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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者如倪润峰，仍然没有摆脱“宿命”。集权管理下的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开始衰落，而企业家则为经营业绩和企业产权，与政府辗转博弈，一边抗争一边妥协，最后被行政之手推离岗位。
这或许是中国第一代国企强人命运的普遍轨迹
倪润峰退休的理由被当地省市政府反复强调：年龄原因。
但四川省有关部门一位人士私下告诉记者，如果长虹业绩很好，倪润峰干到65岁也未必不可能。
倪润峰的命运完全与长虹业绩重合
虽然倪润峰复出之后，长虹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总额的确年年增长，但到2003年，长虹尚未恢复到1997年的鼎盛水平，而利润不及当时的十分之一。
“长虹的改革发展、生产经营和业绩表现对绵阳和整个四川的经济影响很大。四川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甘道明在解释长虹换帅的原因时说——长虹贡献的利税一度占到绵阳市财政收入的一半，在四川省也举足轻重。
梳理长虹的轨迹即可看出，倪润峰的命运完全与长虹业绩曲线重合。1997年长虹业绩攀到顶峰，倪润峰即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和1999年的长虹业绩逆转，导致了倪润峰2000年的退隐，那时四川工业增速退至全国之末，也被归因于长虹。2001年倪复出，被认为是政府有意寄望以倪的余威重振长虹业绩。以此逻辑，2004年倪的退休，当是顺理成章。
作为企业大股东，政府要求经营者的去留与业绩挂钩。但步步紧逼的业绩压力，却使得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都难有喘息和调整之机。
十余年来，长虹业绩起伏跌宕，而产权体制、产品结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却几乎一成未变，无论倪还是赵，单以一己之力，要扭转乾坤，恐也勉为其难。
现在看来，无论长虹，还是倪赵，纵使叱咤风云，其命运皆操控于政府之手，进退全不由自己。
屡屡失败的改制努力
细看倪润峰的言行，对此当早已洞若观火，而其试图摆脱政府强力操控的努力，从未消停。
最初的尝试，即是走出绵阳，走出四川。据长虹内部人士称，90年代中后期，长虹即有将生产基地留在绵阳，将总部外迁成都之议。2000年赵勇上台之后，亦有将研发中心迁往上海或广州之议。而倪复出后在广东中山购并企业，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也被认为是长虹有意走出四川的试探。
就企业行为而言，迁址无可厚非。因为无论资讯、运输成本、原材料供应乃至人才吸纳，位于川西北的绵阳未必是上上之选。但凡此种种，至今均成画饼。长虹人士均议论，是地方政府“舍不得”。
而根本性的改革，当从产权开始。寻求外来并购和内部改制，均是长虹一直努力的方向。
1998年，长虹即开始与飞利浦谈判合资，操作模式为互相持股。其后的传言更是每年有之，对象包括东芝、通用电气以至今年的新鸿基地产。但是种种尝试最终仅成化影。6年之中，长虹业绩一蹶不振，市场份额也节节下滑。
另一方面，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订了“民营化”计划，但当时因财政部叫停国有股减持未果。2002年1月，四川省委出台了《关于加快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鼓励和支持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对职工持股的资金来源，《意见》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度，向公司股东借款，银行贷款等都可以成为职工购买公司股权的资金来源。
2002年5月，长虹便明确提出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实现长虹“民营化”。但2002年6月，绵阳市旋即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规定了国企经营管理者获得股权的资金来源为：支付给经营管理者的年薪中，按一定比例转化为期股；按企业净资产增值部分或新增利润的一定比例给予经营管理者特别奖励；经营管理者的自有资金；企业专项基金借给经营管理者。
绵阳市经济主管部门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由于长虹的盘子太大，由长虹管理层自身财力完成管理层收购，几乎不可能。即便倪润峰，年薪也不过一百余万元，相比长虹130亿元的净资产，收购股权无异杯水车薪。
有限的资金来源实际上断绝了管理层收购之路。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管理者收购股权的规定还在加严。
记者在四川省国资委看到一份草拟于2003年11月的文件，关于管理层收购的意见已经严格为“经营管理者筹集收购国有产权的资金，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责任的，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
如果政府认定倪润峰对长虹经营业绩负有责任，从文件看来，政府的意愿似与倪润峰想实现的改制目标越来越远。
改制宏愿成未了心结
今年6月1日，绵阳市五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份《关于深化重点国有(控股)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对该市八户企业的改制工作进行部署，而四川长虹集团赫然在列。
绵阳市政府一位官员向本刊表示，按市里的安排，其他七户企业的改制工作原则上于今年完成，但这个时间表并不包括长虹。他解释说，长虹是省管企业，它的改制方案由省里制定。而他并没有看到成熟的改制方案出台。
一改6年，迄今未见开花结果。2001年，倪润峰就对TCL率先改制发言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他更是指斥地方国资委对长虹改制插手太多。
倪润峰向媒体公开与地方政府的异见，显示出其焦躁之情，他明白自己时日无多。
最近，长虹内部传出消息，5000多名职工(30000多名长虹职工大多数是临时工)买断国有职工身份已有方案传出，这是长虹改制必走的一步。
