研究非正式组织以及员工之间的关系，开创了“人际关系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的繁荣，成为60～70年代哈里森·怀特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先声。1963年，怀特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研究群体，试图突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忆及这段经历时，强调他们“自认是反抗社会学中传统的帕森斯统治的勇士，……意在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在怀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上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中心，“一份怀特学生的名单就好像是一张社会网络分析的人物表。他所有的博士生都在社会网络领域出版过书籍。尽管其中有一些并没有继续进行网络分析研究，但他们中有许多仍然走在这一领域的前沿。……大多数在这一领域出版的书籍都出自于怀特及其以前的学生”。
在怀特的指导下，格兰诺维特逐步掌握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工具。为了系统阐述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试图将婚姻与家庭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但由于个人兴趣以及参考资料不充裕等原因，他转而分析社会网络在人们找工作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初出茅庐的格兰诺维特无意中闯入了传统上公认的经济学的势力范围。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劳动力市场同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自亚当·斯密以来，历代经济学家发展出了日益精致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模型。纵观这些模型，它们要么侧重分析个人，要么侧重分析职位。格兰诺维特认为，对个人和职位进行分析并不能成功地解释人们找到工作的事实。部分人之所以能够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拥有较佳的社会关系网。
格兰诺维特的博士论文，成为他日后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博士论文中探讨的找工作问题，亦成为贯穿其学术生涯的研究主题。1970年，格兰诺维特顺利通过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从哈佛毕业之后，他进入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关系学系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霍普金斯大学距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Baltimore），由银行家、贵格会教徒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捐资创办于1876年，是一所研究型私立大学。在霍普金斯大学教学之余，格兰诺维特一方面对博士论文中的课题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对找工作问题进行相应的理论总结。
1973年，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弱连带的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举奠定了他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将人们之间的联系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并指出弱连带在信息传播中具有显著优势，弱连带有助于人们接受新事物、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能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保持社区稳定。从此，弱连带理论成为格兰诺维特最经常被引用的理论之一，此后直到80年代初，他相继发表过几篇论文，对弱连带的观点进行完善补充，从而形成了社会网络研究领域颇具说服力的重要理论分支。
1973年，格兰诺维特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助理教授，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该书上承哈里森·怀特的《机会链：组织中流动的系统模型》（Chains of Opportunity: System Models of Mobility in Organizations），下启罗纳德 ·伯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立足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所获取的资料，对劳动力市场上人们找工作的过程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偏差，成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经典之作。
《找工作》的出版，给格兰诺维特带来了巨大声誉，1975年他受邀担任《美国社会学杂志》编辑；1977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邀请他担任该校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加盟该校后，他继续深化以前的研究工作，完善弱连带理论和门槛模型，并逐步将视野放宽，试图运用社会网络来分析更多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格兰诺维特身边聚集了一批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生，他们接受了必要的社会网络分析训练。日后，他的博士生分散到世界各地，对传播社会网络理论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中国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和香港知名人士宋以朗先生，都出自格兰诺维特门下。罗家德教授致力于“推广社会网研究以及关系管理学”，宋以朗先生则同格兰诺维特合作，不断完善门槛模型，用于分析群体事件。
随着研究的深入，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抱负不断增强，为了同“经济学帝国主义”相抗衡，他针锋相对地将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传统经济学分析领域。1985年，美国社会学年会在华盛顿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其意在一方面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试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取代经济学的解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学的传统，正视社会网络在经济结果分析中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主张建立新经济社会学，并非仅仅限于一般性的倡议，而是伴随着富有创建的深入研究。同年，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他指出了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的不足之处，而社会网络分析恰恰能够弥补这些不足，通过社会网络，人们之间的信任问题得到重视，从而在原有的官僚制和市场之外，补充了第三种治理方式—网络。此外，该文还指出了以后新经济社会学的努力方向，从而被学者们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鉴于格兰诺维特对群体和个人行为的开创性分析，他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名为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为新经济社会学指出了研究方向，此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主要围绕解决该文中提出的问题而展开。随着声誉的提高，邀请他担任访问教授的机构日益增加。1986~1987年，他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商学院担任访问教授。在斯坦福的教学和工作，为他日后到斯坦福大学工作作了铺垫。1989年，格兰诺维特到德国柏林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访问研究教授。此时正值东欧剧变、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身处柏林，他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格兰诺维特注意到，在制度缺失的社会环境下，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经济活动才能够得以开展。
