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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加入共产党，为革命舍生忘死，也曾两次参加国民党，一步步滑向战犯;最终致力国共合作，为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就是文强，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经历了十年“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人生，写满了离奇的故事。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父亲早年曾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文强与毛泽东的母亲有着亲戚关系。文强回忆：“毛泽东是老大，比我大14岁。毛家那时是很穷的，毛泽东到长沙经常去我们文家。”文强与毛泽东以表兄弟相稱，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是中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毛泽东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后来，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我们之间并无拘束。”少年时代，文强是在长沙的明德中学度过的。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由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艺术专科学校，成了徐特立的学生。
1925年夏，文强与毛泽覃一同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到广州后，文强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而毛泽覃没能被录取，于是去了他哥哥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也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文强与周恩寿成为同班同学，并通过他认识了周恩来。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举行婚礼时，文强还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在黄埔军校，文强是林彪的班长。入学不久，他和林彪因为枪支走火的事还打了一架，别扭了好长时间。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从南昌向赣南转移的途中，文强又与林彪见面了。当时文强是贺龙任军长的20军第3师特务连少校连长，林彪是上尉连长，同在起义军中，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48年9月，文强被蒋介石委任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淮海战场上，他意外地收到了林彪的一封密信，林彪劝他早日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文强没有听从林彪的忠告。淮海战役结束后，文强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此时的文强，同林彪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文强与孙中山也算有着不解之缘。其父文振之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文振之回国后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文强17岁时曾拜见过孙中山。
文强曾两次加入国民党，第一次是经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邵力子介绍，第二次是由黄埔军校教官张治中等人介绍。
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对文强有知遇之恩。1936年秋，在文强走投无路时戴笠接纳了他，并不断栽培，最后文强得以官至中将。
除与国共两党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外，文强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按文氏谱牒记载，文强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文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这一因素也促成了文强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性格。
1925年6月，文强在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艺术专科学校就读，夏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强还通过毛泽东，认识了共产党人何叔衡和谢觉哉。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身边的共产党人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5年8月中旬，在夏曦的建议下，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6年1月，文强由周恩来介绍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与林彪、周恩寿、陈林达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所以，文强一直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从此以后，文强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而文强的能力也逐渐被周恩来认可。有一次开会，周恩来给学生作报告。在作报告之前，周恩来问：“你们这些同学当中，有没有会速记的？”
文强一听，马上举起手来说：“报告长官，我学过。”
原来在长沙艺专读书时，文强真的学过速记，没想到这时却派上了用场。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文强说：“记录过。”
周恩来很高兴，就叫文强坐到主席台前面。
文强坐在主席台前，认真地开始了他的速记工作。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就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一大早，文强就把一摞整理好了的速记稿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一看连声说：“不错，不错，你整理得很好！”
从此以后，文强几乎成了周恩来的专职速记员，每逢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文强就给他当速记员。
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邵力子也非常欣赏文强，并介绍文强加入国民党。年轻的文强当时并没有想到加入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就一口应承下来了。于是，文强从此就成了一个有双重党籍的人。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这时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任何学员“不许跨党”。
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学员中，像文强那样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的学员很多，这时他们都在纷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文强经过一番考虑，最后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文强才19岁，这应该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次抉择。
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了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杨森任军长、朱德任军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文强紧急撤离，到武汉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 同年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3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部队被打散后，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的革命信念十分坚定，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信，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寻找。
1928年春，文强用母亲给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他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
文强最初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先后担任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副等职务。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1930年，文强留在四川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等职。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时，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秋，文强因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地方军阀刘湘的部队抓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软硬不吃，不久经地下党营救，逃出了监狱。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他被捕和出狱产生误解，给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到上海找周恩来申诉。
到上海后，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组织。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的党籍。至此，文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但从未出卖党、出卖同志。
