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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弃妇”：评价立场的失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王先生原意是想剖析作者与生活的关系，笔者这里借用来是想说明，在文学接受中读者解读作品时，既要做到“入乎其内”，又要做到“出乎其外”，即读者除了要运用感同身受、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种“同情之了解”的方式体验作品外，还要从作品中跳出来，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冷静观照。“内”“外”结合，我们的文学接受才有可能显得有“生气”和“高致”。如果以此来尺量读者对《氓》这首叙事诗中抒情主人公人物形象的接受，持“弃妇”价值评判立场的读者仅仅做到了“入乎其内”，感性体验凌驾于理性审视之上，评判姿态明显倾斜。
很多语文教师甚至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在讲解《氓》这首叙事诗时，翕然把诗歌的主人公称之为“弃妇”。细心玩味，笔者发现，“弃妇”这一称谓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读者被诗歌中热情勤劳、善良坚韧的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冲昏了头脑，于主人公同情有余而理性审视不足，评价显得不够客观。细而论之，无非有此缘由，或是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或是屈服于学界的权威定位，或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习惯使然，不一而足。他们全然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批判性思维处于一种缺位状态，导致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价值评判立场失衡，也就不足为奇了。显而易见，这种文学接受存在偏颇，失之科学。下面详而论之。
我们不妨深挖一下“弃妇”价值评判的生成语境，还原“弃妇”价值定位的接受方式和情感逻辑。笔者发现，“弃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评判的生成语境应从作品和读者两个方面着手，它囊括了诗歌的平民叙事性质、接受者的意识形态、叙述视角和人物形象诸多方面。
第一，诗歌叙事属于底层平民叙事范畴，这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怜悯。《氓》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诗经》中一篇富有地方色彩，颇具民歌味道的叙事诗，主要讲述一名社会底层女性与丈夫相恋、嫁娶到被抛弃的不幸经历和悲惨命运，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婚恋情况和人生变故，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首诗叙述了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女性的婚恋悲剧，开创了中国文学“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叙事传统。《诗经》的编录者将《氓》收录其中，显示了编著者和作者的平民叙事立场和情感价值取向，读者与编录者、作者很容易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氓》敢于把当时底层社会女子的家庭不幸和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揭露出来，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关注弱者，尊重女性，褒善贬恶，净化人心的文学精神和人生态度。诗歌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饱含深情的叙述，自然地渲染了一种悲惨而感伤的氛围，读者与编著者、作者在多元互动中，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情感的契合点。
第二，此类读者囿于自身浸染的意识形态，加之受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对诗歌中深受封建思想和礼教制度毒害的女主人公有一种本能的怜悯之情。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对诗歌主人公“弃妇”的价值定位，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在学术领域颇具建树的老一辈专家的权威说法，而这些为我国现当代学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大都处于鲜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学术环境中，他们的学术研究程度不一地受到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弃妇”这个定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第三，诗歌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事抒情，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易取得读者的信任，也易博得读者的同情。我们读《氓》这首诗，仿佛在听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平凡女子以过来人的身份在倾诉自己的家庭悲剧和不幸命运，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悲悯之情也就自然生发出来了。
第四，诗歌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女主人公形象，这击中了读者的情感软肋。诗歌的叙事抒情主体虽然社会地位卑微，但心地坦诚，年轻貌美，热情善良，勤劳坚韧，向往爱情，散发着令人无法拒绝的人性美。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光彩照人的平凡美丽的女子却被一个看似憨厚老实而实际上三心二意、脾气暴躁的男子氓欺骗抛弃了。读者的怒火径直烧向那个负心汉氓，怜悯的洪水一下子淹没了诗歌中的痴情女子。如此一来，在怜悯之心战胜理性认识的读者的心中，看到的全是诗歌抒情主人公的不幸与优点，就形成了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叶障目式的片面之见。此种感性多于理性的文学接受，当然也就留下了遗憾，也使得我们不禁心生疑窦，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真的就完美无瑕？难道她就没有值得我们指摘的地方吗？难道持“弃妇”情感态度和接受立场的读者就无懈可击了吗？显然，持“弃妇”称谓的接受者忽视或未认识到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缺陷。
