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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又一个黑色星期五，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在这天以自杀的方式彻底刷黑了自己的世界。
消息传出，人们在扼腕叹息之余，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金融界精英选择付出生命的代价？！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在微博上发问：“突发事件，国信证券，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
自杀疑云
23日当天，资本市场的表现其实不错：A股走势平稳，上证指数涨1.3%，重新站上3400点，两市成交金额也再度突破1万亿元。些许利好，让萧条了许久的市场萌发丝丝暖意，一些乐观的人甚至开始期待：也许，牛市就要回来了？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3点，国信证券发布盘后公告称，“接家属通知，公司总裁陈鸿桥先生于2015年10月23日不幸去世。公司目前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一切正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随后，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陈鸿桥是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阳明山庄的家中以电线自缢身亡的，时间是当天早上6时许。
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金融界。有关陈鸿桥死因的传言也蜂拥而至：有人转述坊间传闻，指陈留有一封5字遗书，“请勿扰妻儿”;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陈“前段时间要出境，发现被边控，劝返”;还有人想起近来接连被查的金融高管，认为这不过是证券市场系列腐败案的余波……
两天后，国信证券官方网站发表悼文：“陈鸿桥先生任职公司期间，始终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引，积极落实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全力做好资本市场稳定、建设工作……”陈鸿桥的家人则通过媒体表示，网上有关“5字遗书”的传言并不属实。“长期以来，鸿桥的睡眠都不好，有时更到了彻夜无法入眠的地步。同时他的肠胃不好，作息不规律。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表现，但由于忽略，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希望所有为事业拼搏的朋友们，一定要把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不让悲剧重演。”他们说，很感谢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大家给予他们一个安宁的环境，“让逝者安息”。
27日，陈鸿桥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举行。仪式上，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万科集团总裁郁亮证实了陈鸿桥患有严重抑郁症的说法，并直指这才是其自杀的主要原因。
“祸”起约谈？
此前，曾任陈鸿桥上级领导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及多位券商大佬接连被调查。陈鸿桥的突然离世，使本已风声鹤唳的资本市场，骤然间波澜再起。
陈鸿桥执掌的国信证券，是国内知名证券公司。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其前身是1994年6月30日成立的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2亿元，总部设在深圳，2014年12月29日在深交所上市，经营范围涵盖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股票期权做市等10余项。另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今年6月9日公布的119家证券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排名显示，国信证券在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方面均位列前十名。
今年9月，市场曾传出国信证券被监管层约谈，相关负责人也一并被约谈和内部追责的消息。当时，有业内人士告诉媒体：“事情因‘股灾’而起。”
2 0 1 5 年9 月2
日，一位股民在
杭州市某证券交
易厅里关注股市
下跌行情。
时间倒推3个月，上证指数在6月12日站上7年来的最高点，5178点，却在此后一路暴跌不止，“千股跌停”的惨况引发各方关注。有关方面随即实施一系列救市行为：央行定向降准降息，沪深两市下调市场交易费用，证监会减少IPO数量和筹措金额，中央汇金入市操作，中国证券金融有限公司增资至千亿元以维持市场稳定……
