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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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秘鲁诗人塞萨尔·巴略霍与中国诗人孟郊的诗歌有许多趋同的地方。在内容方面,二人在诗歌中都体现出了自己受到的苦难,却又都体现出了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关怀。在风格方面,二人也都独树一帜,却又有共同的峭硬独立的特点。但二人诗歌也明显存在着差异,这一方面是由个人审美、思维的不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基于西方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区别。本文通过分析二人的生平、文本等内容,将二人诗歌进行详细比对,研究其异同之处,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巴略霍 孟郊 主题 艺术风格
  巴略霍是秘鲁诗人,由于政治激进,被捕下狱,后来流亡欧洲,饿死在巴黎。他的诗歌受到悲观主义影响,带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痕迹,具有极强的先锋色彩,以至于巴黎的先锋诗歌圈子都无法容纳他。他的诗歌在生前未被广泛接受,直到他去世以后,才逐渐被人发现。他创作的《黑色的使者》、《人类的诗篇》等作品,对诗歌形势与内容作出极大探索,对后来的诗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无独有偶,在一千余年之前,我国也存在孟郊这样一位与巴略霍辉映的诗人。他以及他的诗歌,同样在苦难中成长。孟郊一生经历过连续落第、仕途失意、穷困潦倒、连丧爱子等挫折,他的诗歌也表现出了瘦硬生涩的特点,表现自己的痛苦经历与社会的黑暗现实。孟郊险怪的诗风,对宋朝晚唐体产生影响,得到同光体等诗派的借鉴。在孟郊之后的数百年间,对他的评价极度两极分化。即使是严羽这样的诗歌评论大家,也批评孟郊诗歌令读者感到不欢。但在苦难的背后,巴略霍与孟郊的诗歌,却又有着共同的关怀,而且由于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这种关怀非常深刻。从遭受苦难的程度而言,几乎没有诗人可以比得上孟郊与巴略霍。而从在诗歌中书写苦难的艺术程度而言,孟郊和巴略霍更是中、西诗歌的顶峰。况且,二人表现出的苦寒凛冽的气质,也都相同。而这正是他们与其余作者的差异所在。
  但在具体的方面,二人的诗歌存在差别。孟郊的诗歌反应出了他的众多矛盾,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以及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而巴略霍在蒙受苦难的同时,更多地表达出自己对终极问题的思索及探求。诗歌的内容固然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在关怀问题上,主要取决于诗人本身。如陶渊明偏向终极关怀,杜甫、李商隐兼有现实关怀与历史关怀。孟郊与巴略霍的内容差异,同样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精神心理而非文化的。除此之外,在具体的诗歌技法上,二人也存在众多差别。这些差别既有文化差异的原因,又有个人艺术审美的不同。通过研究它们,既可以分析二人审美观念,也可以借此加深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
  一、巴略霍、孟郊其人之比较
  欲论其诗,先论其人。这个道理在比较巴略霍与孟郊时尤为正确,因为二者诗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恰恰是与他们生平经历有极大关系的。不论从他们生平或是作品上看,主题都显示为两大要素:苦难与关怀。长久陷身于苦难,却并不放弃自己的关怀,这是两位诗人最根本的闪光点。
  巴略霍受到的苦难,多数是由他自己选择的。一方面,早有论者指出巴列霍基于美洲主义,是个纯粹的怀旧者。①巴列霍的痛苦,有時源于自己精神上的叩问、反省,得不到安宁。他无法与自己的内心和解,保持平稳的心态。在《我要谈谈希望》中,他写道:“我不是以塞萨尔·巴列霍遭受这痛苦。……今天我只是痛苦。”可见巴列霍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外界的关系不大,却恰恰牵涉到他内心对回忆、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尽管巴略霍不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诗人,但他对当时国内情形同样感到有变革的必要。巴略霍经历过被捕入狱,之后流亡法国,开始了生命后半期贫困痛苦的生活。他在狱中写出了诗集《特里尔塞》的多数诗篇,描写在监狱中的拘束、恐惧,并对社会的情形进行了描绘,这些文字展现出他反抗现实后遭到压制的痛苦。譬如他写道:“可恶的分裂,神经的压抑,从它的四个角落,每日如何伸一伸戴着镣铐的肢体。”表现出在狱中的禁锢之苦。而诗末又写道:“我独自留在这里,只用右手,将双手顶替。”依然表现出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巴略霍诗选》中在这首诗的下方注释道:“据埃斯佩霍说,巴略霍出狱后,在朋友中朗诵了《特里尔塞》的几首诗;他几乎是哭着朗诵的这首诗。”②可见现实压制的痛苦,与自我理想同现实的冲击,带给了巴略霍极大的苦难。