综上所述，以上四点都是读者从“史证和形证”两方面结合得出的带有明显而强烈同情色彩的“弃妇”价值评判定位，仅仅做到了“入乎其内”，过度沉醉于“入内”的“生气”，而漠视或淡忘了“出外”的“高致”，尚未从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和不幸命运中摆脱出来，感性体验遮蔽了理性的观照，看不到这个人物形象的不足之处，进而造成了人物形象分析缺乏思想高度，无形之中也降低了文学接受的层次。
二、“女主人公”：冷静客观的评判
毫无疑问，《氓》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洵然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但也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入乎其内”的基础上“出乎其外”，即抛开感性体验的惯性取向，摆脱单纯的情感怜悯和一味赞美，从作品中跳出来，平衡感性体验与理性审视，把相对初级的文学感受转化为相对高级的文学接受。职是之故，笔者建议将对诗歌的抒情主体的“弃妇”称谓改为“女主人公”，因为“弃妇”称谓夹带太多的感情因素，有点意气用事，评判不够冷静客观，而“女主人公”称谓则是远距离审视，不偏不倚，立场平和，这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避免了一味的情感悲悯而趋于理性客观，文学接受才显得科学合理，评价才有纵深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氓》的抒情主人公处于周代社会，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虽已建立，但尚未成熟，封建制度的严酷远远不及后来的明清时期，因此女子在婚恋方面还有一定的自主权，如“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即为佐证。另诗中“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句亦可证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虽不够完善，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人们的男尊女卑观念比较淡薄，礼教思想和礼教制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相对较轻。抒情主人公遭受抛弃后总结出如此教训，说明她已认识到当时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只是不明了其中缘由。由此看来，她依然没有超越她所处的时代束缚，男尊女卑思想对她影响甚微，她的思想认识还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她现身说法时的教训总结，本意是想告诫当时女子不能沉迷于男女欢爱之中，要对当时男尊女卑的残酷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免上当受骗，后悔终生，但客观上又有鼓吹和宣扬女性遵从男女尊卑制度之嫌，体现出落后的小农思想认识。此外，诗歌主人公在发现丈夫氓狡诈丑恶的面目后，果敢采取“亦已焉哉”的决绝行动，这种敢于抗争的刚烈性格，确实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但也体现一定的盲目性。她与丈夫分道扬镳后，该如何面对当时舆论的非议？怎么解决兄弟的嘲笑和父母的不解？以后的路怎么走，是一直反抗下去，还是选择妥协？面对这些问题，她无法预想到，也未找到应对之策。这就是其人物形象的局限所在。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从“入乎其内”的思维中跳出来，摆脱人物的悲情阴影笼罩，避免那种一厢情愿为主人公的未来作美好的设想，“出乎其外”，从远处审视。 有人根据诗歌主人公“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血泪总结和采取“亦已焉哉”的决绝态度和反抗行动，认为《氓》中的叙事主体不仅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被抛弃的受害者形象，更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觉醒者和反抗者形象。这个评判看似新颖独到，其实有故意拔高人物形象之嫌。文中的抒情主体本身也是封建礼教思想的受害者，只是她对这种受到毒害的原因浑然不知，虽有反抗，但很被动，也显得很盲目，所以也就谈不上觉醒。持此种定论的读者完全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要求抒情主人公，完全是把诗歌的女主人公当作今人看待，得出的结论当然经不住推敲，根本站不住脚。不惟如此，其立论的前提也有问题。
我们不能以今人的思想标准去权衡她的认识水平的高低，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位受害女子的思想认识无法超越当时所处的生产关系。评价这个人物形象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毋庸置疑，持“弃妇”接受立场的文学接受者的“知人论世”的解读方式和“同情之理解”的研究路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种文学接受方式仅做到了“入乎其内”，陷入了一种单纯的情感怜悯的窠臼，显得不够冷静客观，也不是文学接受应持的态度和立场。
三、从“弃妇”到“女主人公”：批判意识的回归
从“弃妇”到“女主人公”，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称谓的区别，无关紧要，但称谓背后隐藏的含义却相差甚远，这意味着一种批判意识的回归。“弃妇”只能看作是一般的低层次的文学感受，而“女主人公”是相对高级的文学批评，二者孰高孰低，一目了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称谓之别不仅仅反映了文学感受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接受层次的高低差异，也不仅仅是“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文学接受方式的差别，更是一种有无批判意识和批判思维的表现，这事关语文学习中批判性文学接受的实行与提高。