7月4日，证监会召集21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商讨救市事宜，陈鸿桥掌舵的国信证券正是其中之一。当天，21家证券公司发布联合公告称，将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投资蓝筹股，共同救市。但这些措施仍然未能阻止股市继续暴跌。与此同时，监管层也开始注意到券商们在救市背后的一系列隐秘操作。
7月9日，公安部高调介入股市异动。31日，证监会对24个具有异常交易行为特征的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这份黑名单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司度（Citadel）控制的司度（上海）贸易公司。国信证券作为司度贸易的合作机构，由此陷入“恶意做空”泥潭。
据此后广为流传的《国信证券股指期货异常交易情况的通报》显示，“8月5日上午11点12分3秒至11点14分47秒期间，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价格快速下跌超0.7%。国信证券自营套保（套期保值）账户在此期间大量开空单，对市场价格造成较大影响，构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期货异常交易监控指引（试行）》第五条规定的异常交易行为，中金所已对相关账户采取限制开仓措施”。虽然国信方面对此回应“不知道”，但有证监系统内人士对媒体表示，曾在内部看到过上述《通报》。
《环球人物》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指引》第五条对“异常交易”行为的解释有10条细则，其中就包括“大笔申报、连续申报、密集申报或申报价格明显偏离申报时的最新成交价格，可能影响期货交易价格”。
《通报》内容还显示，国信证券疑似参与了“股灾”中的股指期货做空，并顶风作案为司度贸易融券卖空提供便利，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自营业务负责人也因此被约谈，并被责令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追责。有业内人士据此猜测，这也是陈鸿桥出事的原因之一。
20多年金融生涯
陈鸿桥是个不折不扣的寒门子弟，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大佬之一。
1966年，陈鸿桥出生于湖南攸县高和乡（现合并到菜花坪镇），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3岁时，他创办了全国最早的电话声讯台，深圳160声讯台，担任首任台长，后又参与创办了全国最早的青年志愿者组织深圳市义工联，并任理事长。在郁亮的记忆中，陈鸿桥对年轻人十分热心，“每年都抽时间与北大来深圳的毕业生交流，分享关于如何工作、如何成长、如何服务社会的经验”。
2014年12月29
日，国信证券在
深交所上市。
1991年，25岁的陈鸿桥在同学郁亮的推荐下，进入深圳证券结算有限公司，从此与中国资本市场结下不解之缘。1994年，他成为该公司副总经理，并在3年后履新深交所资金交收部总监。2001年至2003年间，他短暂担任深交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主任，之后便升任深交所副总经理。也正是在此期间，陈鸿桥成了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的副手，开始了两人间持续多年的交往。
在深交所期间，陈鸿桥给不少老同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深交所副总经理金立扬就说：“鸿桥是一个凡事追求完美，要强自立的人，在历任工作岗位上都力争做到最好，在深交所筹建创业板时，十年间几乎跑遍中国各个市县。”老同学郁亮也力赞他是“深圳资本市场的建设者，是金融、管理领域的专家”。
《环球人物》记者还得到一份2012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的会议资料。在长达50人的嘉宾名单中，陈鸿桥位列第十五。名字下方的备注显示，他还曾担任“国务院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文件起草小组与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科技部创新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2年6月，陈鸿桥以中国资本市场学院筹建办领导的身份，赴深圳大学城交流工作。随即，有媒体传出消息称，深交所高管将面临人事变动，陈鸿桥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学院常务副院长。但直到两年后，陈鸿桥才正式挥别深交所。
2014年5月19日下午3点，深圳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携两份任免函来到国信证券大厦。一个多小时的内部会议结束后，国信证券正式“换帅”，陈鸿桥始任国信证券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并被推荐为总裁，原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因任职期满，从国信离职。