  比起巴略霍的自觉意识,孟郊实际上是被动卷入苦难的。这苦难从他作为儒生,试图通过科举的形式谋生开始。举场失意可谓是他一生苦难的开端。在初次落第之后,他还不无自我安慰地作诗说:“离娄岂不明,子野岂不聪。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词,仰寄高天鸿。”将落第的缘由归结于考官的缺乏眼力。但第二次的落第,令他明确了事实,唯有依靠靠山,寻求门路,才能中举,否则才华再高,也是无用。《资治通鉴》记载了长庆元年的一次科举考试的舞弊实情:段文昌反映礼部录取的进士都是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而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也同意段文昌的这一看法。可见当时科举的黑暗面。孟郊和韩愈等名臣结交,终于在第三次科举考试中举。但等待了四年,才得到溧阳县尉的卑微官职,这与孟郊的抱负极不相称,况且孟郊的待遇并不算高,并且在官衙中与同僚的关系也不愉快。他在《溧阳秋霁》中说:“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体现了在等级制度下的不公正,以及诗人在压迫下的痛苦。孟郊经受到的苦难随着他的年龄逐渐增长。在他的晚年,他的孩子一个个相继逝去。从穷困到生离死别,孟郊的诗歌对苦难的反映越来越多。王建在《哭孟东野》中提到:“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表面上看,巴略霍与孟郊同时遭遇苦难,但却将苦难铸为诗篇,用关怀将苦难升华的诗人。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巴略霍的苦难,实际上是他自愿选择的,他的关怀,并不是因为他的苦难而发生,而是正因为他是个有关怀的人,所以才会自愿选择苦难。孟郊却不同。他内心渴望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走上仕途,并从这里得到富贵。但现实令他失败,而他从自己的不幸中见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惨酷,这种关怀,实际上是他在自己遭受不幸之后才体悟到的。二人在这方面的差别,正构成了二人诗歌最大的不同。   二、巴略霍、孟郊诗歌主题的比较
  1.二人诗歌与同代诗人诗歌主题的比较
  在巴略霍与孟郊的同时,存在许多的诗人。他们也都具有社会关怀的意识。但或许正由于他们在生命中都比较顺畅,很少遭受苦难,所以它们在社会关怀方面的作品,成就始终无法完全及得上巴略霍和孟郊。与巴略霍同时的南美诗人聂鲁达,同样创作过许多反映现实的诗歌。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过《西班牙在心中》等诗篇,强烈呼吁抵抗反法西斯战争。但由于他在当时即享有盛名,获得很高的待遇,他的诗篇常常是偏向于历史关怀乃至终极关怀。对于社会的关怀,由于缺少深切的感受而显得较少,与巴略霍的诗作相比,则不如巴略霍诗作来得深切。而中国一向讲究“诗教”,对诗歌的反映社会现实功能更为看重。在孟郊的同时,元白诗派提倡的“新乐府”运动,对反映现实的呼声甚至比孟郊还要响亮。然而他们始终是作官员,以第三者的角度来描写的。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所说,究竟还是对闲散情绪的一种抒发。而且,元白在晚年,不论是从实际生活还是艺术创作上,都违背了他们之前的口号。原先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但在晚年,他却在仕途一路顺风,此时的文学创作,用他自己的诗歌原话来说,是“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序洛诗》),内容完全是“饰之以山水风月”,同现实关系不大,更无从谈起反映社会苦难了。元稹更是当上了宰相,其诗歌也不再具备有反映民间疾苦的作用。③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较,更能够见出巴略霍与孟郊诗歌共有的珍贵品质:从自身的生命出发,表现一切社会上的现象,及纳入自身的关怀。他们的诗歌,可以说是由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但同时,在肯定他们这一点时,也应指出,他们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深刻,也是基于他们自身处境的影响。否则,或许巴略霍会成为聂鲁达这样的诗人,孟郊会成为早年白居易这样的诗人,但他们的诗歌却不会如此具有代入感,如此深刻了。
