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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距离1894年的甲午战争正好120年。特别在中日关系的现形势下，纪念甲午战争有着特殊意义。文章试从大历史角度把甲午战争置于中国近百年历史中考察，阐明人民的信仰与国家力量的关系，进而阐明只有真正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关键词： 甲午战争 大历史 中国梦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先生提出的观点，把某一历史事件置于长远历史进程中考察，从而把握历史的脉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要前后左右读书。我们今天反思甲午战争，就要把120年前的一场惨败和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走过的路连接起来，甚至和当前我们国家的中心工作连接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失败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立足当下，把握长远。
一、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
甲午战争中国以惨败收场，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损失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外祸之总和。日本利用这笔巨额的赔款，大力推进工业化、军事化进程。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一是日俄战争，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对德国作战的名义，出兵中国胶东半岛，最终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诚如毛泽东的论断：“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1]
日本军国主义生命的完结，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历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正面较量，有着太多相似性。但是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战争结果截然相反。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前提就是找出失败的原因，特别在对比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追问：历史何以至此？
二、历史何以至此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军力、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要超过日本，武器装备方面大体上是日军优于中军，但是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数据没有为战争的结果提供任何可供预判的参考意义——中国陆海军全面溃败。
中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是在1894年9月15日，平壤之战，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清军3万重兵驻防鸭绿江防线，不到3天时间全线崩溃，战火烧到了中国国土。日本海陆并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搬运物资活动历时12天，清军竟坐视不问。
日军分3路进占金州。清军早已溃散，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10天后，日军进逼旅顺。日军前锋遭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被击退。然而，清军总办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后日军攻占旅顺口并血洗全城2万人，仅36人因需要掩埋尸体而得以幸存。
大敌当前，清军为何不战而退？
为了一举打败清王朝，明治天皇在1893年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战争爆发前，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就在此时，清政府正在为慈禧筹备60大寿。预计用银700万两，一艘定远舰的造价是625000两，老太后过个生日，北洋水师远东第一流的铁甲舰能买11艘，再造一个北洋舰队都没有问题。
平壤之战中，清军统帅魏汝贵的老婆给他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老爷春秋58岁了，咱家有钱有地，上战场千万别玩命，能跑就跑。”在日本，一位母亲对她即将参战的儿子说：“这一仗打完了，我希望在靖国神社看见你。”
中日两国普通士兵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决定了战争的结果。特别在清政府统治阶层腐败无能的大背景下，清朝政权离心离德、民心尽失。甲午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密切关注战争进展。
1894年12月，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朱利安拉尔夫撰写的《可怜的老中国》一文，回答了“历史何以至此”的疑问。朱利安写道：“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说，你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缺乏爱国热情、对国家没有责任感，没有团结一致的意愿，没有保家卫国、共御外辱的信念，这是甲午战争中国溃败的深层次原因。而信念的缺失来源于现代国家观念的缺位。
三、甲午战争与现代国家观念的蜕变
雷颐提出，国家观念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全社会认可的一套行为体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一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的“家天下”观念。另一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观念。甲午战争就是中国从传统的“家天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节点。
1.甲午战前：“家天下”全面崩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国家观念的核心。在传统中国，国家就是家的扩大，国家伦理就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的延续。“修齐治平”，也是传统士大夫穷尽一生的终极抱负。在这种国家观念当中，统治者的素质至关重要。《论语》说，乱世则隐，治世则史。而区分乱世与治世，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的是非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晚清外有列强侵扰，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忧外患面前，清政府无所作为。对外依然闭关锁国，不断在对外战争中失利，继而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内统治阶层贪腐严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社会秩序失衡，人民生活困顿，对皇权效忠的观念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甲午战前，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图强救国的探索。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纪略》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些探索的理论前提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甚至包括对西方议会制等社会改良的探索也是基于君主制大环境下进行的。距离从“家天下”转变到社会契约，还有最边缘、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2.甲午战争后：现代国家观念勃兴
近代中国，外敌入侵是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国家观念也不例外。甲午战争为中国国家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提供了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国家观念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梁启超说，“惊醒中国五千年大梦是甲午一役”。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开始集中研究日本，通过比较中日两国近代的不同进程，寻找中国何以落后的深层原因。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介绍新的国家观念，特别是日本的国家形态和和政体，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将现代权力观念引入中国，以现代权力观念划分君、国、民的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雷颐进而提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向来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小国’日本，给中国人莫大的心理刺激。日本君主立宪的制度，促使中国思想界在国家观念上跨出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一步。”[2]
3.抗日战争：现代国家观念的全面确立