黄埔军校学生、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这是文强在国民党的三大经历，也是三大本钱，在他走投无路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1年底，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为谋生计，文强初为小学老师，又先后任《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辦。文强从长沙逃到南京。生死关头，他又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命悬一线时，又一次出手相助，使文强转危为安，但这次却是将文强推上了邪道。
1936年8月，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军统负责人戴笠。文强黄埔军校四期的经历、北伐的经历和参加国民党的经历，使戴笠十分欣赏。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
文强任全国政协委员时的留影
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已经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人中有一个就是戴笠。后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文强从此加入了军统局，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由张治中等人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
后来，戴笠又委任文强为上海三级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
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后来，日军果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戴笠对文强刮目相看。
淞沪抗战后，戴笠在江浙一带成立“忠义救国军”，文强被委任为政训处主任，配合正规军作战。其间，他参与领导了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勘测，提出加强金山卫地区防卫的意见，但未引起国民党军重视，日军最后恰恰是在金山卫登陆，这是他第二次科学预见。
戴笠对文强更加器重，专门推荐文强给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派人劝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文强一生有过几次重返共产党的机会，他都错过了。在这之前有过一次机会：八一三事变爆发，一天文强在上海街头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在延安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在这之后还有一次机会：淮海战役中，黄埔军校的老同学林彪给他写信，劝他弃暗投明，再次被他拒绝了。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奉戴笠之命，利用上海租界作庇护所，与日伪特务组织暗斗。1941年秋，他又调任财政部缉私总署湖南缉私处处长。1942年2月，文强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戴笠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8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5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组织。文强先到西安同胡宗南取得联系，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4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后调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不久，他又出任中美特种训练班副主任。 1945年春，戴笠改组军统局驻西安机构，文强为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他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
同年秋，日本投降后，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主任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其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是年9月，文强接连收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被点名速到徐州出任“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
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等人被解放军俘虏，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后来先后被送往潍坊、济南战俘营改造。
在济南时，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文强的名字，专门派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前去看望过文强。文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件事：“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72号。”从此，文强就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1949年，公安部将原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接管过来，变成一所专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所监狱关押了许多国民党重要战犯，如杜聿明、黄维、王陵基、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李仙洲等人。文强也在其中。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毛泽东倡议下，对第一批战犯进行特赦。人们以为凭着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特殊关系，文强肯定首批获释，但他并未在这一批名单之中，只有杜聿明等10名战犯被释放出狱。
文强不服，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解放军7名武工队队员，杜聿明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而还有着共产党情结的文强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7个人给放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7名武工队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1959年12月，杜聿明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不服的理由還有他后来虽加入国民党军统，却从未出卖过共产党人，没有残杀过共产党人，两手从未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迹。
此后20多年，人民政府又分批特赦了几批战犯，而文强均未获得自由。他辗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地，度过了26年的时光。
对于未被特赦的原因，文强自己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监狱长说你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
被俘的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与黄维没写悔过书。文强要做“无愧”于文天祥的后人。共产党不徇私情，鉴于文强这种“抵制改造”“绝不悔改”的行为，他是不可能获得特赦的。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而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1974年，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战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和黄维等人终于获得了自由。
特赦之日，文强禁不住热泪长流。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百感交集，书成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噩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这首诗是文强对自己跌宕人生的真诚审视。
文强出狱时，周恩来已是膀胱癌晚期，他在病榻上接见了文强。师生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责怪文强为何不肯早写悔过书，文强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待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月薪200元。这在那个年代属于高工资。文史专员有20多人，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选组长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因此每次都当选。他乐呵呵地连当了15年小组长。
1983年5月8日，文强担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他情系祖国统一大业，多方奔走呼号，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广泛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百人合影，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当局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美国去会老友。