  2.二人诗歌主题的相互比较
  (1)二人诗歌主题的相似性
  巴略霍与孟郊的诗歌脱胎于苦难,也就理所当然地在主题上回归了对苦难的描写。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采用冷峻简洁的手法,而不惮使用多种描写方式,或是感官描写,或是比喻、夸张,用寥寥数语,勾勒出各种社会人生的苦难。
  巴略霍着重表现自己遭受的痛苦。如《给我的哥哥迷古──悼念他》中写道:“啊哥哥,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快出来啊,好吗?妈妈说不定在担心了。”煞有介事地呼唤已逝的哥哥,简洁的话语令人鼻酸。但在更多时候,巴略霍善于浓墨重彩地描写自己的苦难,有时体现出自己内心同社会的隔绝。如《判决》:“在我形而上的空中,有一个洞。没有人会察觉到……我出生的那一天,神正好生病。”而更多的时候,作者将这种苦难放大到一种命运,即一种他人也都会经历的痛苦,以小见大,层层深入。譬如他的名作《黑色使者》写道:“人生有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那打击好似上帝的仇恨所使……那血淋淋的打击是我们的面包,在烤箱炉口焦糊时发出的噼拍之声。”这种对于苦难的描写,并没有指定是在描写某一个人,但读者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巴略霍就是在描写读者本人。巴略霍在用語上,首句先是使用了一个省略号,以表达心绪的混乱迷茫,而道出“我不知道”,似乎这只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而言。但随即,他拣择了“上帝”这一广大的意象,表现了这种痛苦在世界上的无可逃脱。他又选择了“面包”这一日常食物,用“焦糊”这一触目惊心的形容词产生对立,且突出冠以“我们”这一物主代词,充分地表现出这种痛苦,是我们日日都会碰见的。这样的语句平实自然,毫无造作,却以最大的力量,展现出痛苦所在。
  而孟郊的诗歌正是与之辉映。严羽认为孟郊诗歌令读者感到不欢。这正是由于孟郊在诗歌中将对自己穷愁的抒发达到了一个极致的缘故。孟郊描写的痛苦种类有很多。在科举上失意,他写:“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仕途不顺,他写:“星星满衰鬓,耿耿入秋怀。”羁旅漂泊,途中得病,他写《路病》:“愁环在我肠,宛转终无端。”曲尽情感,写出了失意之情、穷愁之多,又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唯恐亲人担忧,强作欢颜的痛苦。而在贫病交加下,他写《卧病》:“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通过对于典型情景的捕捉,以及对敏锐感受进行夸张描写,生动体现贫困的痛苦。面对幼子的相继夭亡,他更是写下了家家传诵的《杏殇九首》:“儿生月不明,儿死月始光。”应当说,孟郊的诗歌,对于自己所蒙受的苦难,是极尽了描写的能事。古今中外很少有诗人对于苦难的描写,及得上孟郊这样多,这样浓墨重彩了。
  但在诗歌中表现苦难只是一个起步。如果诗人仅限于哀叹自己的苦难,那么他的诗作必然会显得单薄卑弱。即使是诗人刻意描画体现社会中的种种苦难,他也仍然可能像元白诗派的“新乐府运动”这样,偏重于突出种种现象,而忽略对自身感情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巴略霍与孟郊都共同达成了从体现苦难到萌发关怀的转变。
  在上文,已经引用并且略加分析过巴略霍的《黑色使者》一诗。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歌在体现出人遭受苦难的普遍性的同时,还突出表现了这种苦难的混沌性。作者一再重复的“……我不知道”,巧妙地运用一个标点符号与一个否定句,便达成了对于人生中潜在恐惧的描绘。作者并没有专门指出某些特定的苦难,因为苦难是无法一一穷举的。诗中运用抽象的苦难,反而增加了人生的不确定性,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这种关怀,并不是无本之木。作者正是根据种种社会关怀,最终总结出这一终极关怀的。譬如他吟唱劳动人民的苦难:“赶马的人啊,你汗流如注把路赶。梅诺库乔庄园。为了生活每日都有千种忧烦。”但其实巴略霍对于社会中的苦难,很少去描写那些人在肉体上遭遇到的苦难,而是常常通过描写心理世界的形式,来展现整个社会在精神上蒙受的痛苦,以体现社会关怀。譬如他的诗作《九只怪物》写道:“而不幸地,痛苦时时刻刻在这个世界滋长着,以每秒三十分钟的速度,一步一步地。”而《给一位共和军英雄的小祈祷文》中写:“他们带走了英雄,而他有血有肉而不幸的嘴巴进入我们的呼吸;我们汗流浃背,在我们肚脐的重担之下”他的诗歌普遍带有一种压力,这压力一方面是通过塑造一种迫近感来构成,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痛苦详尽生动的描写达到。   