由于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络分析群体中地位不断提高，他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随之成为美国社会网络研究的重镇。1989年，格兰诺维特升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然而，格兰诺维特运用社会网络进行社会分析的同时，其他学者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例如，针对格兰诺维特运用社会学挑战“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行为，有人戏称说，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帝国主义”。对于质疑，他并没有回避，而是承认不足，以求解决问题。1990年，他发表《在社会科学中作为独立理论之社会网络分析的神话》（The Myth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s a Separate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承认在运用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往往过于关注细枝末节，“对社会理论面对的较大问题毫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贬抑了文化、政治以及制度的重要性，使得社会网络分析欠缺社会背景的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扩展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范围。受到博士生帕特里克 · 麦圭尔（Patrick McGuire）的启发，格兰诺维特开始关注美国电力行业结构的形成，分析社会网络在其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关于组织结构问题，企业史大师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曾提出“战略决定结构”这一著名命题。钱德勒认为，企业的结构，取决于企业执行的战略，当旧的组织结构不能适应现行的战略时，改革的需要就产生了。他认为，美国大企业普遍实行的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就是多元化战略的客观产物。与钱德勒关注组织结构的视角不同，格兰诺维特及其学生注重分析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形成的网络状产业结构，由此，组织的网络联系、外包和嵌入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格兰诺维特等人认为，在产业的形成期“用社会网络来考虑问题非常重要”。为了系统研究社会网络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及其学生对美国的电力行业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调查，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至今，该研究项目仍在持续进行。
深入调查电力行业形成期社会网络的同时，格兰诺维特的工作发生了变动。1992年，他辞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一职，转赴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任社会学教授，并兼任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教授。然而，格兰诺维特在西北大学仅仅工作了短短的三年时间。1995年，他转到斯坦福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格兰诺维特潜心研究，成果迭出。除继续研究以前的理论课题之外，他开始关注硅谷（Silicon Valley）繁荣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硅谷同斯坦福大学密切相关。斯坦福大学由著名实业家、政治家老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创建于1885年，其目的是为了纪念早逝的爱子—小利兰 · 斯坦福。当时，老斯坦福决定将面积达8180英亩（约49653亩）的农场作为大学校园。所以，斯坦福大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大”，致使大面积的空地闲置。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资源，20世纪50年代，副校长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同校长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协商决定，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划拨出一片闲置土地，以低廉的价格长期出租，鼓励企业家和校友到此设立高科技公司。特尔曼的这一政策，成为斯坦福大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包括惠普、谷歌、雅虎、太阳、苹果、英特尔等公司纷纷到此落户，不久就超出了斯坦福大学能够提供的土地范围，逐步形成了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孕育了硅谷，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又反过来支撑着斯坦福大学的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尚为美国西部不为人知的“乡村大学”，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斯坦福大学已经成为同哈佛、普林斯顿、耶鲁齐名的一流大学。
对于硅谷的成功，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为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等高校同众多高科技公司之间良好的“产学研”互动。然而在美国高校林立的东北部长期生活过的格兰诺维特却不同意这种观点。2000年，在巴切德基金会（Bechtel Foundation）资助下，格兰诺维特同学生玛格丽特 · 韩柯克（Marguerite Gong Hancock）、黄浩秋（Hokyu Hwang）、埃米利奥 · 卡斯蒂拉（Emilio J. Castilla）、艾琳 · 格兰诺维特（Ellen Granovetter）等人开始着手调查“硅谷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调查结果显示，硅谷存在的社会网络，更能够解释其成功。在同硅谷的竞争中，同样拥有高校林立、高科技企业众多这一优势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其缺乏个人、企业、产业、高校间密切的社会网络。当然，硅谷成功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社会网络，为了解开硅谷成功的奥秘，格兰诺维特及其学生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研究。
最近十年以来，格兰诺维特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构建、企业集团、电力行业的产业结构分析、硅谷的社会网络等方面。前两项都是理论课题，一方面对构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架构提出见解，另一方面补充科斯（Ronald H. Coase）、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人主张的交易成本理论的不足。后两项则为实际调研项目，通过对美国电力行业和硅谷的调查，一方面证明社会网络对产业结构的形成以及地区成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明了社会网络分析法有助于人们避免偏见，理解现实。
2011年，格兰诺维特出版了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合著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第三版。虽然他已经68岁，但这位温文尔雅、喜欢吃中国菜的社会学教授，依然不知疲倦地站在经济社会学的前沿，同“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抗争，为社会学的研究在经济领域开疆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