马克斯·韦伯认为，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除了思想界主要代表人物的国家学说之外，世俗化的社会舆论始终是被忽视的部分。民众的国家观念，也就是现代国家观念泛化为社会共识，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国现代国家观念，驱动于抵御外辱的忧患意识，滥觞于甲午惨败，但是，包括国家观念在内的现代意识，始终停留在资产阶级中上层，没有真正走进芸芸众生的社会生活，这也是辛亥革命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民族存亡危机最深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现代国家观念才实现了在普通民众当中的启蒙。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3]和甲午战争相比，同样是敌强我弱，甚至是敌更强、我更弱的情况下，抗日战争向我们呈现了战争的另外一种走向。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作战， 1780万将士为国捐躯，歼敌130万人，这些饱含血泪艰辛的数字后面，是必须挽救民族危亡的强大信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正是在共御外辱的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下，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日寇的新的长城。
四、从容甲午祭，共筑中国梦
甲午战争过去120年了，中华民族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过14年抗日战争的拼搏，终于完成了现代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重塑，并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回望历史，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经历了从满目疮痍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飞跃，支撑我们实现这历史奇迹的重要一环，就是我们在国家观念上经历了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的蜕变。
甲午之败，中国根本上败于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落后的国家民族观念，败于基于此而形成的信念缺失。纪念甲午战争，就是基于我们对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思考，关照当下的国民信念。
实现中国梦是当前中国人民的共同信念。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在将近25分钟的讲话中，9次提及“中国梦”。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标志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愿望。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斗争。
甲午一役，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以血缘、家族和宗族为纽带的“家国天下”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国除了要接受战争的失败，以及战败之后的不平等条约之外，还要接受因为国家观念、民族信念和意识形态缺位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社会秩序失衡。之后的半个世纪，重塑国家和民族信念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完成。伴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平稳过渡，中国国家和民族观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过去两年来，由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单方面宣布“购岛”，中日关系出现剧烈动荡。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高层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更让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在中日关系的当下，反思中日关系的历史，特别是中日近代的几次战争，更不能局限在狭义的历史事件的比照，而是要站在大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段反思应该怎么做。
甲午之战，仅以战争本身来看，中国败了。但是从长时间来看，我们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间，赢得了加快向现代国家进化的脚步，并最终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甲午战争，我们就多了一份从容，就能客观地面对当年的错误和问题，也有助于理想地面对当前因中日关系引发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纪念甲午战争，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个体面临“为了谁”的追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梦不仅仅是浪漫的话语，而是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描绘未来社会发展蓝图、为个体安置价值追求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88.
[2]雷颐.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变迁与反传统思想源流[J].领导者，总第55期，2013（12）：5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M].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07.
关键词： 甲午战争 大历史 中国梦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先生提出的观点，把某一历史事件置于长远历史进程中考察，从而把握历史的脉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提出，要前后左右读书。我们今天反思甲午战争，就要把120年前的一场惨败和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走过的路连接起来，甚至和当前我们国家的中心工作连接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失败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立足当下，把握长远。
一、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
甲午战争中国以惨败收场，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损失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外祸之总和。日本利用这笔巨额的赔款，大力推进工业化、军事化进程。
甲午战争后，日本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一是日俄战争，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对德国作战的名义，出兵中国胶东半岛，最终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诚如毛泽东的论断：“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1]
日本军国主义生命的完结，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历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近代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正面较量，有着太多相似性。但是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战争结果截然相反。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前提就是找出失败的原因，特别在对比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追问：历史何以至此？
二、历史何以至此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军力、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要超过日本，武器装备方面大体上是日军优于中军，但是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数据没有为战争的结果提供任何可供预判的参考意义——中国陆海军全面溃败。
中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是在1894年9月15日，平壤之战，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清军3万重兵驻防鸭绿江防线，不到3天时间全线崩溃，战火烧到了中国国土。日本海陆并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搬运物资活动历时12天，清军竟坐视不问。
日军分3路进占金州。清军早已溃散，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10天后，日军进逼旅顺。日军前锋遭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被击退。然而，清军总办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后日军攻占旅顺口并血洗全城2万人，仅36人因需要掩埋尸体而得以幸存。
大敌当前，清军为何不战而退？
为了一举打败清王朝，明治天皇在1893年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战争爆发前，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就在此时，清政府正在为慈禧筹备60大寿。预计用银700万两，一艘定远舰的造价是625000两，老太后过个生日，北洋水师远东第一流的铁甲舰能买11艘，再造一个北洋舰队都没有问题。
平壤之战中，清军统帅魏汝贵的老婆给他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老爷春秋58岁了，咱家有钱有地，上战场千万别玩命，能跑就跑。”在日本，一位母亲对她即将参战的儿子说：“这一仗打完了，我希望在靖国神社看见你。”
中日两国普通士兵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决定了战争的结果。特别在清政府统治阶层腐败无能的大背景下，清朝政权离心离德、民心尽失。甲午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自己的在华利益，密切关注战争进展。