孟郊也在对于自己的嗟叹中,明白了社会中苦难的普遍性,将目光转向社会的种种现象,予以展示或者批驳。他指出:“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贤人。由于时故。”他认识到了社会关怀对于“文章”,即诗作的重要性。而在《读张碧集》中说:“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一方面,可以看出孟郊对于社会关怀的重视。另一方面,从他对“六义”、“国风”、“王泽”的留意可以看出,孟郊深受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熏陶。他对社会苦难的关怀,还不仅仅是基于自己的悲惨遭遇,同样也有心理上自觉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孟郊同巴略霍是一样的。如其《感怀》中写:“路傍谁家子,白首离故乡。”直写眼前之事。
  总的来说,巴略霍与孟郊的诗歌存在大量的共同点。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诗歌描绘苦难,并从中升华出关怀。详细地说来,他们的诗歌首先以浓重的笔调展现出他们切身受到的苦难,然后又由苦难出发,加以他们自身的道德理想主义,用诗歌表达他们的关怀。他们自身都长期处于贫病流离的苦难之中,但他们却又共同着眼于这世界。
  (2)二人诗歌主题的差异性
  巴略霍与孟郊诗歌主题在大方向具有共同性,但在详细的分析上,却仍然有差异。这种差异除去不同审美以外,明显还有着别的原因。
  就描写自己苦难而言,上文已经引用过巴略霍、孟郊相应的诗歌。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孟郊对自己的苦难极尽描写,以表达肉体的痛苦。她说由于在生理上感受到不适,而导致了精神的折磨。但巴略霍却并不一样,贫困的生活固然也对他造成了戕害,但他在诗歌中更加侧重于表述纯粹的精神痛苦。
  譬如,同是描写饥饿,孟郊《秋怀》写道:“瘦坐形欲折,腹饥心将崩。”明显地,孟郊花费笔墨极写饥饿之感,也可以见出他的精神痛苦,正是由于肉体痛苦引起的。而巴略霍在《饥饿者的刑轮》一诗中,同样描写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我发现到一个陌生的形体,我的衬衫褴褛而邋遢。我什么也没有了,真可怕哪。”巴略霍在这里突出的,则是自己蒙受苦难之后的空虚感:痛苦的自我遭到旁人的忽视,逐渐自己都淡出躯体,恍惚地审视自己,表现出一种彻底的迷茫。这与孟郊的肉体痛苦截然不同,巴略霍的精神痛苦,更不是由于肉体痛苦引起的。
  在关怀问题上,二人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在孟郊的诗作中,社会关怀占据了很大篇幅。而在巴略霍的诗作中,社会关怀的种种现象,在最终体现为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这是孟郊的诗作没有达到的。仔细分析二人诗作,孟郊的社会关怀,其实还是系于自身遭遇的。当他落第时,他便写《长安羁旅行》,痛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抨击科举考试:“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表面看来,孟郊确实是对所有落第举子都表现出了关切,并对科举考试的徇私舞弊进行了谴责。但当他自己登第之后,他马上写出了《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原先《长安羁旅行》中的“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顿时变成了“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的老调,也不见他重弹了。至于“潜歌归去来,事外风景真”,更加是无从说起。
  孟郊的诗歌时刻体现着这种矛盾,归根结底,他诗歌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不稳定的,时时与他的实际情况发生冲突。譬如他曾经抨击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这个说法,明显是参照班固《离骚序》的说法,出于儒家道德。但在他自己历经苦难之后,就转变态度,写道:“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他起先依从儒家,《夏日谒智远禅师》中言:“不得为弟子,名姓挂儒宫”,拒绝了佛家。但后来他又写:“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可见他的态度,从根本而言是根据自身情况而改变的。④
  而在巴略霍身上,社会关怀是基于他的社会责任感产生,长久不灭,且由此进入了对终极关怀的寻索。在社会关怀方面,他写作了许多诗歌,如《在一块岩石上停工》描写失业者,却又写道:“听到他,感到他,而且人道地在复数中,闪电怎样将自己无头的力量,钉在他的头上!”《今天一片木屑儿刺进了她……》同情苦闷的女性,却又包含玄思:“无限的辽阔限踪着她,保持着表面的距離,保持着广阔的联系。”总的来说,巴略霍的意志比孟郊稳定得多,他比起孟郊更加注重精神世界,在关怀方面,也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三、巴略霍、孟郊诗歌艺术之比较