在当下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学科“一言堂”和“填鸭式”的的教学模式依旧大行其道。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接受，都折射出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批判意识的淡薄，批判思维的缺位，教与学缺乏充分的互动，二者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教师和学生都没有或不敢表现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最后导致语文成为一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学科。
在此背景下，我们教师亟需对我们的教学观念进行革新，积极树立和增强批判意识，倡导和培养批判性思维，尊重和发扬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着眼于此，倡导构建以批判意识为核心的文学接受范式，意义异常重大。
首先，我们应该建立语文学科自信，尊重差异化体验，重视个性化的解读。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我们语文教师要摒除先入为主的教材解读观念和定势思维，相信自己，独立思考，充分尊重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敢于把自我的个性化解读写进备课本，并恰当地向学生展示和传达。在此，笔者不是鼓励草率质疑权威，更不是提倡随心所欲地标新而立异，哗众以取宠，而是要发扬胡适先生倡导的“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的批判精神和治学路径。
其次，我们应该狠下功夫，钻研教材，沉潜其中，吃透课文，仔细玩索，读出自己的感受与见解，而不是完全依赖教学参考书和照搬他人现成教案，在教学上亦步亦趋，照本宣科，畏惧权威，重复旧说，拘泥陈见。语文教学的弹性之大，施展空间之广，在某种程度上说，都必须依赖批判性思维去拉伸拓展，否则语文课只会越上越没劲，愈上愈枯燥，学生越听越想打瞌睡，最后结果也可想而知了。讲课要想推陈出新，老师必须具备批判意识，鼓足批判勇气，并以此引导学生树立批判观念，无惧权威，敢抒己见，推进认识创新。
第三，纵观我们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学现状，一个显著的严重问题，就是教师注重语文知识的传授，而轻视或忽视情感与价值的引导与取舍。语文是一门为人生打底色的学科，语文教师应该非常注重学生思想情感的陶冶，重视和引导学生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倡导和弘扬批判精神，是扭转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取向的不合理局面的一个有力武器。我们老师在设计《氓》这首诗歌的教案时，应该在“情感与价值”这一维度加上“你是如何看待诗歌中的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思辨能力、问题意识，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男女平等观念。
最后，在教学实践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尊重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解读，重视组织讨论，让不同的思想碰撞出火花。这不仅仅可以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为那些将来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奠定初步的学术研究意识，更有利于构建高中语文教学中以批判思维为核心的文学接受范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王先生原意是想剖析作者与生活的关系，笔者这里借用来是想说明，在文学接受中读者解读作品时，既要做到“入乎其内”，又要做到“出乎其外”，即读者除了要运用感同身受、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种“同情之了解”的方式体验作品外，还要从作品中跳出来，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冷静观照。“内”“外”结合，我们的文学接受才有可能显得有“生气”和“高致”。如果以此来尺量读者对《氓》这首叙事诗中抒情主人公人物形象的接受，持“弃妇”价值评判立场的读者仅仅做到了“入乎其内”，感性体验凌驾于理性审视之上，评判姿态明显倾斜。
很多语文教师甚至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在讲解《氓》这首叙事诗时，翕然把诗歌的主人公称之为“弃妇”。细心玩味，笔者发现，“弃妇”这一称谓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读者被诗歌中热情勤劳、善良坚韧的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冲昏了头脑，于主人公同情有余而理性审视不足，评价显得不够客观。细而论之，无非有此缘由，或是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或是屈服于学界的权威定位，或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习惯使然，不一而足。他们全然丧失自我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批判性思维处于一种缺位状态，导致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价值评判立场失衡，也就不足为奇了。显而易见，这种文学接受存在偏颇，失之科学。下面详而论之。
我们不妨深挖一下“弃妇”价值评判的生成语境，还原“弃妇”价值定位的接受方式和情感逻辑。笔者发现，“弃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评判的生成语境应从作品和读者两个方面着手，它囊括了诗歌的平民叙事性质、接受者的意识形态、叙述视角和人物形象诸多方面。
第一，诗歌叙事属于底层平民叙事范畴，这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怜悯。《氓》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诗经》中一篇富有地方色彩，颇具民歌味道的叙事诗，主要讲述一名社会底层女性与丈夫相恋、嫁娶到被抛弃的不幸经历和悲惨命运，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婚恋情况和人生变故，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首诗叙述了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女性的婚恋悲剧，开创了中国文学“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叙事传统。《诗经》的编录者将《氓》收录其中，显示了编著者和作者的平民叙事立场和情感价值取向，读者与编录者、作者很容易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氓》敢于把当时底层社会女子的家庭不幸和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揭露出来，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关注弱者，尊重女性，褒善贬恶，净化人心的文学精神和人生态度。诗歌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饱含深情的叙述，自然地渲染了一种悲惨而感伤的氛围，读者与编著者、作者在多元互动中，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情感的契合点。