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还是老脾气，保留着文天祥后人的气节。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与国共两党特殊人物的关系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父亲早年曾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文强与毛泽东的母亲有着亲戚关系。文强回忆：“毛泽东是老大，比我大14岁。毛家那时是很穷的，毛泽东到长沙经常去我们文家。”文强与毛泽东以表兄弟相稱，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是中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毛泽东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后来，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我们之间并无拘束。”少年时代，文强是在长沙的明德中学度过的。中学毕业后，又考上了由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艺术专科学校，成了徐特立的学生。
1925年夏，文强与毛泽覃一同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到广州后，文强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而毛泽覃没能被录取，于是去了他哥哥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也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文强与周恩寿成为同班同学，并通过他认识了周恩来。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举行婚礼时，文强还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在黄埔军校，文强是林彪的班长。入学不久，他和林彪因为枪支走火的事还打了一架，别扭了好长时间。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从南昌向赣南转移的途中，文强又与林彪见面了。当时文强是贺龙任军长的20军第3师特务连少校连长，林彪是上尉连长，同在起义军中，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48年9月，文强被蒋介石委任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在淮海战场上，他意外地收到了林彪的一封密信，林彪劝他早日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文强没有听从林彪的忠告。淮海战役结束后，文强成了解放军的俘虏。此时的文强，同林彪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文强与孙中山也算有着不解之缘。其父文振之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还担任过蔡锷的秘书长。文振之回国后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孙中山的照片，于是文强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头，再向孙中山的照片鞠躬。文强17岁时曾拜见过孙中山。
文强曾两次加入国民党，第一次是经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邵力子介绍，第二次是由黄埔军校教官张治中等人介绍。
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对文强有知遇之恩。1936年秋，在文强走投无路时戴笠接纳了他，并不断栽培，最后文强得以官至中将。
除与国共两党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外，文强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按文氏谱牒记载，文强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文家的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背其祖上写的《正气歌》。这一因素也促成了文强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性格。
加入共产党后的经历
1925年6月，文强在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艺术专科学校就读，夏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强还通过毛泽东，认识了共产党人何叔衡和谢觉哉。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身边的共产党人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5年8月中旬，在夏曦的建议下，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6年1月，文强由周恩来介绍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共党员，当时与林彪、周恩寿、陈林达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所以，文强一直说他的入党介绍人为周恩来。
从此以后，文强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而文强的能力也逐渐被周恩来认可。有一次开会，周恩来给学生作报告。在作报告之前，周恩来问：“你们这些同学当中，有没有会速记的？”
文强一听，马上举起手来说：“报告长官，我学过。”
原来在长沙艺专读书时，文强真的学过速记，没想到这时却派上了用场。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文强说：“记录过。”
周恩来很高兴，就叫文强坐到主席台前面。
文强坐在主席台前，认真地开始了他的速记工作。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就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一大早，文强就把一摞整理好了的速记稿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一看连声说：“不错，不错，你整理得很好！”
从此以后，文强几乎成了周恩来的专职速记员，每逢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文强就给他当速记员。
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邵力子也非常欣赏文强，并介绍文强加入国民党。年轻的文强当时并没有想到加入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就一口应承下来了。于是，文强从此就成了一个有双重党籍的人。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这时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任何学员“不许跨党”。
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学员中，像文强那样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的学员很多，这时他们都在纷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文强经过一番考虑，最后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文强才19岁，这应该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关键的一次抉择。
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了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杨森任军长、朱德任军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文强紧急撤离，到武汉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 同年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20军第3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部队被打散后，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的革命信念十分坚定，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信，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寻找。
1928年春，文强用母亲给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他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
文强最初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先后担任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副等职务。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1930年，文强留在四川省委工作，先后担任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等职。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时，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31年秋，文强因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地方军阀刘湘的部队抓住，关押了一段时间。他软硬不吃，不久经地下党营救，逃出了监狱。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他被捕和出狱产生误解，给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到上海找周恩来申诉。
到上海后，因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组织。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的党籍。至此，文强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但从未出卖党、出卖同志。
成了军统特务
黄埔军校学生、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这是文强在国民党的三大经历，也是三大本钱，在他走投无路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1931年底，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为谋生计，文强初为小学老师，又先后任《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辦。文强从长沙逃到南京。生死关头，他又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命悬一线时，又一次出手相助，使文强转危为安，但这次却是将文强推上了邪道。