消息传出后，不少记者拨通陈鸿桥的电话，试图询问其加盟国信的缘由，陈却不愿透露任何信息。一位国信高层人士分析说：“陈鸿桥与胡继之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个人风格也颇为类似。胡继之在入职掌舵国信前也是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也同样属于学者型领导，其多年的交易所经验与胡继之如出一辙。”
陈鸿桥的到来，加速了国信证券的上市过程。仅7个月后，他就带领国信以“年内最大IPO”的身份成功登陆A股主板。以每股5.83元，发行12亿股计算，此次融资规模接近70亿元。而12月29日上市首日，每股价格开盘就报7元，较发行价上涨两成。
陈鸿桥还大力推进券商互联网金融业务。2015年5月，在惠州的一场金融年会上，他以《中国经济新未来与投资新机遇》为题发表演说，劝大家不要只盯着二级市场的牛市。“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来形容中国经济，只能用前半句，中国现在处在最好的时代，后半句不需要，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挥手告别了这个“最好的时代”。
券商腐败路径
这个“最好的时代”，因为腐败的存在，让人又爱又恨。仅近几个月，就有包括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总经理程博明、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内的10余位身居要职者相继被查。
资深证券从业人员刘强（化名）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由券商、基金、证监会和媒体组成的违规牟利链条。
“因为能看到所有客户交易情况，包括资金流向、多少人看多、多少人看空等，券商往往能对个股或大盘走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尤其是帮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和收、并购业务的投行部，会提前知晓上市公司的大动作，以及这个动作指向利好还是利空。”
“比如，传统药企A公司为布局‘互联网 ’，需要进一步募集资金成立专营药物速递的子公司B。按正常流程，A应将这一消息通过券商投行部报备证监会，继而公司股票停牌，待批文下来后再复牌，并迎来一轮上涨行情。但实际操作中，券商、基金一旦提前得知消息，会通过银行杠杆筹措资金，抢在上报、停牌前以较低价格大笔买入。股票停牌、价格锁定后，再通过媒体将消息放给散户。这样，等股票复牌，散户们蜂拥而入，股价必然飙升，券商和基金就能在短时间内收获高额利润。这，就是内幕交易。”刘强说，“虽然证监会严禁在重大资产重组前有消息外泄、有大笔资金进场抄底，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乏铤而走险者。有的监管者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甚至参与其中，给券商通风报信。”
“更有甚者，是将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打通，也就是业内说的一、二级市场联动。”还是以A公司为例，刘强说，券商一旦得知其有跨界投资的意向，会提前布局，先低价买入其股票，再联合其他股东实现对B的控股。A公司从券商手中取得B的控股权后，通过媒体将其包装成“传统药企跨界投资互联网”的创业故事。“二级市场方面，一旦‘跨界投资’的概念被媒体炒起来、散户捧起来，券商会高价卖出所持有的A公司股份，赚上一笔;一级市场方面，券商通过转手对B的控股权又赚上一笔。两两相加，券商能轻松赚到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一个公司的并购动作，少说也涉及近10亿元，随便翻几倍就是几十亿。这样丰厚的利润，自然会吸引不少券商和上市公司勾结起来，违规逐利。”
据公开资料显示，本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总部营业部曾耗资21亿买进美邦服饰;金融大街营业部分别花12.8亿元、8.5亿元买进江苏三友、良信电器;呼家楼营业部花14亿元买进长盈精密。事后，有专家对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玄机进行解析：“这些股票业绩并不好，基本面也没有改善，却在救市过程中放了天量，而且放量几天后就形成一根大阴线，明显是庄家跑了。”中信证券因此饱受非议，被认为身为救市主力，手握国家底牌，却一门心思通过内幕交易“赚国家稳定资金的钱”。 与境外资本巨头联手套利，是这个链条中的另外一环。
“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对境外投资人的投资行为有严格限制。而中信、国信等券商每年有资金流入流出的配额，比较容易和外资‘勾结’。”刘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们通常在现货、期货两边同时操作。由于国内现货市场股价偏高，境外资金往往先通过卖空股指期货赚一笔，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打压下去后，再通过做空股价获利。境外资本还能通过某种投资途径获取合法内资身份，再靠大手笔买卖来做空股价。此次做空股市的‘元凶’之一司度贸易就是这类公司。”