  尽管巴略霍与孟郊诗歌的相同之处,主要是在于主题上对苦难及关怀的反映,且中西诗歌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从诗歌艺术上而言,二人仍然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诗歌的艺术风格,都同当时主流风格大不相同,可谓独树一帜。而且他们诗歌在造意上的奇崛冷峻、语言上的质朴平实,又都相似,为其主体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孟郊诗歌的奇崛,不在于刻意的做作,而在于对于事物的奇特感受。首先,他能够抓住事物的核心本质,加以扩大。如《归信吟》:“泪墨洒为书,将寄万里亲。书去魂亦去,兀然空一身。”作者从传统的思乡诗中,提炼出了思乡者的魂牵梦萦,便用足笔墨,加以描写,突出了寄信后急切的思乡之情。其次,他善于将看似平凡无奇的事件,同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联系到一起,从而获得新警的效果。如《出东门》:“道路如抽蚕,宛转羁肠繁”,将愁肠比作宛转的道路,就是见出了愁肠与道路共有的复杂特点。而其诗风的冷峻,则在于他多作苦语,善于将苦情表现得奇崛。上引二例,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又譬如其诗《冬日》:“短景仄飞过,午光不上头。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日愁疑在日,岁箭迸如雠。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首先抓住冬天白日短暂的特点,抒发衰老之感,以及年华易逝之痛。通过“仄飞过”、“迸如雠”、“虚自囚”等等悲凄惨痛的字词,表现出冷峻的感受。
  而巴略霍的奇崛冷峻,则在于他用语的斩截干脆。他用简短的语言,营造出了诡奇的意象,且毫不拖沓。譬如《蜘蛛》一诗:“那是一只蜘蛛,它正在颤抖,伏在一块石头的锋利的边缘;腹在一边,另一边是头。”首先选择了蜘蛛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象,随即点出它正处于险境:“伏在一块石头的锋利的边缘”,加剧了这种不适感。随后又补充一句,“腹在一边,另一边是头”,简短的话语,将整个画面感凸现出来。   在语言风格上而言,孟郊与巴略霍同时具有质朴的风格,这与他们造意的奇崛冷峻是统一的。仍以巴略霍的《蜘蛛》为例,全诗仅仅突出了“蜘蛛”这一个意象,其余都是作者对蜘蛛的所见所想。作者丢弃了繁复的意象塑造,简单地寻求了一个最直接的意象,以此为核心,辐射出许多活跃的思维。又如孟郊的《悼幼子》:“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風,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同样纯是议论手法,但哀痛之情灌注其中,不待纷繁意象的堆砌,便跃然自出。
  可见,孟郊与巴略霍在大体艺术风格上也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方面,则巴略霍较为简洁,而孟郊善于把握住事物的核心特征,进行无尽的发挥。
  三、总结
  巴略霍与孟郊,都是一生蒙受苦难的诗人。而他们的诗歌主题,则都植根于苦难,上升至关怀。所不同的是,巴略霍的苦难是他自己选择的,而诗歌中的关怀,也因此而更加坚定。孟郊被迫蒙受苦难,他诗歌中的关怀,属于“物不平则鸣”,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因为自己的悲惨境地才体现出关怀,比起巴略霍,他的关怀是不甚坚定的。从诗歌艺术风格上而言,二人都有造意奇崛冷峻、语言质朴平实的特点。但巴略霍较为简洁,而孟郊善于把握住事物的核心特征,进行无尽的发挥。
  注释:
  ①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商务印书馆,1987.
  ②巴略霍,著.赵振江,译.人类的诗篇——巴略霍诗选.作家出版社,2014.
  ③戴建业.孟郊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7.
  ④戴建业.孟郊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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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戴建业.孟郊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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