1936年8月，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军统负责人戴笠。文强黄埔军校四期的经历、北伐的经历和参加国民党的经历，使戴笠十分欣赏。文强回忆，当时戴笠对他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现在我们的校长（蒋介石）要复兴民族……”他以黄埔同学的名义，要文强恢复对校长蒋介石的信仰，并介绍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任职。
文强说他还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里，无法去政府任职。戴笠让他放心，说他会去办妥。后来戴笠牵头，由五个黄埔同学联名证明文强已经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这五个签名人中有一个就是戴笠。后由张治中签发命令，取消了对文强的通缉。文强从此加入了军统局，在警官学校担任教员，并由张治中等人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
后来，戴笠又委任文强为上海三级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
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后来，日军果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戴笠对文强刮目相看。
淞沪抗战后，戴笠在江浙一带成立“忠义救国军”，文强被委任为政训处主任，配合正规军作战。其间，他参与领导了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勘测，提出加强金山卫地区防卫的意见，但未引起国民党军重视，日军最后恰恰是在金山卫登陆，这是他第二次科学预见。
戴笠对文强更加器重，专门推荐文强给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派人劝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文强一生有过几次重返共产党的机会，他都错过了。在这之前有过一次机会：八一三事变爆发，一天文强在上海街头遇到了他的黄埔同学、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在延安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在这之后还有一次机会：淮海战役中，黄埔军校的老同学林彪给他写信，劝他弃暗投明，再次被他拒绝了。
文强虽然不愿回共产党，但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原则：与共产党为友，不与共产党为敌，大家一起抗日。
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奉戴笠之命，利用上海租界作庇护所，与日伪特务组织暗斗。1941年秋，他又调任财政部缉私总署湖南缉私处处长。1942年2月，文强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戴笠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8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5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组织。文强先到西安同胡宗南取得联系，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4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后调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不久，他又出任中美特种训练班副主任。 1945年春，戴笠改组军统局驻西安机构，文强为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他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
同年秋，日本投降后，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主任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其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是年9月，文强接连收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被点名速到徐州出任“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
26年战犯生涯
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等人被解放军俘虏，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后来先后被送往潍坊、济南战俘营改造。
在济南时，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文强的名字，专门派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前去看望过文强。文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件事：“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72号。”从此，文强就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1949年，公安部将原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接管过来，变成一所专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所监狱关押了许多国民党重要战犯，如杜聿明、黄维、王陵基、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廖耀湘、李仙洲等人。文强也在其中。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毛泽东倡议下，对第一批战犯进行特赦。人们以为凭着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特殊关系，文强肯定首批获释，但他并未在这一批名单之中，只有杜聿明等10名战犯被释放出狱。
文强不服，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解放军7名武工队队员，杜聿明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而还有着共产党情结的文强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7个人给放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7名武工队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7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7人的下落。1959年12月，杜聿明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不服的理由還有他后来虽加入国民党军统，却从未出卖过共产党人，没有残杀过共产党人，两手从未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迹。
此后20多年，人民政府又分批特赦了几批战犯，而文强均未获得自由。他辗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地，度过了26年的时光。
对于未被特赦的原因，文强自己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监狱长说你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
被俘的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文强与黄维没写悔过书。文强要做“无愧”于文天祥的后人。共产党不徇私情，鉴于文强这种“抵制改造”“绝不悔改”的行为，他是不可能获得特赦的。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而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1974年，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战犯。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和黄维等人终于获得了自由。
特赦之日，文强禁不住热泪长流。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百感交集，书成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噩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这首诗是文强对自己跌宕人生的真诚审视。
文强出狱时，周恩来已是膀胱癌晚期，他在病榻上接见了文强。师生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责怪文强为何不肯早写悔过书，文强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待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月薪200元。这在那个年代属于高工资。文史专员有20多人，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选组长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因此每次都当选。他乐呵呵地连当了15年小组长。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5月8日，文强担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他情系祖国统一大业，多方奔走呼号，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广泛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百人合影，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当局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美国去会老友。
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国的3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还是老脾气，保留着文天祥后人的气节。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