就在陈鸿桥自杀当天，有消息称，中信证券子公司金石投资总经理祁曙光被公安机关带走，“目前尚不确定其是接受调查还是协助调查”。祁曙光曾任金石旗下中信联创总经理，2010年2月中信联创出资100万美元，与司度共同设立司度贸易的时候，她正是创立者之一。此外，前段时间被带走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曾在2009年前后担任金石投资和中信联创董事长，与司度贸易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被调查的中信另类投资部执行总裁汪定国，则是司度贸易的中方董事。基于这样复杂的“关系图表”，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券商大佬“凭借手中的交易市场数据引来境外基金，通过商业关系或私人关系渠道泄露信息共同牟利”。
每轮牛熊市都伴随券商危机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重要性不言而喻。
过去数年，大量曾在证券监管机关、交易所任职的官员“下海”奔赴券商、基金公司。“裁判员”变身“运动员”，为监管部门正常履行监管职责带来无形的困难，也形成了券商、基金公司违规腾挪的真空地带。
“哪个地方的资金集中，哪个地方发生腐败的风险就大，在金融行业，收益最高的证券业的腐败就最为严重。”一旦掌握未公开信息，就能在交易过程中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且隐蔽性较强，这让很多人“跃跃欲试”。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如是说。
而从监管方面来说，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按行业细分，面对银行、证券、保险的混业经营，就显得力不从心。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证监会权力结构的不科学，决策和执行权分配不合理，使得股市在为企业融资降低成本和门槛的过程中，被官员用来牟利。
“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每出现一轮大的牛熊市，几乎都会有顶尖券商出现危机，甚至消亡，证券市场的行业格局也会随之改变。”某证券公司部门负责人何涛（化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99年至2001年的牛市到来前，从1993年起连续5年盘踞深交所成交量首位的君安证券垮掉了;2006年至2007年的牛市到来前，长期位列三甲的南方证券被迫重整。”
近几年，中央打击金融腐败的力度逐步加强。2013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明确了反腐的三大战场：高官、金融领域、纪检系统;2014年，全国掀起金融反腐高潮，先后整肃了银行、基金领域;2015年，证监会在年初连续启动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查处违法违规事项数十起，公安部的强势介入也进一步提升了证券业反腐的效率。截至目前，已经有中信、华泰、海通、广发、方正等券商接受了证监会的处罚，一些券商大佬被带走接受调查。
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那样，“中央反腐的力度已经建立起了威慑，接下来就是需要尽快推动改革”，通过制度建设起市场体系，使寻租的空间减小。
消息传出，人们在扼腕叹息之余，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金融界精英选择付出生命的代价？！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在微博上发问：“突发事件，国信证券，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
自杀疑云
23日当天，资本市场的表现其实不错：A股走势平稳，上证指数涨1.3%，重新站上3400点，两市成交金额也再度突破1万亿元。些许利好，让萧条了许久的市场萌发丝丝暖意，一些乐观的人甚至开始期待：也许，牛市就要回来了？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3点，国信证券发布盘后公告称，“接家属通知，公司总裁陈鸿桥先生于2015年10月23日不幸去世。公司目前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一切正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随后，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陈鸿桥是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阳明山庄的家中以电线自缢身亡的，时间是当天早上6时许。
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金融界。有关陈鸿桥死因的传言也蜂拥而至：有人转述坊间传闻，指陈留有一封5字遗书，“请勿扰妻儿”;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陈“前段时间要出境，发现被边控，劝返”;还有人想起近来接连被查的金融高管，认为这不过是证券市场系列腐败案的余波……