长虹改制的宏愿，注定要由倪润峰交到赵勇手上。这成为倪任内未能了却的心结。一位记者评价说，纵使其在市场上翻云覆雨，终究未能跳出地方政府的手掌心。
与此前被免职的三九集团老总赵新先一样，长虹集团也是在企业改制的关键时候被走马换将。国企改制似乎成了这一代企业家难以解开的结。
这或许是中国第一代国企强人命运的普遍轨迹
倪润峰退休的理由被当地省市政府反复强调：年龄原因。
但四川省有关部门一位人士私下告诉记者，如果长虹业绩很好，倪润峰干到65岁也未必不可能。
倪润峰的命运完全与长虹业绩重合
虽然倪润峰复出之后，长虹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总额的确年年增长，但到2003年，长虹尚未恢复到1997年的鼎盛水平，而利润不及当时的十分之一。
“长虹的改革发展、生产经营和业绩表现对绵阳和整个四川的经济影响很大。四川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甘道明在解释长虹换帅的原因时说——长虹贡献的利税一度占到绵阳市财政收入的一半，在四川省也举足轻重。
梳理长虹的轨迹即可看出，倪润峰的命运完全与长虹业绩曲线重合。1997年长虹业绩攀到顶峰，倪润峰即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和1999年的长虹业绩逆转，导致了倪润峰2000年的退隐，那时四川工业增速退至全国之末，也被归因于长虹。2001年倪复出，被认为是政府有意寄望以倪的余威重振长虹业绩。以此逻辑，2004年倪的退休，当是顺理成章。
作为企业大股东，政府要求经营者的去留与业绩挂钩。但步步紧逼的业绩压力，却使得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都难有喘息和调整之机。
十余年来，长虹业绩起伏跌宕，而产权体制、产品结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却几乎一成未变，无论倪还是赵，单以一己之力，要扭转乾坤，恐也勉为其难。
现在看来，无论长虹，还是倪赵，纵使叱咤风云，其命运皆操控于政府之手，进退全不由自己。
屡屡失败的改制努力
细看倪润峰的言行，对此当早已洞若观火，而其试图摆脱政府强力操控的努力，从未消停。
最初的尝试，即是走出绵阳，走出四川。据长虹内部人士称，90年代中后期，长虹即有将生产基地留在绵阳，将总部外迁成都之议。2000年赵勇上台之后，亦有将研发中心迁往上海或广州之议。而倪复出后在广东中山购并企业，设立新的生产基地，也被认为是长虹有意走出四川的试探。
就企业行为而言，迁址无可厚非。因为无论资讯、运输成本、原材料供应乃至人才吸纳，位于川西北的绵阳未必是上上之选。但凡此种种，至今均成画饼。长虹人士均议论，是地方政府“舍不得”。
而根本性的改革，当从产权开始。寻求外来并购和内部改制，均是长虹一直努力的方向。
1998年，长虹即开始与飞利浦谈判合资，操作模式为互相持股。其后的传言更是每年有之，对象包括东芝、通用电气以至今年的新鸿基地产。但是种种尝试最终仅成化影。6年之中，长虹业绩一蹶不振，市场份额也节节下滑。
另一方面，早在1999年，倪润峰就制订了“民营化”计划，但当时因财政部叫停国有股减持未果。2002年1月，四川省委出台了《关于加快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鼓励和支持企业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对职工持股的资金来源，《意见》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度，向公司股东借款，银行贷款等都可以成为职工购买公司股权的资金来源。
2002年5月，长虹便明确提出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实现长虹“民营化”。但2002年6月，绵阳市旋即出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期股激励试行办法》，规定了国企经营管理者获得股权的资金来源为：支付给经营管理者的年薪中，按一定比例转化为期股；按企业净资产增值部分或新增利润的一定比例给予经营管理者特别奖励；经营管理者的自有资金；企业专项基金借给经营管理者。
绵阳市经济主管部门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由于长虹的盘子太大，由长虹管理层自身财力完成管理层收购，几乎不可能。即便倪润峰，年薪也不过一百余万元，相比长虹130亿元的净资产，收购股权无异杯水车薪。
有限的资金来源实际上断绝了管理层收购之路。而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管理者收购股权的规定还在加严。
记者在四川省国资委看到一份草拟于2003年11月的文件，关于管理层收购的意见已经严格为“经营管理者筹集收购国有产权的资金，不得向包括本企业在内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责任的，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
如果政府认定倪润峰对长虹经营业绩负有责任，从文件看来，政府的意愿似与倪润峰想实现的改制目标越来越远。
改制宏愿成未了心结
今年6月1日，绵阳市五部门联合出台了一份《关于深化重点国有(控股)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对该市八户企业的改制工作进行部署，而四川长虹集团赫然在列。
绵阳市政府一位官员向本刊表示，按市里的安排，其他七户企业的改制工作原则上于今年完成，但这个时间表并不包括长虹。他解释说，长虹是省管企业，它的改制方案由省里制定。而他并没有看到成熟的改制方案出台。
一改6年，迄今未见开花结果。2001年，倪润峰就对TCL率先改制发言说：“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上，他更是指斥地方国资委对长虹改制插手太多。
倪润峰向媒体公开与地方政府的异见，显示出其焦躁之情，他明白自己时日无多。
最近，长虹内部传出消息，5000多名职工(30000多名长虹职工大多数是临时工)买断国有职工身份已有方案传出，这是长虹改制必走的一步。
长虹改制的宏愿，注定要由倪润峰交到赵勇手上。这成为倪任内未能了却的心结。一位记者评价说，纵使其在市场上翻云覆雨，终究未能跳出地方政府的手掌心。
与此前被免职的三九集团老总赵新先一样，长虹集团也是在企业改制的关键时候被走马换将。国企改制似乎成了这一代企业家难以解开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