第二，此类读者囿于自身浸染的意识形态，加之受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对诗歌中深受封建思想和礼教制度毒害的女主人公有一种本能的怜悯之情。现行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对诗歌主人公“弃妇”的价值定位，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出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在学术领域颇具建树的老一辈专家的权威说法，而这些为我国现当代学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大都处于鲜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学术环境中，他们的学术研究程度不一地受到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弃妇”这个定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
第三，诗歌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事抒情，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易取得读者的信任，也易博得读者的同情。我们读《氓》这首诗，仿佛在听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平凡女子以过来人的身份在倾诉自己的家庭悲剧和不幸命运，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唏嘘不已，感慨万千，悲悯之情也就自然生发出来了。
第四，诗歌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女主人公形象，这击中了读者的情感软肋。诗歌的叙事抒情主体虽然社会地位卑微，但心地坦诚，年轻貌美，热情善良，勤劳坚韧，向往爱情，散发着令人无法拒绝的人性美。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光彩照人的平凡美丽的女子却被一个看似憨厚老实而实际上三心二意、脾气暴躁的男子氓欺骗抛弃了。读者的怒火径直烧向那个负心汉氓，怜悯的洪水一下子淹没了诗歌中的痴情女子。如此一来，在怜悯之心战胜理性认识的读者的心中，看到的全是诗歌抒情主人公的不幸与优点，就形成了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叶障目式的片面之见。此种感性多于理性的文学接受，当然也就留下了遗憾，也使得我们不禁心生疑窦，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真的就完美无瑕？难道她就没有值得我们指摘的地方吗？难道持“弃妇”情感态度和接受立场的读者就无懈可击了吗？显然，持“弃妇”称谓的接受者忽视或未认识到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缺陷。
综上所述，以上四点都是读者从“史证和形证”两方面结合得出的带有明显而强烈同情色彩的“弃妇”价值评判定位，仅仅做到了“入乎其内”，过度沉醉于“入内”的“生气”，而漠视或淡忘了“出外”的“高致”，尚未从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和不幸命运中摆脱出来，感性体验遮蔽了理性的观照，看不到这个人物形象的不足之处，进而造成了人物形象分析缺乏思想高度，无形之中也降低了文学接受的层次。
二、“女主人公”：冷静客观的评判
毫无疑问，《氓》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洵然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但也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入乎其内”的基础上“出乎其外”，即抛开感性体验的惯性取向，摆脱单纯的情感怜悯和一味赞美，从作品中跳出来，平衡感性体验与理性审视，把相对初级的文学感受转化为相对高级的文学接受。职是之故，笔者建议将对诗歌的抒情主体的“弃妇”称谓改为“女主人公”，因为“弃妇”称谓夹带太多的感情因素，有点意气用事，评判不够冷静客观，而“女主人公”称谓则是远距离审视，不偏不倚，立场平和，这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就避免了一味的情感悲悯而趋于理性客观，文学接受才显得科学合理，评价才有纵深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氓》的抒情主人公处于周代社会，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虽已建立，但尚未成熟，封建制度的严酷远远不及后来的明清时期，因此女子在婚恋方面还有一定的自主权，如“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即为佐证。另诗中“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句亦可证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虽不够完善，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人们的男尊女卑观念比较淡薄，礼教思想和礼教制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相对较轻。抒情主人公遭受抛弃后总结出如此教训，说明她已认识到当时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只是不明了其中缘由。由此看来，她依然没有超越她所处的时代束缚，男尊女卑思想对她影响甚微，她的思想认识还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她现身说法时的教训总结，本意是想告诫当时女子不能沉迷于男女欢爱之中，要对当时男尊女卑的残酷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以免上当受骗，后悔终生，但客观上又有鼓吹和宣扬女性遵从男女尊卑制度之嫌，体现出落后的小农思想认识。