两天后，国信证券官方网站发表悼文：“陈鸿桥先生任职公司期间，始终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引，积极落实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全力做好资本市场稳定、建设工作……”陈鸿桥的家人则通过媒体表示，网上有关“5字遗书”的传言并不属实。“长期以来，鸿桥的睡眠都不好，有时更到了彻夜无法入眠的地步。同时他的肠胃不好，作息不规律。这些都是抑郁症的表现，但由于忽略，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希望所有为事业拼搏的朋友们，一定要把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不让悲剧重演。”他们说，很感谢大家的关心，也希望大家给予他们一个安宁的环境，“让逝者安息”。
27日，陈鸿桥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举行。仪式上，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万科集团总裁郁亮证实了陈鸿桥患有严重抑郁症的说法，并直指这才是其自杀的主要原因。
“祸”起约谈？
此前，曾任陈鸿桥上级领导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及多位券商大佬接连被调查。陈鸿桥的突然离世，使本已风声鹤唳的资本市场，骤然间波澜再起。
陈鸿桥执掌的国信证券，是国内知名证券公司。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其前身是1994年6月30日成立的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2亿元，总部设在深圳，2014年12月29日在深交所上市，经营范围涵盖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股票期权做市等10余项。另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今年6月9日公布的119家证券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排名显示，国信证券在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方面均位列前十名。
今年9月，市场曾传出国信证券被监管层约谈，相关负责人也一并被约谈和内部追责的消息。当时，有业内人士告诉媒体：“事情因‘股灾’而起。”
日，一位股民在
杭州市某证券交
易厅里关注股市
下跌行情。
时间倒推3个月，上证指数在6月12日站上7年来的最高点，5178点，却在此后一路暴跌不止，“千股跌停”的惨况引发各方关注。有关方面随即实施一系列救市行为：央行定向降准降息，沪深两市下调市场交易费用，证监会减少IPO数量和筹措金额，中央汇金入市操作，中国证券金融有限公司增资至千亿元以维持市场稳定……
7月4日，证监会召集21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商讨救市事宜，陈鸿桥掌舵的国信证券正是其中之一。当天，21家证券公司发布联合公告称，将出资不低于1200亿元投资蓝筹股，共同救市。但这些措施仍然未能阻止股市继续暴跌。与此同时，监管层也开始注意到券商们在救市背后的一系列隐秘操作。
7月9日，公安部高调介入股市异动。31日，证监会对24个具有异常交易行为特征的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这份黑名单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司度（Citadel）控制的司度（上海）贸易公司。国信证券作为司度贸易的合作机构，由此陷入“恶意做空”泥潭。
据此后广为流传的《国信证券股指期货异常交易情况的通报》显示，“8月5日上午11点12分3秒至11点14分47秒期间，沪深300期指主力合约价格快速下跌超0.7%。国信证券自营套保（套期保值）账户在此期间大量开空单，对市场价格造成较大影响，构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期货异常交易监控指引（试行）》第五条规定的异常交易行为，中金所已对相关账户采取限制开仓措施”。虽然国信方面对此回应“不知道”，但有证监系统内人士对媒体表示，曾在内部看到过上述《通报》。
《环球人物》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指引》第五条对“异常交易”行为的解释有10条细则，其中就包括“大笔申报、连续申报、密集申报或申报价格明显偏离申报时的最新成交价格，可能影响期货交易价格”。
《通报》内容还显示，国信证券疑似参与了“股灾”中的股指期货做空，并顶风作案为司度贸易融券卖空提供便利，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自营业务负责人也因此被约谈，并被责令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追责。有业内人士据此猜测，这也是陈鸿桥出事的原因之一。
20多年金融生涯
陈鸿桥是个不折不扣的寒门子弟，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大佬之一。
1966年，陈鸿桥出生于湖南攸县高和乡（现合并到菜花坪镇），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3岁时，他创办了全国最早的电话声讯台，深圳160声讯台，担任首任台长，后又参与创办了全国最早的青年志愿者组织深圳市义工联，并任理事长。在郁亮的记忆中，陈鸿桥对年轻人十分热心，“每年都抽时间与北大来深圳的毕业生交流，分享关于如何工作、如何成长、如何服务社会的经验”。
日，国信证券在
深交所上市。