1894年12月，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朱利安拉尔夫撰写的《可怜的老中国》一文，回答了“历史何以至此”的疑问。朱利安写道：“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说，你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缺乏爱国热情、对国家没有责任感，没有团结一致的意愿，没有保家卫国、共御外辱的信念，这是甲午战争中国溃败的深层次原因。而信念的缺失来源于现代国家观念的缺位。
三、甲午战争与现代国家观念的蜕变
雷颐提出，国家观念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全社会认可的一套行为体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国家观念。一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基础上的“家天下”观念。另一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观念。甲午战争就是中国从传统的“家天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节点。
1.甲午战前：“家天下”全面崩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国家观念的核心。在传统中国，国家就是家的扩大，国家伦理就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的延续。“修齐治平”，也是传统士大夫穷尽一生的终极抱负。在这种国家观念当中，统治者的素质至关重要。《论语》说，乱世则隐，治世则史。而区分乱世与治世，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的是非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晚清外有列强侵扰，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忧外患面前，清政府无所作为。对外依然闭关锁国，不断在对外战争中失利，继而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内统治阶层贪腐严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社会秩序失衡，人民生活困顿，对皇权效忠的观念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甲午战前，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图强救国的探索。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纪略》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外面的世界。但是，这些探索的理论前提是中国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甚至包括对西方议会制等社会改良的探索也是基于君主制大环境下进行的。距离从“家天下”转变到社会契约，还有最边缘、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2.甲午战争后：现代国家观念勃兴
近代中国，外敌入侵是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国家观念也不例外。甲午战争为中国国家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提供了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国家观念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梁启超说，“惊醒中国五千年大梦是甲午一役”。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开始集中研究日本，通过比较中日两国近代的不同进程，寻找中国何以落后的深层原因。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介绍新的国家观念，特别是日本的国家形态和和政体，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将现代权力观念引入中国，以现代权力观念划分君、国、民的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雷颐进而提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向来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小国’日本，给中国人莫大的心理刺激。日本君主立宪的制度，促使中国思想界在国家观念上跨出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一步。”[2]
3.抗日战争：现代国家观念的全面确立
马克斯·韦伯认为，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除了思想界主要代表人物的国家学说之外，世俗化的社会舆论始终是被忽视的部分。民众的国家观念，也就是现代国家观念泛化为社会共识，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国现代国家观念，驱动于抵御外辱的忧患意识，滥觞于甲午惨败，但是，包括国家观念在内的现代意识，始终停留在资产阶级中上层，没有真正走进芸芸众生的社会生活，这也是辛亥革命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民族存亡危机最深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现代国家观念才实现了在普通民众当中的启蒙。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3]和甲午战争相比，同样是敌强我弱，甚至是敌更强、我更弱的情况下，抗日战争向我们呈现了战争的另外一种走向。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作战， 1780万将士为国捐躯，歼敌130万人，这些饱含血泪艰辛的数字后面，是必须挽救民族危亡的强大信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正是在共御外辱的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下，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抵御日寇的新的长城。
四、从容甲午祭，共筑中国梦
甲午战争过去120年了，中华民族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经过14年抗日战争的拼搏，终于完成了现代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重塑，并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回望历史，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经历了从满目疮痍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飞跃，支撑我们实现这历史奇迹的重要一环，就是我们在国家观念上经历了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的蜕变。
甲午之败，中国根本上败于落后的社会经济体制、落后的国家民族观念，败于基于此而形成的信念缺失。纪念甲午战争，就是基于我们对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思考，关照当下的国民信念。
实现中国梦是当前中国人民的共同信念。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在将近25分钟的讲话中，9次提及“中国梦”。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标志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愿望。几代中国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斗争。
甲午一役，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以血缘、家族和宗族为纽带的“家国天下”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国除了要接受战争的失败，以及战败之后的不平等条约之外，还要接受因为国家观念、民族信念和意识形态缺位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社会秩序失衡。之后的半个世纪，重塑国家和民族信念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完成。伴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平稳过渡，中国国家和民族观念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过去两年来，由于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单方面宣布“购岛”，中日关系出现剧烈动荡。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府高层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更让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在中日关系的当下，反思中日关系的历史，特别是中日近代的几次战争，更不能局限在狭义的历史事件的比照，而是要站在大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段反思应该怎么做。
甲午之战，仅以战争本身来看，中国败了。但是从长时间来看，我们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间，赢得了加快向现代国家进化的脚步，并最终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甲午战争，我们就多了一份从容，就能客观地面对当年的错误和问题，也有助于理想地面对当前因中日关系引发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纪念甲午战争，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个体面临“为了谁”的追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梦不仅仅是浪漫的话语，而是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描绘未来社会发展蓝图、为个体安置价值追求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88.
[2]雷颐.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变迁与反传统思想源流[J].领导者，总第55期，2013（12）：5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M].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