此外，诗歌主人公在发现丈夫氓狡诈丑恶的面目后，果敢采取“亦已焉哉”的决绝行动，这种敢于抗争的刚烈性格，确实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但也体现一定的盲目性。她与丈夫分道扬镳后，该如何面对当时舆论的非议？怎么解决兄弟的嘲笑和父母的不解？以后的路怎么走，是一直反抗下去，还是选择妥协？面对这些问题，她无法预想到，也未找到应对之策。这就是其人物形象的局限所在。要认识到这一点，必须从“入乎其内”的思维中跳出来，摆脱人物的悲情阴影笼罩，避免那种一厢情愿为主人公的未来作美好的设想，“出乎其外”，从远处审视。 有人根据诗歌主人公“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血泪总结和采取“亦已焉哉”的决绝态度和反抗行动，认为《氓》中的叙事主体不仅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被抛弃的受害者形象，更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觉醒者和反抗者形象。这个评判看似新颖独到，其实有故意拔高人物形象之嫌。文中的抒情主体本身也是封建礼教思想的受害者，只是她对这种受到毒害的原因浑然不知，虽有反抗，但很被动，也显得很盲目，所以也就谈不上觉醒。持此种定论的读者完全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要求抒情主人公，完全是把诗歌的女主人公当作今人看待，得出的结论当然经不住推敲，根本站不住脚。不惟如此，其立论的前提也有问题。
我们不能以今人的思想标准去权衡她的认识水平的高低，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位受害女子的思想认识无法超越当时所处的生产关系。评价这个人物形象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毋庸置疑，持“弃妇”接受立场的文学接受者的“知人论世”的解读方式和“同情之理解”的研究路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种文学接受方式仅做到了“入乎其内”，陷入了一种单纯的情感怜悯的窠臼，显得不够冷静客观，也不是文学接受应持的态度和立场。
三、从“弃妇”到“女主人公”：批判意识的回归
从“弃妇”到“女主人公”，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称谓的区别，无关紧要，但称谓背后隐藏的含义却相差甚远，这意味着一种批判意识的回归。“弃妇”只能看作是一般的低层次的文学感受，而“女主人公”是相对高级的文学批评，二者孰高孰低，一目了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称谓之别不仅仅反映了文学感受与文学批评之间的接受层次的高低差异，也不仅仅是“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文学接受方式的差别，更是一种有无批判意识和批判思维的表现，这事关语文学习中批判性文学接受的实行与提高。
在当下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学科“一言堂”和“填鸭式”的的教学模式依旧大行其道。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接受，都折射出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批判意识的淡薄，批判思维的缺位，教与学缺乏充分的互动，二者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教师和学生都没有或不敢表现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最后导致语文成为一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学科。
在此背景下，我们教师亟需对我们的教学观念进行革新，积极树立和增强批判意识，倡导和培养批判性思维，尊重和发扬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着眼于此，倡导构建以批判意识为核心的文学接受范式，意义异常重大。
首先，我们应该建立语文学科自信，尊重差异化体验，重视个性化的解读。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我们语文教师要摒除先入为主的教材解读观念和定势思维，相信自己，独立思考，充分尊重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敢于把自我的个性化解读写进备课本，并恰当地向学生展示和传达。在此，笔者不是鼓励草率质疑权威，更不是提倡随心所欲地标新而立异，哗众以取宠，而是要发扬胡适先生倡导的“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的批判精神和治学路径。
其次，我们应该狠下功夫，钻研教材，沉潜其中，吃透课文，仔细玩索，读出自己的感受与见解，而不是完全依赖教学参考书和照搬他人现成教案，在教学上亦步亦趋，照本宣科，畏惧权威，重复旧说，拘泥陈见。语文教学的弹性之大，施展空间之广，在某种程度上说，都必须依赖批判性思维去拉伸拓展，否则语文课只会越上越没劲，愈上愈枯燥，学生越听越想打瞌睡，最后结果也可想而知了。讲课要想推陈出新，老师必须具备批判意识，鼓足批判勇气，并以此引导学生树立批判观念，无惧权威，敢抒己见，推进认识创新。
第三，纵观我们现在的高中语文教学现状，一个显著的严重问题，就是教师注重语文知识的传授，而轻视或忽视情感与价值的引导与取舍。语文是一门为人生打底色的学科，语文教师应该非常注重学生思想情感的陶冶，重视和引导学生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倡导和弘扬批判精神，是扭转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取向的不合理局面的一个有力武器。我们老师在设计《氓》这首诗歌的教案时，应该在“情感与价值”这一维度加上“你是如何看待诗歌中的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思辨能力、问题意识，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男女平等观念。
最后，在教学实践上，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尊重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解读，重视组织讨论，让不同的思想碰撞出火花。这不仅仅可以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为那些将来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奠定初步的学术研究意识，更有利于构建高中语文教学中以批判思维为核心的文学接受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