1991年，25岁的陈鸿桥在同学郁亮的推荐下，进入深圳证券结算有限公司，从此与中国资本市场结下不解之缘。1994年，他成为该公司副总经理，并在3年后履新深交所资金交收部总监。2001年至2003年间，他短暂担任深交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主任，之后便升任深交所副总经理。也正是在此期间，陈鸿桥成了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的副手，开始了两人间持续多年的交往。
在深交所期间，陈鸿桥给不少老同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深交所副总经理金立扬就说：“鸿桥是一个凡事追求完美，要强自立的人，在历任工作岗位上都力争做到最好，在深交所筹建创业板时，十年间几乎跑遍中国各个市县。”老同学郁亮也力赞他是“深圳资本市场的建设者，是金融、管理领域的专家”。
《环球人物》记者还得到一份2012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的会议资料。在长达50人的嘉宾名单中，陈鸿桥位列第十五。名字下方的备注显示，他还曾担任“国务院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文件起草小组与专家咨询小组成员、科技部创新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2年6月，陈鸿桥以中国资本市场学院筹建办领导的身份，赴深圳大学城交流工作。随即，有媒体传出消息称，深交所高管将面临人事变动，陈鸿桥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学院常务副院长。但直到两年后，陈鸿桥才正式挥别深交所。
2014年5月19日下午3点，深圳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携两份任免函来到国信证券大厦。一个多小时的内部会议结束后，国信证券正式“换帅”，陈鸿桥始任国信证券委员会委员、副书记，并被推荐为总裁，原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因任职期满，从国信离职。
消息传出后，不少记者拨通陈鸿桥的电话，试图询问其加盟国信的缘由，陈却不愿透露任何信息。一位国信高层人士分析说：“陈鸿桥与胡继之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个人风格也颇为类似。胡继之在入职掌舵国信前也是深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也同样属于学者型领导，其多年的交易所经验与胡继之如出一辙。”
陈鸿桥的到来，加速了国信证券的上市过程。仅7个月后，他就带领国信以“年内最大IPO”的身份成功登陆A股主板。以每股5.83元，发行12亿股计算，此次融资规模接近70亿元。而12月29日上市首日，每股价格开盘就报7元，较发行价上涨两成。
陈鸿桥还大力推进券商互联网金融业务。2015年5月，在惠州的一场金融年会上，他以《中国经济新未来与投资新机遇》为题发表演说，劝大家不要只盯着二级市场的牛市。“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来形容中国经济，只能用前半句，中国现在处在最好的时代，后半句不需要，因为中国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挥手告别了这个“最好的时代”。
券商腐败路径
这个“最好的时代”，因为腐败的存在，让人又爱又恨。仅近几个月，就有包括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总经理程博明、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内的10余位身居要职者相继被查。
资深证券从业人员刘强（化名）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由券商、基金、证监会和媒体组成的违规牟利链条。
“因为能看到所有客户交易情况，包括资金流向、多少人看多、多少人看空等，券商往往能对个股或大盘走势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尤其是帮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和收、并购业务的投行部，会提前知晓上市公司的大动作，以及这个动作指向利好还是利空。”
“比如，传统药企A公司为布局‘互联网 ’，需要进一步募集资金成立专营药物速递的子公司B。按正常流程，A应将这一消息通过券商投行部报备证监会，继而公司股票停牌，待批文下来后再复牌，并迎来一轮上涨行情。但实际操作中，券商、基金一旦提前得知消息，会通过银行杠杆筹措资金，抢在上报、停牌前以较低价格大笔买入。股票停牌、价格锁定后，再通过媒体将消息放给散户。这样，等股票复牌，散户们蜂拥而入，股价必然飙升，券商和基金就能在短时间内收获高额利润。这，就是内幕交易。”刘强说，“虽然证监会严禁在重大资产重组前有消息外泄、有大笔资金进场抄底，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乏铤而走险者。有的监管者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甚至参与其中，给券商通风报信。”
“更有甚者，是将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打通，也就是业内说的一、二级市场联动。”还是以A公司为例，刘强说，券商一旦得知其有跨界投资的意向，会提前布局，先低价买入其股票，再联合其他股东实现对B的控股。A公司从券商手中取得B的控股权后，通过媒体将其包装成“传统药企跨界投资互联网”的创业故事。“二级市场方面，一旦‘跨界投资’的概念被媒体炒起来、散户捧起来，券商会高价卖出所持有的A公司股份，赚上一笔;一级市场方面，券商通过转手对B的控股权又赚上一笔。两两相加，券商能轻松赚到十几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一个公司的并购动作，少说也涉及近10亿元，随便翻几倍就是几十亿。这样丰厚的利润，自然会吸引不少券商和上市公司勾结起来，违规逐利。”
据公开资料显示，本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总部营业部曾耗资21亿买进美邦服饰;金融大街营业部分别花12.8亿元、8.5亿元买进江苏三友、良信电器;呼家楼营业部花14亿元买进长盈精密。事后，有专家对这一系列操作背后的玄机进行解析：“这些股票业绩并不好，基本面也没有改善，却在救市过程中放了天量，而且放量几天后就形成一根大阴线，明显是庄家跑了。”中信证券因此饱受非议，被认为身为救市主力，手握国家底牌，却一门心思通过内幕交易“赚国家稳定资金的钱”。 与境外资本巨头联手套利，是这个链条中的另外一环。
“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对境外投资人的投资行为有严格限制。而中信、国信等券商每年有资金流入流出的配额，比较容易和外资‘勾结’。”刘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们通常在现货、期货两边同时操作。由于国内现货市场股价偏高，境外资金往往先通过卖空股指期货赚一笔，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打压下去后，再通过做空股价获利。境外资本还能通过某种投资途径获取合法内资身份，再靠大手笔买卖来做空股价。此次做空股市的‘元凶’之一司度贸易就是这类公司。”
就在陈鸿桥自杀当天，有消息称，中信证券子公司金石投资总经理祁曙光被公安机关带走，“目前尚不确定其是接受调查还是协助调查”。祁曙光曾任金石旗下中信联创总经理，2010年2月中信联创出资100万美元，与司度共同设立司度贸易的时候，她正是创立者之一。此外，前段时间被带走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曾在2009年前后担任金石投资和中信联创董事长，与司度贸易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被调查的中信另类投资部执行总裁汪定国，则是司度贸易的中方董事。基于这样复杂的“关系图表”，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券商大佬“凭借手中的交易市场数据引来境外基金，通过商业关系或私人关系渠道泄露信息共同牟利”。
每轮牛熊市都伴随券商危机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重要性不言而喻。
过去数年，大量曾在证券监管机关、交易所任职的官员“下海”奔赴券商、基金公司。“裁判员”变身“运动员”，为监管部门正常履行监管职责带来无形的困难，也形成了券商、基金公司违规腾挪的真空地带。
“哪个地方的资金集中，哪个地方发生腐败的风险就大，在金融行业，收益最高的证券业的腐败就最为严重。”一旦掌握未公开信息，就能在交易过程中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且隐蔽性较强，这让很多人“跃跃欲试”。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如是说。
而从监管方面来说，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按行业细分，面对银行、证券、保险的混业经营，就显得力不从心。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证监会权力结构的不科学，决策和执行权分配不合理，使得股市在为企业融资降低成本和门槛的过程中，被官员用来牟利。
“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每出现一轮大的牛熊市，几乎都会有顶尖券商出现危机，甚至消亡，证券市场的行业格局也会随之改变。”某证券公司部门负责人何涛（化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99年至2001年的牛市到来前，从1993年起连续5年盘踞深交所成交量首位的君安证券垮掉了;2006年至2007年的牛市到来前，长期位列三甲的南方证券被迫重整。”
近几年，中央打击金融腐败的力度逐步加强。2013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明确了反腐的三大战场：高官、金融领域、纪检系统;2014年，全国掀起金融反腐高潮，先后整肃了银行、基金领域;2015年，证监会在年初连续启动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查处违法违规事项数十起，公安部的强势介入也进一步提升了证券业反腐的效率。截至目前，已经有中信、华泰、海通、广发、方正等券商接受了证监会的处罚，一些券商大佬被带走接受调查。
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的那样，“中央反腐的力度已经建立起了威慑，接下来就是需要尽快推动改革”，通过制度建设起市场体系，使寻租的空间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